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我已进入62岁的老年，经轻工业部科研院副院长葛春霖和工程师马仁秋两位党员的介绍，我被中共科研院党组接纳入党。在这以前因为种种原因我没有成为一名党员，首先是家庭的影响。我父亲虽身为军人，却一直勉励我们兄弟学习工程技术，努力为国家多作实事。他认为政治复杂，我们兄弟的性格都不适合搞政治，要尽量避免参加政治活动。遵循父训，我们都在大学里选修了工程学科。我在西南联大学习化学工程，大弟贻俊在清华大学专土木工程，二弟贻骅在清华学机械工程，三弟耀煌在北大物理系学习无线电专业。在学生时代，我们都没有参加任何党派组织与活动，1949年以前，我在中学规定的课程中读过三民主义，却从未接触过马列主义。1949年天津解放前，我和秘密活动的中共党员合作共同开展护厂工作，在这些活动的接触中，对中共党员分析政治形势、处理问题和办事能力令我佩服。天津解放后，解放军入城秋毫无犯，接管工作进行得井然有序，接管人员都不以胜利者自居的风格，使我产生了对共产党人的由衷敬佩，于是开始阅读毛泽东著作，以及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些基本知识，初步认识到：作为社会的成员，我们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和不问政治。我对指导共产党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开始有求知的愿望。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不久，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到天津视察，他曾召原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各企业留在天津，并与中共地下党组织一起护厂的领导骨干（经理、厂长、总工程师等）见面，作了恳切的讲话。他特别提到：你们这些在座的人不仅能够与共产党长久合作，而且多数人会在不久的时间里成为共产党员。我和当时在座的其他人一样，备受刘少奇讲话的鼓舞。我们看到天津解放后的稳健政策与良好秩序，虽然还不怎么了解中国共产党和党对社会发展的崇高理念，但是已经感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是件光荣的事情。后来，我从天津调赴东北，在那里工作的五年里，我接触到许多优秀党员领导干部，其中有刘力子、董晨、胡凯、王大维、徐明等。无论他们的出身背景是什么，那种忘我为公的工作精神和善于团结依靠群众的作风和优良业绩，让我着实钦佩，因此萌生了向他们学习成为一名党员的心愿。据我所知，当时在天津一同聆听少奇副主席报告的人，几乎没有一个能在“文革”前入党。事实上，入党对我们来说并非容易，个人认识上的变化和条件只是一个方面，更关键的是党在各个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譬如党对知识分子是否属于劳动人民就是有不同看法的。1957年的反右运动，不少响应党的号召，热心提了意见的知识分子，竟被划为反党右派，党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疏远了，离心力大了。我能在62岁的高龄入党，我理解为是党对知识分子政策转变的一种体现，在邓小平大胆改革的劲风中，党和我达到了坚实的互信。我在64岁时担任了科研院党委委员，在我退休以后，党组织对离职退休党员的活动仍然注视关切。由于我退休以后，仍然退而不休，一直热情为造纸事业积极贡献余力，在全国奔忙，能老有所为，在2006年轻工老干部局党委的评优活动中，被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的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