1975年之际，我的长女晓青和儿子晓丹虽然才二十出头，却都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所在地俗称北大荒）工作生活了七八年。那时候，我因工作在东北时间多，想顺便探望他们，亲眼看看儿女在那里的生活环境。“文革”初期，他们还未读完初中，尚未成年，一经动员便报名到北大荒支援边疆。当时还很幼稚，在兵团的生活中步入成年，他们的成长对我来说是个谜。
1966年“文革”起始，长女14岁，才上初中二年级。儿子不到13岁，“文革”第二年由小学转入中学。小女儿只有10岁，是北京试验二小的小学生。在他们学习基础知识的关键年龄，由于“文革”失去了正规学习的机会，各自经历了坎坷的十年。初二学生的晓青，“文革”初期就随高校学生活动，与三个年龄相仿的女生到外地串联，离家时她们只带了一张中学红卫兵开出的介绍信，既没有向父母要任何费用，也没有告诉家里具体行程。一去三个月之久，毫无音信，我们做父母的虽然担心却又无奈。孩子们归来后才知道，他们先后到过上海、杭州、广州、长沙、韶山、西安、延安等许多地方，她们坐车不需买车票，所到之处都由当地“革命组织”安排吃住，虽然身无分文却不担心温饱。在广州时，女儿因丢失了近视镜，到我弟弟家去过一次，因未见到叔叔，便向婶婶要了20元配眼镜，我们从我弟弟的信里得知她在广州的行踪，这是她外出期间我们得到有关她的唯一信息。
1967年，只15岁的她又被动员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支边，报名后被分配在兵团所属的一家拖拉机配件厂。工厂位于离佳木斯市100公里以西的福利屯。开始操作钻床，一个未成年的童工每天要重复向机床上下搬运90多斤重的拖拉机部件，以后造成腰肌劳损，经我妻子给工厂领导写信，才将她调任厂办小学作老师。晓青自学能力强，边教边学，学校分配她教过小学的音乐、语文、英语课，这让她得到适当自学的机会，1975年秋还送她到当地的一个师范学校进修英语。女儿回京探亲次数不多，到1975年她已经是有了8年工龄的23岁的女青年。
1966年“文革”开始之际，儿子晓丹才上小学毕业班，虽然升入初中，学校在“文革”中从未正式授课。儿子年少喜欢动手，既然无所事事，就经常为房管所施工队的师傅们当义工，帮助搬砖送瓦、打运泥浆，他做得认真干得实在，深受工人们喜爱，还发给他泥瓦工的全套工作服和劳保用品。儿子从少年时期显示了喜爱劳动的品质，他没有参与红卫兵骚扰社会和他人的活动，因此我们作父母的比较放心。1968年开始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他选择了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分配在兵团克山县的一个农业生产连队，连里的知青来自北京、上海、哈尔滨等大城市，他们既是农民又是民兵，干农活需要体力强，经常肩扛200斤重的粮食麻包装车，身体锻炼的比较健壮，但是没有文化学习的机会。到1975年时，晓丹22岁，但是已经在兵团度过了7年的宝贵时间。
1975年6月间，我到齐齐哈尔开会，离晓丹所在的克山县不远，于是抽出一天时间去看儿子。到克山县城以后，街头遇到的几位知青，看到我这个像是前往探亲的家长，主动问明后，立即热情帮助我找便车，将我送到了晓丹所在的连队。在连里，连长和城市青年们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带我参观了他们的生活环境。令我吃惊和遗憾的是，这些青年到此苦劳7年之久，至今大家挤在一条大炕上睡觉，连写字吃饭的小桌和个人衣物的专柜都没有，生活条件几近兵营，因为缺少农业机械，干的是体力活。他们如同是未成年就参军的孩子，但是没有明确的服役期，不知多少年后可以退役返乡，由地方政府安置工作。在如此渺茫无望的现实中，迫使每个人都开始考虑自己今后的命运。在和儿子及其好友谈天进餐时，他们都流露出回城另求发展的愿望，但是他们原来所在的城市户口已被注销，有些知青还同当地人结了婚，回迁是个人人谈论的大难题。那时候，当时城市居民的口粮、布匹凭票定量供应，没有所在城市的户口，就无法取得维持生活的基本粮食和衣物。除了理解与同情，我只能让他们耐心以待，以我之见安慰他们：政府不太可能制定出一个统一的知青返城政策，恐怕只能根据各自的情况与问题，批准一些有困难的知青回城，这要靠他们自己和家长一起想办法。但是没有权力和地位的家长们其实很难干预，所以自己的努力是关键。我在儿子的连队里逗留了仅仅几个小时，连里面派了一辆汽车让晓丹和几个朋友送我到附近的火车站，我就乘当晚火车回到齐齐哈尔市，这次探访使我意识到这些已成年的知青问题。当时社会上已经出现下乡知青通过病退、困退途径返城的事例，其后病退竟然成为大部分知青返城的普遍做法。
1975年8月间，我和一批造纸技术人员应邀去黑龙江佳木斯造纸厂参观访问。那时候该厂基本上摆脱了“文革”的无政府状态，以前受到批斗的干部们大多复职工作，生产管理处于正常。厂党委书记陶厚卿同志是我在造纸局的老同事，当他得知我女儿晓青在离佳木斯市仅100公里远的兵团农机厂工作，便安排我前去看望，并接她到佳木斯聚会。于是到佳木斯市的第二天，就乘纸厂专派的吉普车前往富锦县的福利屯探望女儿。晓青所在的兵团福利屯农机厂有一定的规模，到厂后，她陪我参观了她所住的女宿舍。她与另外两人同住，有单人卧床和衣物柜，她是教师还有办公备课用桌椅，比起在克山看到农业连队的生活条件好得多。工厂的厂长和政委会见了我，厂长对我亲切表示“如有关女儿的事宜需要工厂协办，请吩咐以便尽可能办理”。我感谢他们对女儿工作和生活上的照顾，只提出希望能让女儿随我去佳木斯造纸厂相聚几天，厂长欣然表示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我与晓青当天即乘吉普车返回佳木斯造纸厂，纸厂安排她住在工厂招待所的单人客房里，父辈友人们在和她交谈中，都认为她资质好，应该设法回京接受正规的高等教育，这当然也是我和女儿的心愿，只是需要探索回京的适当渠道。就这样，1975年里我探望了少小离家在外多年的两个儿女，亲眼见到他们在边远地区成长的环境，回京向化容讲述在兵团儿女处的见闻，我们不胜唏嘘感慨。
惊天动地的1976年
1976年北京发生了一连串重大事件，这一年里我一直投入在东北两个造纸厂的废液回收利用的研究工作，几次大事发生的时候都不在北京，但都留有较深刻的记忆。
周恩来总理逝世与群众清明吊唁
年初周恩来总理逝世，举国悲痛哀悼。在革命高调愈唱愈烈，多数干部人人自危的“文革”期间，周总理力撑国事大局，并只身竭力地保护了一些党内外知名人士的安全，临终前病魔缠身还在医院尽总理之责。他鞠躬尽瘁的瘦弱形象由哀乐伴随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时，牵动了举国上下对这位好总理的怀念与哀思。在人民大会堂，邓小平同志主持了相对简单的总理遗体告别仪式。我在东北从电视上看到告别仪式和灵车经由长安街向八宝山火化场缓缓行进的催人落泪的场景。十里长街两侧排满了自发为总理送别灵柩的肃穆群众，我虽未亲临其境，心中悲恸不已。
“文革”的磨难与精神压抑，使人民群众对这位好总理的逝去备感失落，哀思之情在4月6日的清明节里又一次迸发出来，自发吊唁祭奠的规模空前浩大。那时候，我仍在东北搞试研。从电视上看到了极为感人的吊唁活动场面，许多机关团体与企事业单位，抬着巨大的吊唁花篮、牌匾，在哀乐声中不断涌向以人民英雄纪念碑为中心的天安门广场，致哀的小白花在人们胸前和广场周边的树丛上闪动。但这似乎极大刺痛了最高当局。我回京后才知道，这场真挚自发的民众悼念活动竟然受到严酷的镇压，当时许多人在广场被殴被捕，各机关团体还奉命严查清明节到天安门悼念的组织者与参与人员，大家必须在小组讨论会上说明个人的清明活动情况，检举他人，对参与吊唁者进行批评责令检讨，人事部门必须将参与此项活动记入个人档案，似乎对这一吊唁活动深恶痛绝，实际上暴露了“四人帮”的虚弱与对群众的恐惧。我们这些清明时不在北京的人倒是免受牵连。当时才“出山”不久的邓小平因负责中央日常工作，被认为对此负有重责，他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只保留党籍。最高领导对悼念活动的如此反应与处理，让人民群众深感困惑。
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
发生于当年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伤亡极为惨重，灾害空前，整座城市毁于一旦。天津、北京微受波及，由于余震不断，据闻津京地区许多楼房居民不敢在楼内夜宿，而在空旷处搭起临时窝棚过夜，相当惊惧狼狈。这使我们在东北出差的一行人都盼望尽快回家探望。9月9日我离开扎兰屯返京，行程因为地震地区交通阻塞，所乘火车是绕过沈阳走赤峰、承德一线到北京。
旅途惊闻毛泽东主席辞世噩耗
我乘坐的返京列车在一个叫红石的小站停车时，车厢外一位农民模样的人在车厢门口对乘客们说“毛主席逝世了。”听到此话，车内乘客都为之震惊，但接着又由列车广播室播放哀乐证实这一消息，人们才敢相信它的真实性。邻近两个卧铺车厢内的旅客哀痛悲切，并表现出惶恐不安的情绪。发动“文革”的舵手在混乱局面还未了结时撒手离去，今后谁来掌舵？航向将是何方？未来大事关系每位国人的命运，毛泽东的逝世意味着什么？这是普通人所不敢揣测和预料的，焦虑惶惑确是当时中国普通群众，更是中央及地方各级领导共有的复杂心境。
“四人帮”的覆灭与文革终结
毛泽东主席去世后，中央开始发生一系列变动。先是华国锋受拥戴担任了国务院总理和中共中央主席，上层领导似乎都在忙于办理毛主席后事，表面一切平静，但人民对于政治斗争的发展前景充满不安，担心党内争权的后果可能导致内乱甚至内战。普通人虽然焦虑，还得坚持自己的分内工作。当时，唐山余震的影响已经消退，我决定赶回东北石岘造纸厂，进行我主持的流化床红液燃烧炉中试科研工作。试验准备工作进行顺利，对流化床燃烧炉的改装基本完成，对红液雾化喷枪的试用结果也比较满意，整体空运转试验的条件已经具备，如果没有其它问题，即可按计划投入红液喷燃试验。就在这个时候消息传来：华国锋主席在叶剑英、汪东兴等党内元老的支持下，一举逮捕了祸国殃民的王、张、江、姚“四人帮”。
这一政治举措，实际意味着十年“文革”浩劫告终。举国人心大快，震惊之余，人们奔走相庆，全国局势稳定，足见“四人帮”没有群众支持的基础，一旦失去绝对权威的庇护，他们便不堪一击，彻底覆灭。一位从北京回到石岘的干部说，消息在北京传出后，不少人纷纷烹制三公一母四只螃蟹作下酒菜，用吞下横行的螃蟹，表示对横行霸道了十年的王、张、江、姚这三男一女“四人帮”的愤恨，宣泄喜悦兴奋之情。事发时，我在地处山沟的石岘造纸厂，那里工厂围墙上贴出了“坚决拥护和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的大幅标语，宣示新的中央核心领导的形成，我感到国家从此有了正常发展的前景。年末回到北京，见家人和亲友如同摆脱了深重苦难般的高兴。此时，轻工业部固安干校领导已帮助将长女晓青的户籍与工作从黑龙江转到固安干校。女儿离北京近了，作父母的感到宽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