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继儒的小品《风俗》中云：“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史无胪载者，载之自应劭《风俗通》始。其后《荆楚岁时记》、《东京梦华录》，皆仿劭，而郡国志亦不废焉。吾松正德辛巳以来，日新月异，自俭入奢，即自盛入衰之兆也。吾友青莲子，有风俗二十四变，而未敢畅言之者，何曰，太上因之也。”短短几句话，既说明了在地广人多的中国，风俗随地区的不同而表现出多样化的风格，也说明对于风俗如实详细记载的困难，不过有一点很明确，即明正德以后，整个社会风俗自俭入奢，而在他看来，这也正是大明王朝开始走向衰落的象征。所谓相沿为风，相染成俗，所有一定时期中社会中所形成的习尚、礼节等都可以称之为风俗。张亮采的《中国风俗史》中讲到明代风俗时，共列举了仕宦骄横、才士傲诞、势豪虐民、官民交通、奸豪胥役与词讼、结社、风节、朋党、忠义、衣服、丧葬、淫祀与巫觋、奴婢、赌博、拳搏等项，这其中有些风俗没错，有些只是当时的社会现象（如仕宦骄横、才士傲诞、势豪虐民、官民交通、奸豪胥役与词讼、结社、朋党）或人的某些行为活动（如淫祀与巫觋、赌博、拳搏）。如果说能够体现社会审美风尚的风俗时尚则涉及不多。最能体现一个时代社会风情美或者说社会审美风尚的事物，主要包括人们对于人生中一些与日常生活相关的人生与生活大事诸如婚丧、育子、年节习尚与礼仪的审美习俗之中。晚明小品文通过对上述各方面生动细致描写，为我们展现了晚明社会一幅美丽的画卷。
所谓城市指的是人口集中、工商业发达、居民大多从事非农业职业的地区。显然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封建社会中（尤其是在封建社会前期），城镇是不发达的。但是到了明代，尤其是明中叶以后，伴随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集中进行商品交换的集市、镇子的基础上，城市开始兴旺发达起来，不仅原有的一些大的省、州、府、县所在地得到迅速发展，而且一些小的城镇也以其特有的手工业和商品形成一些小的商业中心，使明末出现了大小城镇林立，交通四通八达的景象。城镇的迅速繁荣，也意味着以城镇居民为主体的市民阶层，作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不仅在明代的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对明代的城市审美文化、文学艺术以及整个时代的审美风尚的演变产生重要的影响。
在明末不断繁荣的城市中，北京和南京两地是最为繁华热闹的，它们不仅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而且是沟通联络大江南北的重要枢纽。东北、华北、西北的各州县以北京为中心形成经济体系，而江南、西南等地则以南京为中心，形成南方的城市经济体系。两京之间由大运河南北相联，沿河一带也涌现出一批中小商业城市。南北两京作为国家首都和陪都，各方面受到政府的照顾和优待，成为巨商富贾云集的地方。张瀚在《松窗梦语·商贾记》中对北京当时的繁荣景象有如下描述：“京师负重山，面平陆，地饶黍、谷、驴、马、果、之利。然而四方财货骈集于五都之市，彼其车载肩负，列肆贸易者，匪仅田亩之获，布帛之需。其器具充栋，与珍玩盈箱，贵极昆玉、琼珠、滇金、越翠，凡山海宝藏，非中国所有。而远方与异域之人，不避间关险阻，而鳞次幅辏，发故畜聚为天下饶。”另外，万历初年的名画《皇都积胜图》也以生动形象的描绘，记录了明代北京城市的繁荣景象，车水马龙的交通，络绎不绝的人群，热闹兴隆的集市，栉次鳞比的摊棚，琳琅满目的各色商品，服、用、文、玩应有尽有。南京自宋代以来作为国都已逐渐发达，明代先为国都，后为陪都更是一直非常红火。作为南北交通的融汇地，这里名士云集，商贾不断，秦淮河畔，歌舞升平，大街小巷，欢声笑语。当时南京的店铺常打出“川广杂货”、“福广海味”、“南北果品”、“西北两口皮货发客”、“东西两洋货物齐全”的招牌，足见其昌盛程度。
除南北两京外，遍布全国的大中城市也都迅速地扩大发展起来，成为独具一格的手工业城镇中心。尤其是江南和东南沿海一带，得天独厚，水陆交通发达，气候宜人，适于各种农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生长养殖，在此基础上纺织、丝织、制瓷及其他各行各业生机勃勃地发展着，从而星罗棋布的大小城镇出现在江南的大地上。据郑晓《今言》统计，嘉靖时明代共有府城152个，州城240个，县城1134个，宣慰司城12个，宣抚司城11个，招讨安抚司城19个，长官司城177个，共计大小城市1745个。当时一些大中城镇诸如苏州、上海、湖州、嘉兴、宁波、扬州、徽州、芜湖、福州、泉州、漳州、广州、饶州、淮安、徐州、德州、开封、潞安、西安、成都、太原等地都是繁荣的商业城市，以它们为中心又形成一片卫星城镇，如上海附近就有松宅、泰耒桥、杜村、白鹤江、杨林、诸瞿巷、鹤坡、东沟、北蔡、闵行、高家行等11市和吴会、乌泥骉、下沙、新场、周浦、盘龙、青龙、唐行、赵屯、三林塘、八团等11镇。又如华亭有6市16镇、苏州府下辖6州县、其中吴县有1市6镇、长州县的5市4镇、昆山县有4市6镇、常熟县有9市5镇、吴江县有10市4镇、嘉定县有9市6镇。
由于当时正处在封建经济的转型时期，江南地区的城镇多由农业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所以城镇的主要功能和结构，也介于农、商转换之间，各种买卖场所包括收购农副产品的各类商行或供应农具和农家消费品的商行、以农副产品类主要原料的手工业作坊、为了方便商人饮食起居的酒肆、茶馆、歌楼，商人们除了在这里呼五喝六、饮茶赌博、赏歌听曲外，也会洽谈生意，从而城市中形成了与乡村迥然不同的生活习惯和风俗。袁中道的一则小品描绘了当时京城每至良辰佳节出城踏青游览的游人所组成的一幅城市兴旺发达的景象：“自玉泉山初日雾露之余，穿柳市花弄，田畴畦间，见峰峦回曲萦抱，万树浓黛，点缀山腰，飞阁危楼，腾红酣绿者，香山也。……至于良辰佳节，都人市女，连癿接轸，绮罗从风，香汗飘雨，繁华钜丽，亦一名胜。”而张岱的《西湖七月半》更把杭州鬼节时的热闹气氛刻画得淋漓尽致，它主要描写了五种人的举动与心态，从中可以看到当时杭州城弥漫着的一股奢华、香艳、快活、懒散的气氛：
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看七月半之人，以五类看之。其一，楼船萧鼓，峨冠盛筵，灯火优奚，声光相乱，名为看月而实不见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楼，名娃闺秀，携及童娈，笑啼杂之，环坐露台，左右盼望，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声歌，名妓闲僧，浅斟低唱，弱管轻丝，竹肉相发，亦在月下，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看之。其一，不舟不车，不衫不帻，酒醉饭饱，呼群三五，跻入人丛，昭庆、断桥，觟呼嘈杂，装假醉，唱无腔曲，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实无一看者，看之。其一，小船轻幌，净几暖炉，茶铛旋煮，素瓷静递，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树下，或逃嚣里湖，看月而人不见其看月之态，亦不作意看月者，看之。杭人游湖，已出西归，避月如仇。是夕好名，逐队争出。多犒门军酒钱，轿夫擎燎，列俟岸上。一入舟，速舟子急放断桥，赶入胜会。以故二鼓以前，人声鼓吹，如沸如撼，如魇如呓，如聋如哑，大船小船一齐凑岸，一无所见，止见篙击篙，舟触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少刻兴尽，官府席散，皂隶喝道去，轿夫叫船上人，怖以关门，灯笼火把如列星，一一簇拥而去。岸上人亦逐队赶门，渐稀渐薄，顷刻散尽矣。吾辈始舣舟近岸，断桥石磴始凉，席其上，呼客纵饮。此时，月如镜新磨，山复整妆，湖复頮面。向之浅斟低唱者出，匿影树下者亦出，吾辈往通声气，拉与同坐。韵友来，名妓至，杯箸安，竹肉发。月色苍凉，东方将白，客方散去。吾辈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拍人，清梦甚惬。
明代（尤其是晚明）的社会生活极其丰富多彩，大多数生活在城市的人，无论是官吏士人，还是平民百姓，他们既是这种生活的创造者，也是其享受者。因而尽管官吏士人在地位上优越于普通的市民百姓，但是从作为城市的一分子这个角度说，他们也是城市市民大军中的一员。五彩缤纷的城市生活对他们一样魅力无穷。而这支由各色人物组成的城市市民大军，过着与以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业生活完全不同的热闹喧嚣的城市生活。伴着清晨早市的各种叫卖声醒来，又在灯红酒绿、丝竹管弦的夜市中结束一天的生活。酒楼茶肆、勾栏瓦舍、花街柳巷、坊院池苑，处处有他们的身影，他们交易买卖、饮酒品茶、听曲观舞、赏景游玩、狎妓嫖娼、斗鸡赌博。对他们来说，这种城市生活繁杂中蕴含着滋味，忙乱中体现着情趣，追求中包孕着满足，失望中燃起新的希望，笑声中饱含着甜酸苦辣，不知不觉中送走岁月匆匆。虽然他们只是普通百姓，但城市却因他们的存在而日益繁荣。诸色杂卖、百戏伎艺、三教九流、阡陌市井，构成了城市生活的风景画，那热闹的场面、喧嚣的人群、婉转的音乐、飞舞的彩幡、斑斓的服饰、诱人的美食、紧张的关扑、优游的戏耍，一切都既不同于平淡、单调、纯朴、机械的农民生活，也不同于刻板、冷清、奢侈、放纵的皇亲贵族生活，也与以往风雅、尚超、闲散、清淡的文人士大夫的生活迥然相异。因而，它所表现出来的是另一种前所未有的审美文化风尚，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崇尚新奇、追求享乐的生活态度，它既存在于市民阶层中，也逐渐为士大夫阶层所接受。从而整个社会的风习与时尚，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而这种奢靡享乐之风又反过来对社会生活发生影响，从而愈演愈烈。以张岱的小品《西湖香市》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商业兴隆，百姓沉溺满足于城市生活的景象：
西湖香市，起于花朝，尽于端午。……至香市，则殿中边甬道上下、池左右、山门内外，有屋则摊，无屋则厂，厂外又棚，棚外又摊，节节寸寸。凡胭脂簪珥、牙尺剪刀，以至经典木鱼、﨧儿嬉具之类，无不集。此时春暖，桃柳明媚，鼓吹清和，岸无留船，寓无留客，肆无留酿。袁石公所谓“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已画出西湖三月。而此以香客杂来，光景又别。士女闲都，不胜其村妆野妇之乔；芳兰芗泽，不胜其合香芫荽之薰蒸；丝竹管弦，不胜其摇鼓縘笙之聒帐；鼎彝光怪，不胜其泥人竹马之行情；宋元名画，不胜其湖景佛图之纸贵；如逃如逐，如奔如追，撩扑不开，牵挽不住。数百十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拥于寺之前后左右者，凡四阅月方罢。恐大江以东，断无此二地矣。
城市的发达，风俗的日奢既为晚明小品文的写作提供了丰富崭新的内容，同时这些小品作品也成为记载那个时代社会审美趣味与风尚变化的活生生的材料。晚明许多小品文对当时社会风俗与审美风尚进行了描写，不难看出，晚明社会风俗最大的变化就是日益走向奢华。如明代学者顾起元在其《客座赘语》中对南京正德前后的风俗分而描述，在《正嘉以前醇厚》一篇中他描述了正德以前民风的纯朴：
有一长者曰：正、嘉以前，南都风尚最为醇厚。荐绅以文章政事、行谊气节为常，求田问舍之事少，而营声利、畜伎乐者，百不一二见之。逢掖以占哔帖括、授徒下帷为常，投贽干名之事少，而挟倡优、耽博弈、交关士大夫陈说是非者，百不一二见之。军民以营生务本、畏官长、守朴陋为常，后饰帝服之事少，而买官鬻爵、服舍亡等、几与士大夫抗衡者，百不一二见之。妇女以深居不露面、治酒浆工织为常，珠翠绮罗之事少，而拟饰倡妓、交结穐媪、出入施施无异男子者，百不一二见之。
而在《俗侈》一篇中他则描绘当时的南京说：“今则服舍违式，婚宴无节，白屋之家，侈僭无忌，是以用度日益华靡，物力日益耗蠹。且曩时人家尚多营殖之计，如每岁赴京贩酒米、贩纱缎、贩杂货者，必得厚息而归，今则往多折阅。殆是造化默有裁抑盈虚之理，故难偏论也。”此外在《风俗》一篇中，他更是细致地写出了南京城内随着地区不同、居民身份与生活水平不同而形成的多样化社会风尚：
南都一城之内，民生其间，风尚顿异。自大中桥而东，历正阳、朝阳二门，迤北至太平门，复折而南至玄津、百川二桥，大内百司庶府之所蟠亘也。其人文，客丰而主啬，达官健吏，日夜驰骛于其间，广篬其气，故其小人多尴尬而傲僻。自大中桥而西，繇淮清桥达于三山街、斗门桥以西，至三山门，又北自仓巷至冶城，转而东至内桥、中正街而止，京兆赤县之所弹压也，百货聚焉。其物力，客多而主少，市魁驵侩，千百嘈其中，故其小人多攫攘而浮竞。自东水关西达武定桥，转南门而西至饮虹、上浮二桥，复东折而江宁县、至三坊巷贡院，世胄宦族之所都居也。其人文之在主者多，其物力之在外者侈，游士豪客，竞千金裘马之风。而六院之油檀裙屐，浸淫染于闾阎，膏唇耀首，仿而效之，至武定桥之东西。嘻，甚矣！故其小人多嬉靡而淫惰。由笪桥而北，自冶城转北门桥、鼓楼以东，包成贤街而南，至西华门而止，是武弁中涓之所群萃，太学生徒之所州处也。其人文，主客颇相埒，而物力啬，可以娱乐耳目，膻慕之者，必徙而图南，非是则株守其处，故其小人多拘狃而劬瘠。北出鼓楼达三牌楼，络金川、仪凤、定淮三门而南，至石城，其地多旷土，其人文，主与客并少，物力之在外者啬，民什三而军什七，服食之供粝与疏者，倍蓰于梁肉纨绮，言貌朴豨，城南人常举以相啁哳，故其小人多悴﨨而蹇陋。
达官健吏、市魁驵侩、世胄宦族、游士豪客、武弁中涓、太学生徒等，尽管都生活于城市之中，但由于他们社会地位、经济实力的差异，因而生活也有一定差别，但是总的风气却仍然与正德以前不同。如果我们深入到他们衣食住行的细节中去，对当时社会的风气会有更多的把握。
《客座赘语》中引用王丹丘《建业风俗记》中的一段描写来说明其主张，从中也可以看到自正德、嘉靖时期开始，明代的社会风气在从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到婚丧嫁娶的风尚习俗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改变，这种变化的根本就是“正、嘉以前之庞厚，而伤后之渐以浇薄也”：
其事自冠婚丧祭，以迨饮食衣服，其人自乡士大夫秀才，以至于市井之猥贱，亡不有记。大较慕正、嘉以前之庞厚，而伤后之渐以浇薄也。姑举其数则：如云嘉靖初年，文人墨士，早不逮先辈，亦少涉猎，聚会之间，言辞彬彬可听。今或衣巾辈徒诵诗文，而言谈之际，无异村巷。又云嘉靖中年以前，犹循礼法，见尊长多执年幼礼。近年荡然，或与先辈抗衡，甚至有遇尊长乘骑不下者。又云嘉靖初年，市井极僻陋处，多有丰厚俊伟老者，不惟忠厚朴实，且礼貌言动可观。三四十年来虽通衢亦少见矣。又云嘉靖初，脚夫市口或十字路口数十群聚，阔边深网，青布衫，青布长手巾，趿鞋，人皆肥壮。人家有大事，一呼而至，至于行礼娶亲，俱有青布摺，其人皆有行止。今虽极繁富市口，不过三五黧瘦之人，衣衫蓝缕，无旧时景象。又云正德中，士大夫有号者十有四五，虽有号，然多呼字。嘉靖以来，束发时即有号。末年，奴仆、舆隶、俳优，无不有之。又云嘉靖十年以前，富厚之家，多谨礼法，居室不敢淫，饮食不敢过。后遂肆然无忌，服饰器用，宫室车马，僭拟不可言。又云正德以前，房屋矮小，庙堂多在后面，或有好事者，画以罗木皆朴素浑坚不淫。嘉靖末年，士大夫家不必言，至于百姓有三间客厅费千金者，金碧辉煌，高耸过倍，往往重檐兽脊如官衙然，园囿僭拟公侯。下至勾栏之中，亦多画屋矣。
这种言词上的从彬彬可听到无异村巷，对待长辈的从长幼有序到与先辈抗衡，忠厚相实之人、年轻力壮劳力的由多变少，从士大夫少有号到小孩、奴仆、舆隶、俳优无不有号，从居室不敢淫，饮食不敢过到服饰器用，宫室车马，僭拟不可言，乃至普通百姓也金碧辉煌，高耸过倍，不止说明了社会经济的发达给人们生活所带来的种种表现上的变化，能反映出这种富足的生活对人的心态、精神乃至道德观上的影响，追求享乐、竞相攀比还在其次，关键在于人心由此而浮动，欲望由此而扩张，礼法由此而破坏，禁令由此而名存实亡。万历《顺天府志》中真实地记载了崇奢之风所造成的社会与人情变化：“风会之趋也，人情之返也，始未尝不朴茂，而后渐以漓，其变犹江河，其流殆益甚矣。大都薄骨肉而重交游，厌老成而尚轻锐，以晏游为佳致，以饮博为本业。家无担石而饮食服御拟于巨室，囊若垂罄而典妻鬻子以佞佛进香，甚则遗骸未收，即树鏣叠鼓，崇朝云集，噫，何心哉。德化凌迟，民风不竞。”张岱的《秦淮河房》、《扬州清明》可以说是晚明城市生活那种奢靡、开放状况的真实写照，前者描述了南京秦淮河两岸的风流生活，尽管那里房价极贵，仍旧寓者无虚日，年轻女子衣团锦蔟，佩饰熏香，欢笑歌唱，令人目不暇接：
秦淮河河房，便寓、便交际、便淫冶，房值甚贵而寓之者无虚日。画船箫鼓，去去来来，周折其间。河房之外，家有露台，朱栏绮疏，竹帘纱幔。夏月浴罢，露台杂坐。两岸水楼中，茉莉风起动儿女香甚。女客团扇轻纨，缓鬓倾髻，软媚著人。年年端午，京城士女填溢，竞看灯船。好事者集小篷船百什艇，篷上挂羊角灯如联珠。船首尾相衔，有连至十余艇者。船如烛龙火蜃，屈曲连蜷，蟠委旋折，水火激射。舟中钹星铙，宴歌弦管，腾腾如沸。士女凭栏轰笑，声光凌乱，耳目不能自主。午夜，曲倦灯残，星星自散。
后者描绘了扬州清明时节的热闹场面，可以看出当时城市人生活的丰富多彩：
扬州清明日，城中男女毕出，家家展墓，虽家有数墓，日必展之。故轻车骏马，萧鼓画船，转折再三，不辞往复。监门小户亦携肴核纸钱，走至墓所，祭毕，则席地饮胙。自钞关、南门、古渡桥、天宁寺、平山堂一带，靓妆藻野，苭服缛川。随有货郎，路旁摆设骨董古玩并小儿器具。博徒持小杌坐空地，左右铺義衫半臂、纱裙汗、铜炉锡注、瓷瓯漆奁，及肩彘鲜鱼、秋梨福桔之属，呼朋引类，以钱掷地，谓之“跌成”，或六或八或十，谓之“六成”“八成”“十成”焉。百十其处，人环观之。是日，四方流寓及徽商西贾、曲中名妓，一切好事之徒，无不咸集。长塘丰草，走马放鹰；高阜平冈，斗鸡蹴鞠，茂林清樾，劈阮弹筝，浪子相扑，童稚纸鸢，老僧因果，瞽者说书，立者林林，蹲者蛰蛰。日暮霞生，车马纷沓。宦门淑秀，车幕尽开，婢媵倦归，山花斜插，臻臻簇簇，夺门而入。余所见者，惟西湖春，秦淮夏，虎丘秋，差足比拟。然彼皆团簇一块，如画家横披，此独鱼贯雁比，舒长且三十里焉，则画家之手卷矣。南宋张择端作《清明上河图》，追摹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而余目盱盱，能无梦想！
如此欢快热闹的景象不仅在经济发达的南方有，京城北京也同样如此，王思任的《游满井记》中描绘了其与朋友去满井看游人的情景，表现了时人郊游中的众生相：
京师渴处，得水便欢。安定门外五里有满井，初春，士女云集，于与吴友张度往观之。一亭函井，其规五尺，四洼而中满，故名。满之貌，泉突突起，如珠贯贯然，如蟹眼睁睁然，又如鱼沫吐吐然，藤蓊草翳资其湿。游人自中贵外贵以下，巾者帽者，担者负者，席草而坐者，引颈勾眉、履相错者。语言嘈杂，卖饮食者，邀呵“好火烧！”“好酒！”“好大饭！”“好果子！”贵有贵供，贱有贱鬻。势者近，弱者远，霍家奴驱逐态甚焰。有父子对酌，夫妇劝酬者，高髻云鬟，觅鞋寻珥者。又有醉詈泼怒，生事祸人，而厥夭陪乞者。传闻昔年有妇即此坐蓐，各老妪解襦以帷者，万目睽睽，一握为笑。而予所目击，则有软不压驴，厥夭扶掖而去者。又有脚子抽登复堕，仰天露丑者；更有喇唬恣横，强取人衣物，或狎人妻女，又有从旁不平，斗殴血流，折伤至死者。一国惑狂。予与张友买酌苇盖之下，看尽把戏乃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