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宁打来电话，嘱我为他将出的这本小说集写些什么，我很高兴地答应了。
我和震宁，算得上是忘年交，但结识，却是开始于一段文字的缘分。那时，我在《小说选刊》工作，成天要看小说，老实说，那不是一项愉快的差使。因为，如果说读好的作品，是一种享受的话，那么，看坏的东西，就是难以忍受的痛苦了。通常是这样，不中意者常八九，差强人意者有一二，令人击节赞赏者，便不多得。八十年代中叶，虽算是新时期文学的丰收季节，但从大量平庸之作中，挑选出说得过去、拿得出手的佳制，也是要经过一番披沙拣金的努力。
当然，经过一番灵魂被锯的痛苦阅读以后，一无所获，那懊丧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记忆可靠的话，震宁的《长乐》就是在这样踌蹰为难的时刻，出现在我的案头。同事们都觉得马上要发稿的这一期，分量不够，便发动大家到在京的各兄弟刊物编辑部，看看在印刷中的样稿，有无出色之作，权且借来一阅。当我读罢从《人民文学》取回的散页校样，震宁笔下那个活生生的小城，若隐若显地出现在我脑海时，我想，可以了。因为在作品中，小城成为一个涌动着灵韵跃动的鲜活体，成为小说中的活灵活现的主人公，使我震惊，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读到中国作家进行这种尝试的作品。
我从来主张，小说或者其它样式的文学作品，总得要给读者新的启示才好，哪怕是一点点，庶几乎不辜负读者对自己的期待。果然，《长乐》正是以这种创新的生气，圈内圈外，都给予了较好的评价。而且，作为短篇，在结构上也是无懈可击的，语言也挺别致新颖。从那以后，我便希望能结识这位年青人，而且，也果然成了能够推心置腹的文学朋友。
关于震宁的这篇《长乐》，最近又发生了一件趣事。因为明年恰逢建国五十周年，盛世出书也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各家出版社便有推出回顾半个世纪来中国文学成就汇集的选题。无独有偶，我和崔道怡先生分别承担了北京两家大出版社的这套丛书短篇小说卷的编选任务，当我们交换各自的编选想法时，粹取的着眼点并不相同，标准的衡量也不尽一致，但对《长乐》这一篇作品，却都在选中，这也说明对震宁作品的一种客观的评价。
那时，我们还不算熟悉，虽然，他在京城读书，应该有很多机会碰上，但他在人群里，总是稍稍站在后边的一个，或许多少有些矜持，但他脸上，保持着的坦然的笑容，让人感到亲切。直到后来，他在漓江社，策划了一套重新评点古典文学名著的选题，邀王蒙先生评点《红楼梦》，高晓声先生评点《三言二拍》，以及我来评点《三国演义》，交往便多了起来，两人的心距也就大大缩短。这样，在商讨书的过程中，得以更近地观察震宁。
其实，他开朗坦真，幽默风趣，为人大度，生性豁达，有一点诗人的浪漫气质，从他的谈吐，多少具有一些学者风度，人情世故，自有方圆，规矩道理，很具分寸，总之，是位值得信赖的朋友。而且，他对于艺术的看法，对于作家和作品的评论，对于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的态度，都有许多精彩的见解，时有智慧的火花爆发出来，使我获益不少。他为这套评点本所写的总序，连王蒙先生也是很称道的。看到这一批年青作家的成熟和成长，不能不马上想到“后生可畏”这句成语。
近些年来，他作为一个尽心尽力的出版工作者，不免要影响他的创作，写得要比较少了。但正如在拙作《莎士比亚》一书中，谈到那位皮鞋匠的儿子时，认为他实际上拥有商人的和诗人的两个灵魂。他很会攒钱，也很善经营，从一个跑龙套的临时演员，到编剧，到剧场的股东，到成为他家乡斯特拉特福的一名绅士，可谓金镑贯穿了他的一生，但当他拿起鹅毛笔，埋头于煤气灯下，写他的剧本时，诗人的灵魂，便战胜了商人的灵魂，为求极致，尽善尽美，笔下遂出现了不朽的诗篇。震宁作为出版家，在商言商，与我们这些作者结算稿费版税时，也是锱铢必较，绝不感情用事，很会为出版社赚钱的。但他一旦埋下心写他的作品时，我相信，也必是全身心地投入，会沿着他的创作道路，写出具有他独特风格的作品。
文学是具有诱惑力的事业，只要迈开第一步，便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也许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走得快一些，走得慢一些，但这是一条不归路，因此，他会在创作上继续给我们带来欣喜，那是一定的。
我期盼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