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语言，同样让我难堪的是知识面。很多在其他国家属中学生水平的常识，比如以色列问题、巴尔干问题、印巴问题，我都知之甚少。原来总以为自己缺的是“理论”，现在才意识到，我的基本知识信息的匮乏不比理论薄弱的问题更轻。这使我深刻体会到专业学术研究和公共信息传播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虽然成长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但是在成长过程中，国内媒体对国际新闻的报道依然极其有限，分析和评论基本不存在。媒体对国内的报道也是日复一日，用同样的话语，信息量小，更谈不上分析性或者批判性了。我是到了英国之后，挣扎着看点报纸和电视，才第一次体会到实证信息的力量，体会到，调查、分析、辩论、反思不是为学术而学术的工具，而是民主社会里大众的自然要求。我反复感概，在这要的社会条件下，学者们自然要刻苦工作，系统搜集数据，发展严密的逻辑，以和别人的观点竞争，面对公众的拷问、经受历史的检验。
社会科学的学术水平归根到底要靠社会环境来推进。近10年来，中国社会科学界有重要的发展，选题越来越真实，分析越来越深入，这一变化很大程度上由中国整体思想环境的变化而推动的。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所谓“左－右”的争辩，以及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媒体平台，给社会科学界带来了新生机。
我语言不行，知识有限，可又偏偏给自己加压，要掌握人类学的理论“真谛”。这个压力直接来源于当时国内社会科学界的理论焦虑。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思考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如何理解“文化大革命”、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二，如何重建国民经济和社会规范？
对前一个问题的探讨多半集中在哲学和意识形态领域，通常是宏大余事，高度抽象。而后一个问题则要直接干预政策的设计，要做方案，出规划，其中最活跃的通常是有理工科背景的学者（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计划生育政策）。这两者在实践中完全可以并存而不矛盾，很多活跃在1980年代的知识精英，就在二者之间来回穿梭，产生巨大影响。
但是居于哲学思辩和政策设计之间、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专业社会科学研究处在边缘地位。到我进大学的时候（1990年代初），情况开始有明显的变化。一方面，国家在1980年代末之后加强了对意识形态争论的控制，知识分子在经历了巨大的风波之后，也对意识形态和政治哲学争论推动兴趣。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成为技术官僚的道路一度受阻，自觉不自觉地边缘化。在这种情况下，学院工作者视专业化的实证学术研究为其主流活动，专业上的自主性成为主要的追求。当建构自主话语的时候，我们猛然发现可资利用的理论资源相当有限。
比如，对一个事实现象应该怎样在概念上界定，在方法上从哪里开始，我们几乎没有什么积累。于是导致了对西方理论的深切渴望，和对自己不足的募大焦虑。“海归”学者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学生的额外尊敬。“你用的是谁的理论？”成为了一个甚至在闲谈中都不可回避的问题；说不出一些大人物的名字，将会是一种尴尬。大量的西方理论著作被翻译成中文－－不少翻译生吞活剥，无法卒读。（比如，我发现一个令人吃惊又叫人捧腹的例子是，哈贝马斯一本书中的“后现代主义”被译成了“邮政现代主义”！）但是对于像我这样的年轻学生，对理论和貌似理论的说法似懂非懂，反而更觉得神秘莫测，妙不可言。因此，到牛津读博士在当时也不算是件小事，我自己、以及我的朋友们把它看成是孙悟空去西天取经－－要去寻求人类学的“真经”。
牛津在表面上满足了我的理论饥渴。当时的西方人类学正流行所谓“流散国外”（diaspora）的说法。“流散国外”宣称要重新思考民族国家、文化、历史、认同等等。它把人类学从1980后期开始的文学化或者文本化趋势推向极端，用相当复杂的语言层层缠绕，无穷辩证。我事后体会到，这些研究经常没有什么关怀或者问题。它们要说的是一种状况，一种情况，和这个情况景下的个人体验。它拒绝清晰的定义，拒绝严密的推理，强调一切真义都蕴藏于文本的叙述之间，要靠读者自己去领悟。我去那些研讨会或讲座，只能听懂其中三分之一的句子，但是这并没有使我对这个范式作重新的思考，反而让我变得更为焦虑。
博士生到了牛津之后不久，就要决定论文选题。我要做非中国研究的心不死。当时我对印度和澳大利亚所知甚少，甚至毫无兴趣。我本来想做东南亚，但是担心部分东南亚国家在历史上受中国影响比较深，现在又有大量华人在，怕别人认为我去外国找中国的影子。我也因此觉得，东南亚和我的背景差别不够大，不能达到我想象的要直面不同、文化震撼、大彻大悟的效果。
同时我也想过非洲。非洲是英国社会人类学、甚至是全世界的社会人类学最重要的是研究基地，产生了一系列基本的人类学理论。非洲对我来说也很神秘，因此很“正宗”。但是考虑到我学英文已经困难到这个地步，再学第三种语言并不现实。最后在综合考虑下，我选择了印度。对语言的考虑也促使我将“技术移民”确定为目标群体，因为那样我可以完全用英文采访。而我选择悉尼作为移民城市的案例代表，则是因为我听说那儿的生活费用要低于绝大多数印度移民聚居的城市。而且从直觉上判断，我认为研究澳大利亚应该比已经引起广泛兴趣的美国更有趣。
尽管基于这些现实的考虑而选择了这个题目，但是在申请晋升为博士候选人的时候，我不得不装作自己有深厚的理论储备。根据牛津的体制，我们第一年的学生叫做“试用研究生”，一年以后要交一篇“厚实论文”（a substantial piece of work），详细论述自己的研究计划，经过答辩，以晋升为正式博士候选人，在此之后才可以开始实地调查。我花了一整年的时间来疯狂阅读（或者更准备地说是用眼睛来扫描书籍）和抄录短语，在西方后现代人类学的文字轰炸之下作无力挣扎（不是要抵抗，而是要进入而不能），发挥我所有的想象力编撰了“厚实论文”。
该报告称，我的研究要描述“流散于国外的空间”（diasporicspaces），具体针对在悉尼的两个印度移民群体：医师和ＩＴ专业人士，比较他们在家庭和工作场所中体验到的“流散经历和感受”，要对这个多维度、多层次、分裂而又整合、随时变动而又历史悠久、既是想象的又是实体的空间举行解构又重构……这完全是我似懂非懂照猫画虎。
我相信我的长篇报告在牛津大学人类学学院－－世界上最古老的人类学系－－的百年历史留了一笔。在答辩过程中，一位主考官两次忍不住脱口而出outrageous（“怒不可遏”或者“气死人了”）。气过之后，两位主考官还是咬咬牙让我过。主考官们的答辩报告指出，我本来没有资格成为博士候选人，“但是经过思考之后，我们认为让这个学生重写报告也不会有什么益处。因此我们决定让他先去澳大利亚调查试试看”。系办公室看了这个报告不免惊慌，和我联系要谈话，幸亏我当时已经到了澳大利亚。我说“幸亏”，是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只能越谈越糟。如果两位主考官真要我重写“厚实”，我确实可能崩溃。
阴云低垂，这是那一年牛津留给我的所有记忆。在那年，我申请了几项补助金来支持实地调查，结果全军覆没。我不得不用牛津的奖学金来支持实地调查，同时学习上世纪的拓殖者，积极开发多种生存策略，以最低资金投入获取最大身体能量。我发现煮玉米是相当不错的食物－－便宜、便于携带、真饿的时候也会觉得滋味不错，澳大利亚的清水玉米，应该记得我探索、寻找新世界的艰难第一步。
雪上加霜的是，2000年7月的一个下午，存有我所有资料的笔记本电脑在澳大利亚被偷走。我只能安慰自己说这个贼还算仁慈，要是他光顾我再晚一点，损失将更大，我恐怕无从回忆、重录访谈的诸多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