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一位比我大十多岁的堂叔余希周在衡阳国家花纱布管理局工作，他关心我如何应付当时情况，特意约我见面商谈，了解我在当时情况下的安排打算。我原来的想法是随厂乘船溯湘江西去较偏僻地区另行选址恢复生产，就将此计划告诉他，希望听取他的意见。堂叔分析认为，日军在太平洋战事中处在失利的转折时期，他们动用了较大的兵力攻陷长沙，旨在打通粤汉铁路，为其东南亚侵略军准备一条运输补给和撤退时的陆上通道，估计此次衡阳难免沦陷，也危及粤汉铁路上所有的城市包括湖南临时省会耒阳，湖南情况将会相当混乱；企业迁移与再建经费，以致人员与设备安全都没有保障，因此，率厂由水路西迁的责任对我来说实属过重，而我既非正式负责的厂长，身体又虚弱，负此重任前途莫测。堂叔的建议是：及时辞职离厂，前往昆明。因为昆明多有老师同学，易于得到生活和工作上的帮助。加之，当时日军已无侵犯我国西南大后方的实力，昆明因此相对安定，是当时情况下可选上策。他并告我，他们的管理局已接到重庆总局的通知，将人员物资先迁往该局桂林办事处。必要时再转重庆，他负责指挥撤离，是该局最后离开衡阳的两名负责人之一，估计一周后即将经湘桂铁路去桂林。如果愿意，我可以随同他们二人先去他们桂林办事处小息，视情况再安排去昆明。我在认真考虑他的分析后，决定辞职离厂，迁厂的任务另由他人负责。匆忙中，我还将当时在衡阳治疗手骨骨折、缺人照料的弟弟余耀煌送回茶陵家中。
约一周后，当我与堂叔及他的另一同事携简单行装去湘桂铁路衡阳车站时，站内秩序相当混乱，避难民众极为拥挤，无需凭票进站，全凭力气拼挤，车厢顶上也挤满了人。正在无可奈何之际，巧遇在湘桂铁路局工作的另一位堂叔余景伊，他到此送路局一批同事乘一个由专人守护的路局人员专用车厢。他领我们上了这个车厢，勉强挤坐，得以顺利成行。抗战期间，我目睹战区人民为逃离战乱，避离日寇统治所受的颠沛流离之苦。在长途火车车顶之上冒险避难的人们，是甘冒极大危险也不愿受日军蹂躏的善良百姓。我虽身坐车内，时时担心车顶同胞们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