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刚刚降临，我正在一所私立中学为约40名家长开讲座。这所声誉卓著的学校每年进入一流大学的学生数量始终保持极高的记录。讲座的题目是道德发展，而举行该讲座的原因之一是教师与家长都注意到学校过于注重学业成绩，却忽视了孩子生活中其他的重要方面。讲座开始15分钟后，一位家长举手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同意您的观点，孩子长大后成为好人确实非常重要，但在现实中，追求这个目标对孩子进入像哈佛这样的大学并无帮助。”另一位家长也开玩笑说：“您能否让哈佛改变一下申请条件，把做个好人也算上一条？”在座大多数家长都紧张地轻轻笑了。但有些家长似乎坐不住了——将孩子培养成好人究竟有多重要？这又是否有助于孩子被录取到名校？
近年来，我越来越常听到私立学校和学生家境较富裕的郊区学校中的学生狂热追求优异成绩，而家长也毫不留情地逼迫他们。我记录下的实例大致反映出一些家长谈论其他家长的典型方式：他们夸大他人的缺陷，以显示自己的养育方式更正确、孩子更出色。当然富裕的父母也容易成为受攻击的目标。他们似乎没有任何借口，也几乎没人为他们辩护。
我也发现这些学校中许多家长对自己孩子的成绩持有完全健康的态度——他们只是试图弄清决定孩子选择及将使他们茁壮成长的因素。我亦接触到许多心地善良、情感健康、基础扎实的孩子。在大众文化中，富家子弟总被视为道德低下、享有大笔信托基金、开着保时捷的瘾君子，正如人们总对贫穷的黑人及拉美裔的孩子抱有成见，认为他们参与抢劫、携带枪支、古怪愚蠢；这两种观点一样不着边际。
但事实是：如今许多父母仅仅狂热追求学业成绩。在公开讲座上家长毫不掩饰地发表如此评论，就有力说明了对优异成绩的关注在某些社区占有怎样的主导地位。
现在富裕社区以及许多中产阶级社区的家长，从孩子一出生就费尽心机启动这场成绩工程。旨在启动婴幼儿智力引擎的游戏和视频节目充斥市场，广告语则类似于“让游戏时间成为开发大脑的时间”，1/3的美国孩子看过《小小爱因斯坦》（Baby Einstein）这部录像。一些家长不仅在选择学前教育时变得像半个军人，而且还为学龄前子女寻找家庭老师。
但真正的疯狂显然始于大学录取工作即将开始时。最近《大西洋月刊》（AtlanticMonthly）的一篇文章指出，“数以百万计的家庭由于大学招生正处于神经崩溃的状态之中”，并且无数的孩子感到恐惧的是如果自己不能进入名校，正如一个长期担任大学入学顾问的专家所说的那样，他们的生活“就毁了”。
我们在私立学校进行的调查显示，约40%的学生认为“进入好大学”比“做个好人”更重要，而将近一半的学生说，在他们的父母看来更重要的是进入一所名校而非成为好人。当我将这些数据告诉这所私立学校的教职员工时，一些教师表示强烈抗议。他们认为这些数字过低：“孩子对你撒了谎。这里所有父母关心的都是让孩子进入好大学。”“表现优秀的压力正在上升。对善良的要求却在下降，一路下滑，”最近《纽约时报》（newYorRTimes）的文章宣称，“尤其是那种无法在大学申请表格上体现的善良。”父母对学业成绩的一再强调已经非常露骨，以至于出现了一类旨在嘲笑这些家长并表达强烈逆反心理的保险杠贴纸（bumPersTicker）及胸针，上面写着“我的孩子专门向你的优等生出售期末论文”、“我孩子比你的优等生强多了”和“我的孩子是林肯学院的差生”等等。
然而，虽然关注那些热衷于学习成绩的家长颇具吸引力，但还有一个更普遍的问题要微妙得多。这个问题不只是“他们”。如果我们够坦白的话，实际上我们也未能公正处理自己看待孩子成绩的紧张情绪。有些家长悄悄地根据孩子的成绩处理自己与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将优秀成绩视为养育的主要任务，即使并未以明确的方式表达出来。但这个目标可能让孩子感到痛苦，并威胁自我意识中某些品质的发展，而这些品质正是诚实待人、欣赏他人与关爱他人的基础。
更糟的是，关于取得优秀成绩的重要性，许多家长无意中传递给孩子的是双重信息——他们一边告诉孩子成绩并不重要，一边又以种种隐晦的方式暗示成绩确实极为关键。无数次在酒会上我曾听到一些父母说自己因为虚伪或对孩子隐瞒自己少年时的吸毒行为而备受折磨。但从没有哪位家长与我进行过这样的对话：如何实事求是地诚恳地与孩子讨论与学习成绩有关的话题——要知道，这可是一个影响因素更多、意义更重大的问题。
当然，并不是说家长应该停止激励孩子争取优异成绩。孩子完全有可能在争取成绩的同时，在生活中保持正直感和同情心。然而，我们要如何处理自己关于成绩的困惑，有时甚至还是非理性的感受？只有处理得当才能与孩子进行真诚积极的交谈。我们要如何才能让孩子理解成绩并非是衡量自我价值的首要方式，而只是生活这一更大背景中的一个主题而已？
情感与道德损害
“有些父母和孩子讲条件，”中学顾问丹·萧恩告诉我，“他们之间心照不宣——只要能取得好成绩，我不在乎你做些什么。你可以尽情参加派对，可以喝酒，可以在我出门时开派对。最后这些孩子都出现我的办公室里——他们都遇到了麻烦。”
“我见到萨拉时，”萨拉的治疗师告诉我，“她22岁，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她始终像一台表现机器。只要莎拉在某件事上表现不够出色，她的父母似乎就会担心其后果。但我想她从来就不知道自己想要些什么。她感到愤怒、空虚、漫无目标，却找不到原因。治疗工作进展缓慢，她渐渐学会重新开始，判断自己的目标与位置。她不得不重新建立起一个崭新的自我。”
苏尼亚·路德（SuniyaLuThar）和肖恩·莱特恩德雷斯（ShawnLaTendresse）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家，他们的最新研究引人注目且令人不安：尽管贫困儿童面临许多困难，但富裕家庭中青少年面临情感与道德问题的比例却与他们大致相同。可以肯定的是，贫富社区中问题产生的原因完全不同，后果也大相径庭。然而家境富裕的孩子更容易出现行为问题、犯罪，更容易出现吸毒（包括硬毒品）、焦虑和抑郁等现象——家住郊区富人区的女孩出现临床抑郁症状的比例比青少年的平均水平要高3倍。
对于这些问题并不存在单一的解释。富裕社区中一些孩子缺乏与父母的交流、邻里之间缺乏交往，以及家长的溺爱均可能是原因之一。如前所述，问题可能恶化的原因是许多富裕家庭担心别人的看法——这种担忧可能使他们隐瞒问题、回避所需要的帮助。和这些孩子相处的一些教师和其他专业人士也可能不太重视他们的问题，因此他们就无法得到足够的支持和理解。一位老师曾对我说：“我教过穷孩子，也教过富家子弟。可在学生家境富裕的学校中我常看到孩子情绪失控，在课堂上因为小事哭泣。我记得当时心想：‘你的生活能苦到哪儿去？’这样的行为似乎过于夸张。”
但这些研究人员认为，这些问题与成绩压力之间显然存在紧密联系。那些有着“高度完美目标的孩子，那些将未能取得成就视为个人失败的孩子”更容易陷入以上问题之中，因为这些孩子的父母过于强调成绩，对成绩的重视程度超过任何品行。
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应部分归咎于私立及郊区学校的成绩压力及残酷竞争。当然有些孩子习惯于激烈竞争的压力，还有些孩子确实需要外来压力才能完成富有挑战的学习任务。强烈反对成绩压力与竞争的文学作品不计其数，却往往无视其动机的复杂性与孩子在承受竞争压力方面所存在的巨大差异。然而在一些学校，这些压力显然已经失控。在一所私立学校所进行的调查中，许多孩子痛苦地描述心中的挣扎，他们也希望诚实、慷慨、关爱他人，而不是将他人仅仅看作是妨碍自己实现目标的障碍。“我的平均成绩较低，所以不得不向同学说谎隐瞒，要不他们会瞧不起我。”“学校中人人都追求好成绩，我简直受不了这种压力，脾气也变得很暴躁，我真蠢。”“孩子说他们在学校中更愿意帮助别人，而不是拼命学习，可实际上是在撒谎。”“在获得好成绩时，我就忍不住对周围人的成绩幸灾乐祸，而没想到要去理解他们。”
然而毫无疑问，成绩给孩子带来的最大压力源自父母，而且更重要的是，孩子对优异成绩的理解、对造成其重要性的原因的理解也源自他们。显然许多父母所传递的关于成绩的信息有损于孩子的道德成长。一些损害是显而易见的，例如父母直截了当地告诉或暗示孩子：优异成绩和进入好大学比成为一个好人更重要，或是告诉孩子只要能够获得好成绩，就可以尽情参加派对。一些父母对孩子期望极高，却未能为他们树立一个公正公平的基本意识。我们采访过纽约郊区一位初中生的家长，他在南美一个国家建立了一所职业学校，为的就是今后女儿可以在大学申请表上写上她曾在发展中国家办学。我还听说有的父母每年支付高达数千美元的学费，从五年级开始聘请家庭教师备考学术能力测试（SAT）。富裕社区中常有家长请精神病医生为孩子出具患有多动症的虚假证明，目的是让孩子在SAT考试中争得更多的考试时间。我认识的一位对孩子极为严格的家长说：“社会竞争的激烈超乎想象，我不能让孩子落于人后。”
但相比而言，有些家长往往以更隐蔽、未经权衡的方式狂热追求孩子的优异成绩，他们对孩子造成的伤害更为普遍。
我曾谈到孩子之所以能够欣赏关爱他人，能够坚持重要原则，是因为家长以身作则，而且了解并重视他们，包括他们与众不同之处。正是这种欣赏他人的能力使自我意识更加牢固，并帮助孩子走向成熟，能够区分自己与他人的需求、珍视不同于自己的思想与感受、形成并维护自己独立的观点。但如果家长像萨拉的父母一样，狭隘地关注孩子在学习上的表现，或简单地认为孩子的学业成绩比其他价值观念更为重要时，家长也许就无法了解并珍视孩子自己明白并引以自豪的一些品质，如一些家长暗中迫使孩子选择不感兴趣的课程或课外活动，原因是它们对进入好大学有所帮助，或者不断安排有助于提高成绩的活动，或者鼓励他们申请并不适合他们或难以有所建树的名校。这样即便一个孩子善于社交、为人忠诚、诚实诙谐、关爱他人、想象力丰富或精力充沛并具有其他种种优秀品质，但他或许永远也不会重视这些品质，也不会认为那些品质是构成自我意识的核心。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也可能只凭成绩来评价他人，并将他们视为竞争对手，或是自己取得成绩的障碍。孩子降低了对他人的意识，自我意识也随之降低。
一些孩子也开始明白父母的赞美及喜爱是基于自己所取得的优秀成绩，一旦成绩不好即意味着失去父母的关爱。“有的孩子感到痛苦仅仅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成绩不够优秀，”一位声誉极高的私立学校的教务处长告诉我，“他们的父母愿意为他们做一切事——为他们请心理医生、家庭教师、安排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但就是不说他们最想听到的话：‘不管成绩怎样，我都爱你。’”爱丽丝·米勒（AliceMiller）在经典著作《天才儿童的悲剧》（TheDramaofGiftedChildren）中描述了学业的压力，在压力下孩子学会小心隐藏自己的情感，因为他们认为父母无法容忍诸如焦虑、愤怒、悲哀等可能妨碍他们学业的情感。这些孩子识别自己或他人感情的能力较弱，他们更容易不信任自己的情感，长期感到自己贫乏并存在缺陷，苏尼亚·路德与肖恩·莱特恩德雷斯称之为“微薄的自我意识”。这使得孩子难以关爱他人，在同伴的轻率冲动面前很难不为所动。我发现，在学生大多来自中上阶层的学校中，教师与顾问关注的重点不是孩子善良与否，而是他们从不质疑、盲目顺从与急于取悦他人。当孩子由于认为自己的情感不受欢迎、为人不容而将它们隐藏起来时；当他们失败或只是因为没能成为超级明星而害怕无法得到父母认可时，正如第二章所述，羞耻感也可能成为自我的核心且无法摆脱。因为在莎拉这样孩子的心中学业的压力已根深蒂固，他们会发现自己不明原因地感到羞愧并对父母发火，最后他们又会因为这种羞愧与愤怒而深感羞愧。心理学家查尔斯·杜西（CharlesDucey）多年来担任哈佛大学一个咨询门诊的主任，他告诉我，他“常看到学生憎恶自己只是因为没能获得成功，因为某门课程成绩不够优异，而且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会对自己如此苛刻”。
欺骗自己
几年前，我和一位16岁的邻居吉姆·马丁有过一次交谈。他头脑冷静、老于世故，而我也一向很尊重他的父母。吉姆认为自己与父母间关系坦诚，但涉及他们对成绩的期望时则例外。“父母总说能否进入名校并不重要，他们更在乎我的学习，在乎的是我能够进入我喜欢的大学。可同时，他们又花钱报名让我参加SAT备考课程，支付高额的大学录取咨询费用。事实上父母根本不用告诉我其重要性，我已经感到沉重的压力，我必须上一所好大学。他们上的是名校，他们知道我所有表哥表姐们上的也是像斯坦福及普林斯顿这样的学校。他们可以告诉自己没有对我施加压力的唯一理由，就是我承受的压力已经够大了。”
在过去几年与几十名中学生、大学本科生及研究生的交谈中，我注意到学业压力对孩子的道德发展存在另一种威胁。很多年轻人绝非被动接受家长及教师关于学业的信息。实际上他们与吉姆一样，敏锐地注意到父母与其他成人关于学业的“谈论”，并且认为这些成人表现出各种双重行为和虚伪。从某方面看，对这些学业压力持批判态度的年轻人情况较好。他们显示的是“一种洞察力”，查尔斯·杜西指出，“这反映了较为成熟的自我意识。”然而这一意识也可能严重削弱他们对作为道德导师的父母与教师的信任。
在一些年轻人眼中，许多教师与学校行政人员的言行间存在明显差距。这些学生抱怨学校教职员工往往“口头上重视”性格培养，“但归根到底，他们真正关心的还是我们的成绩，”一位郊区学校的中学生如是说。在一所著名私立学校中我接触了好几位学生，他们的话不无道理：他们觉得校方只是口头上谈论性格培养，只有担心出事会引发诉讼时才会采取行动，如教育他们要对性负责或“往（我们）头脑中灌输酒后驾车的严重性”。
然而，我最常听到的是对家长各种虚伪行为的抱怨。一些年轻人认为父母在隐瞒自己的学业成绩对他们的重要性。另一位受访者告诉我，他上大学后就开始折磨自己的父母，故意表现出不在乎成绩，不让他们知道自己的成绩——“电话中我就是不提成绩，我要让他们开口问。”高中生艾莉尔·卡林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news＆WorldReport）的年度美国大学排行榜专刊中写道：“我妈妈喜欢看关于‘疯狂妈妈’荒谬行为的轶事——她将那些过于担心孩子能上哪所大学的母亲称之为‘疯狂妈妈’。她以此宽慰自己，认为自己不像那些女人那样可笑。”
像吉姆·马丁这样的年轻人，特别可以感觉到父母自欺欺人地以为自己没有喋喋不休地唠叨成绩，因为他们所生活的社区、大家庭或学校已取代他们扮演反复强调成绩的角色。还有的学生谈到父母双方传递的信息相互矛盾，或父母在强调和淡化学业重要性之间态度急剧转变，或父母“过于焦虑”并无意中“情绪外露”。还有一些学生从父母处获得的信息原本旨在消除压力，却根本没有达到目的。我们采访的一位家长非常认真地说，尽管她觉得孩子上名校对她来说很重要，但她丈夫的想法却完全不同。如果孩子能上斯沃思莫尔大学（一所竞争激烈的一流学校）他就很高兴了：“这所学校就不错，尽管不是常青藤院校。”
一些父母试图通过简单的道理来解决冲突。然而这些道理也可能使他们在孩子眼中显得虚伪。例如，作为父母我们可以说我们重视成绩，是因为希望孩子有更广泛的职业选择。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动机。我们许多人都希望孩子上重点高中或大学，从而更有机会成为医生、律师或企业领导人。我们知道，高收入高地位的工作能带来各种优势，这是孩子所无法理解的。
但如果年轻人被送进极其重视学业成绩的学校，他们或许会质疑他们得到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选择。一些年轻人并不认为自己有权选择自己未来的职业——无论是当个教师、林业工人、木匠还是消防员——这些可能更符合他们期望。“我告诉女儿得自己申请学校，因为我希望她像成人一样拥有选择权，”一位母亲说道，她来自取得卓越成就的家庭，周围的人也是如此，“女儿则问我，‘您允许我当个美容师吗？’”艾莉尔·卡林写道，她父母总是说她可以自由选择职业，“但我怀疑如果我断定自己的真正愿望是到秘鲁养羊驼，爸爸妈妈是否还会对此有兴趣。当然要是我提出参加一个收费高昂的课外专题研究小组，在秘鲁羊驼养殖场教授领导艺术，我父母报名的速度一定可以用‘疯狂’来形容。条件是只要能使我申请大学时的履历更漂亮些。”
我们的调查显示，有些父母落入了另一种可能削弱孩子信任的矛盾之中——他们说自己只是希望孩子“尽其所能”，希望他们“不辜负自己的潜力”，而同时又表示孩子的快乐对他们是最重要的。这些期望听起来颇合情理，但孩子终究会感觉到尽自己所能未必会使他们快乐——作为父母，我们并没有考虑到让孩子以他们觉得合适的速度来做自己喜欢的事。同样，如果父母不断激励孩子在某个他们确有天赋但未必喜欢的学术领域努力获得成就——无论是数学、科学或艺术——孩子会发觉自己的快乐并非是父母真正的目标。同样，许多孩子终究会意识到父母的言论与对他们的真正期望之间存在分歧。
但我并不是说作为父母我们应该因为虚伪而自责。学会如何跟孩子讨论成绩绝非易事，而显然许多父母内心确实在为自己所传递的矛盾信息挣扎着——我自己便是如此。在我询问家长们的所有问题中，如何与子女谈论优异成绩这个问题显然触到了他们的痛处，引发了一系列复杂隐蔽的情感。当我问一位父亲他是怎样和孩子讨论成绩的，他会意但不太自在地笑着答道：“你先说！”他的神态好像是我询问的是个有关他性生活或吸毒的问题。他补充说：“我都不知道自己对学业成绩持何态度，我怎么可能向孩子传递有益信息呢？”有的家长明白追求优异成绩与告诉孩子快乐最重要之间是相互矛盾的：“这快要让我精神分裂了。我常想到，如果孩子不能取得好成绩，那我的成就何在？我们生活的社区中人人都努力送孩子上名校，有时我觉得如果没能像别人那样督促孩子努力学习，我已经失败了，他们就可能上不了名校。但后来我又想，孩子很快乐，其他也就不重要了。谁知道这个世界将来会怎样。这对我和我丈夫来说是内心深处一个敏感的问题。”还有的家长很清楚自己的言论与感受并不一致：“有时我们告诉孩子我们只希望他们能上一所自己喜欢的大学，有时又告诉他们应该尽力争取一所好大学。”一些家长为自己造成的后果感到不安：“一天我意识到女儿为别人辩护时说的是他们‘很聪明’。不是说他们是好人，而是说他们很聪明，好像聪明是最重要的。我不得不问自己，作为父母，我们的哪些行为让孩子如此重视这一点，我们的社会到底怎么了？”还有一位家长说：“现在我女儿的偶像是《律政俏佳人》（Legally Blonde）中的艾丽·伍兹（Elle WOOds）——追求完美、冷酷无情。她一周工作7天，一天或许工作12～14小时。我倒希望她的生活能正常些。她竞争意识极强。她会说，‘我看着别人的个人资料，以判断自己是否比别人强，答案是肯定的，我心中知道自己一定会赢。’她赢得的是什么，我不知道。这太可怕了。”面对如何谈论学业成绩，一些家长也不知道诚实究竟是不是最好的策略：“我认为传递双重信息并没有好处，但始终说得明明白白也不对——告诉孩子进入好大学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这对他们有用吗？”
这种谈话之所以困难，一方面是因为家长们对学业成绩的态度源自相互矛盾的巨大文化力量。现时三四十岁的父母成长于一个以孩子为中心且重视心理健康的时代。一些家长非常清楚自己是如何被迫实践父母的成绩计划，并担心在自己孩子身上重复这一模式。许多人过于关注孩子的脆弱和自尊，担心给孩子施加太大的压力。然而同时他们又深感忧虑，他们的子女可能无法进入自己曾经就读过的大学，或无法享有同样的优势，或获得同样的成就与成功。正如社会学家亚莉·霍赫希尔德（ArlieHOchschild）所说：“家长急于让孩子继承自己在生活中的地位。在英才教育体制中，他们无法通过土地或金钱达到这一目标。这一目标是通过孩子的技能实现的。”这些就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的紧张情绪。
对待学业成绩的健康态度
能够促进孩子成绩提高的健康态度并非只有一种——家长们对学业成绩的看法因人而异，主要取决于他们对金钱、地位与个人成就所持的价值观。然而，一些中上阶层的父母显然需要放松一下自己的神经。有些成绩压力的形式不计后果且不合情理——甚至不可能实现它本期实现的目标。研究表明，承受来自家长巨大压力的孩子，表现并不强于其他孩子。而且大量证据表明，过分强调优异成绩将使成人变得脆弱，容易感到抑郁和焦虑。显然有的家长必须减轻追求学业成绩的压力，将兴趣转向并参与孩子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对于家境富裕的孩子来说，最糟糕的处境是既要承受学业成绩的压力又要忍受父母教养的疏忽——父母很少与孩子共处，并放弃了基本监督。这时极易衍生青少年犯罪行为。此外，家长同教师一样，必须非常了解自己的孩子，才知道何时应该淡化压力、何时应该增加压力。
在与孩子谈及学业成绩之类的话题时，许多家长必须更加警惕自己的言论中是否包含言外之意，不仅在于学校和生活的社区中传递的信息，也在于我们消磨时间的方式，在于我们对他人的钦佩和批评，以及令我们感到振奋与沮丧的事。例如，我一再听到有的家长大肆渲染只要孩子快乐，上哪所大学都无所谓，而同时又维护一个明显的事实——“一共有200所好大学，大家不该只注意顶尖的那几所”。但事实是越来越多的父母正努力将孩子塞进为数不多的一流名校。而孩子并未忽略这一虚伪行为。我不止一次目睹家长为孩子没能进入名校寻找借口时显然闷闷不乐，或告诉别人孩子就读名牌大学时喜形于色——而这一切都不可能逃脱孩子的眼睛。
那么，何为更加健康的态度呢？家长必须帮助孩子找到对他们有意义的东西——这与建立强大成熟的自我同等重要——这样他们就不会为了成绩本身或为了取悦父母而追求成绩。心理学家查尔斯·杜西指出，当实现目标的大学生明白什么对他们具有意义时，追求成就带来的痛苦通常就会消失。他说：“我们采访这些学生时发现，当他们找到他们酷爱的东西，对他们真正重要的东西时，他们往往就不再消沉了。”
如果成人能够并非刻意而是以轻松的方式倾听、表现出理解并分享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孩子或许便能确定自己的位置，明白什么对自己有意义。在孩子生活中充满为将来履历做准备的种种行动之前，我们需要展开这些谈话——这些对我们和孩子同样奇妙的谈话。有些家长或许应该坦率面对自己对这种谈话的畏惧。一所学生家境富裕的私立中学的家长坦白地说：“一些孩子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们已为他们安排好一切。尽管这儿的父母不肯承认，但我认为有些人是害怕帮助孩子弄清楚他们想要什么。他们希望孩子按部就班地实现自己的计划。”
为了帮助孩子了解什么对他们有意义，作为父母，我们也必须介入引导、追踪这一复杂的动态过程——引导孩子参与可能有意义的活动和体验，而后仔细观察他们的反应。我们也应该少问孩子在学校的表现，而应该多关心学校中让他们烦扰的事，让他们产生兴趣的事。为了给这些谈话做铺垫，我们可以少提自己工作中的成绩，而是多谈谈工作中吸引我们，让我们觉得有趣的地方。
同时，我们必须将优异成绩视为各种生活经历与可能性之一，许多形式的意义与满足之一，以及衡量自我价值的种种方式之一。这点尤为关键，因为许多孩子天生缺乏学习天赋或存在学习障碍，还有许多孩子无法像同伴一样取得定义中的优异成绩。培养孩子具有各种不同的意义感的一种方式，是父母有意寻找一些与学业成绩无关的满足感，且重视各种各样的生活经历。例如，有些父母与孩子一起参观大学时并不只是连珠炮似地向工作人员提出有关录取的问题。他们的问题涉及大学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学术机会、社区精神、结交不同朋友的可能性，而他们亦与孩子就这些方面进行深入详细的交谈。
诚实的反省
对许多父母而言，困难的是向孩子传递学业成绩不是生命这个大背景中唯一主题的信息，或是警惕避免向孩子传递有关学业成绩的许多令人不安的信号。这或许意味着家长应积极与自我意识中污秽的那部分相对抗，并与自己关于学业成绩的感受相妥协。无数家长从未想过自己父母对成就的观点影响了他们对孩子学业成绩的看法，也未考虑过那些驱使他们逼迫孩子追求学业成绩的种种荒谬力量。这些力量不仅包括担心孩子经济上比不上他人、希望孩子实现自己的梦想或弥补自己的缺憾，还包括许多无法摆脱的烦恼：质疑自身价值、认为孩子的学业成绩是为人父母成功与否的明证，敏感于社会地位及与其他家长之间的竞争状态，受困于在他们幼年时期就已不为人知地铭刻在心的那些观念，即好成绩是获得关爱的唯一手段——要知道，这些可悲的观念可能代代相传，其方式及后果确实值得以古希腊圣贤们的方式进行研究。还有些家长目光短浅，认为孩子的未来不可预测、难以确定，学业成绩则是树立明确方向及某种确定感的一种方式——优异成绩是焦虑海洋之中的一艘救生筏。作家艾丽萨·夸特（AlissaQuarT）指出，还有一些家长仅仅是恐惧孩子的平庸。“我丈夫认为儿子不是凡人，所以一再逼迫他，好让他有一天能成为这个世界的上帝，”一位芝加哥的母亲告诉我。最后，用一位家长的话说，有些家长不得不“感到悲伤”，因为孩子无法像他们一样或按照他们的标准取得成就：他们进不了名校，没有得到著名奖学金，无法从事充满激情的职业。
这种反思非常复杂，因为我们大有理由追求孩子的优异成绩——我们希望他们在经济上宽裕，获得至少一定程度的认可，成为有价值的社会成员。我们很容易找到借口向孩子施加追求学业成绩的压力，很容易说服自己是出于以上良好动机，从而掩饰那些毫无理性的动机。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会发觉内心深处的一些关于成绩的令人不安的情绪。如果孩子某次大考成绩不理想或未被著名私立学校录取让我们的自尊深受打击，如果我们与孩子的交流总是围绕学业成绩展开讨论，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在评估孩子的竞争力，如向孩子打听谁的成绩最好、或正在申请哪所学校、并一再确认他们最后去了哪所大学，如果我们在餐桌上抽出彩图识字卡，开口就说“我们正在申请”大学，或不停地向大学录取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提问而孩子却在一旁阴郁不语——但凡出现上述现象，我们就应该警觉起来。当孩子由于学业的压力显示出虚弱紧张迹象时我们也要警惕，这种紧张正在严重危害其童年。心理学家及作家温迪·摩格尔（WendyMOrgel）鼓励家长遵循一条20分钟法则——每天花费不超过20分钟的时间“考虑孩子的教育或担心您的孩子，就这么简单”。除非孩子正在遭遇重大的学业或情感问题，否则这是一条相当管用的法则。
最后，对于许多父母而言，明智的做法或许是不再拐弯抹角，而是采取更坦诚的方式与孩子谈论他们对于学业成绩的感受。我并不是在这里建议大家必须总是告诉孩子真相——没有必要让孩子听到我们有关学业成绩的种种瞬间神经质的欲望、冲突和荒谬的感受。有的家长会问：“告诉孩子他进入好大学对我非常重要，这对他有否帮助？”这并非是个愚蠢的问题。但是很难找到一个充分的理由来解释我们为什么要向十几岁的孩子隐瞒自己对于学业成绩的强烈感受。无数家长可能都没有想到如果他们不再摇摆不定、编造或流露出包括无理性的情绪在内的那些观点，孩子将会如释重负——这对减轻孩子的羞耻感，促使他们走向成熟，这对赢得他们的尊重和信任大有益处。
如果父母因为孩子没能进入名校而感到苦恼，他们可以在孩子更成熟的时候，坦率地告诉孩子他们知道这并不重要，无论上的是哪所大学都只是生活中的一个插曲，父母的失望是父母的问题，是他们自己需要解决的问题。家长也可以谈谈小时候自己父母对待成绩的积极或消极的方式。这不仅有助于孩子更加理解与信任父母，而且还可以帮助他们觉察有关学业压力的非理性方式，减轻压力带来的羞耻与愤怒。除此之外，这还有助于孩子判断自己是否希望有别于父母。
很难知道究竟是什么将扭转学业压力这一潮流。它具有传染性，蔓延速度越来越快——家长之间相互攀比、愈演愈烈。这是一个共同的问题，需要大家一起来解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公共健康问题，尤其鉴于它在富裕社区所产生的普遍且严重的道德及情感问题。桑德拉·青蕙（SandraTsing LOh）表示，或许很快就有这么一天，大学生自己就会反抗这一压力：“这个时代所渴求的文化宣言很可能是孩子们高高兴兴地烧毁了《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的大学排名榜。”
但是如果我们成人率先采取认真的行动岂不更好？显然高校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发挥作用：更有力地支持学生性格中的许多品质，并更重视这些品质对录取工作的影响。尽管有些大学确实考虑了品质的因素，但最近我与儿子参观大学时却发现，大多数招生人员并没有提到他们对学生个人素质的要求。当我问他们希望招收什么样的学生时，一个招生人员只是说：“要招将使这所大学名声远播的学生。”另一所大学的招生人员回答道：“要招将在某一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的学生。”太多大学正在迎合家长的神经质欲望与需求，这是一种危险的现象。
这意味着作为父母，我们显然责任重大。作为父母，我们已经极其成功地让孩子接受了我们的成就观。这是对家长力量的可怕的赞美。但这真的是我们希望发挥力量的首要方式吗？如果我们确实关心孩子的快乐和道德品行——而几乎所有父母都声称对这些方面的关心胜过一切——那么我们必须看到自己已经陷入了一种狂热。我们可以等待孩子来结束这场瘟疫，或者，我们可以为自己寻医问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