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约公元前339～前278年），名平，字原，丹阳（今湖北秭归）人。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诗人，也是战国时期楚国重要的政治家。
屈原行吟图屈原出身于王族，楚怀王时官至左徒，职位仅次于令尹，曾直接参与楚国内政外交的重大决策，并两次出使齐国。屈原的政治活动是和当时的历史变革相联系的。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群雄并立，屈原辅佐楚怀王时，正是七雄激烈争斗之时。他主张联齐抗秦的外交路线和立法图治、选用贤才的政治措施，触犯了楚国旧贵族的权势和利益，遭到流放。公元前278年，秦军破楚，悲愤绝望的屈原自沉汨罗江。传说屈原死于农历五月初五，每年这一天，楚人纷纷划船寻觅屈原，并往江中投粽子祭拜，端午节龙舟竞渡和吃粽子的传统即源于此。
屈原是楚辞的创始人和主要作者。楚辞源于江淮流域楚地的歌谣，是战国时期兴起于楚国的一种诗歌形式。西汉末期，刘向将屈原等人的作品整理成集，名为《楚辞》，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屈原的《离骚》，后人因此以“骚”来指称楚辞。经历代学者考证，屈原的作品主要有《离骚》、《九歌》、《天问》、《九章》等二十余篇，其中最负盛名的自然是《离骚》。《离骚》全诗两千多字，分成三部分。前面部分从自己的世系、品质、修养和抱负写起，回溯了辅佐楚王改革弊政的努力以及遭谗被疏的经过，表明自己决不同流合污的政治态度与“九死未悔”的坚定信念；中间部分借神话传说来总结兴亡盛衰的历史经验，阐述“举贤授能”的政治主张，并由此引出神游天地、“上下求索”的幻想境界，表达了对理想的执著追求；最后部分是在求而不得的苦闷彷徨中问神占卜，寻找出路，反映了离开祖国和怀念故土的矛盾，最后决心以死来表明自己的理想和忠贞爱国的情怀。
《离骚》是屈原用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乃至整个生命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闪耀着诗人鲜明的个性光辉。其创作既根植于现实，又富于幻想色彩。诗中大量运用古代神话传说，通过丰富的想象和联想，采取铺张描述的写法，并运用比兴，把历史、现实和神话交织在一起，把地上和天国、人间和幻境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瑰丽奇特绚烂多彩的世界，在渲染神奇浪漫色彩的同时，又饱含真挚的情感和沉郁的思想，从而产生了强烈的艺术魅力。此外，在语言形式上，《离骚》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5～9字不等，也有三字句和十字句，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大量运用“兮”字来代替其他虚字，以协调音节；对偶、双声、叠韵也随处可见，使得诗句在错落中见齐整，齐整中又富于变化。这种新的诗歌表现形式为《诗经》以后的骚体文学奠定了基础。
《离骚》在艺术上取得的高度成就与其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千古绝唱。司马迁评论说：“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史记·屈原列传》）刘勰《文心雕龙》也说：“惊采绝艳，难与并能。”
在屈原的影响下，楚国产生了新的辞作家，宋玉是较有代表性的一位。其生平没有完整的史料记载。据《汉书》记载，宋玉的作品有16篇，主要有《九辩》、《登徒子好色赋》、《高唐赋》、《神女赋》、《风赋》等，其中有些作品无法考证是否为宋玉所作，但它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还是相当重要的。
《九辩》是一首长篇抒情诗，形式上继承了《离骚》并有所发展，句法更加灵活，接近于散文。诗中借悲秋来抒写“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感叹，感情真挚，但格调相对低沉。其悲秋感怀的主题和借景抒情的手法，对后代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宋玉悲秋”是文学史上著名的典故。
《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篇，以丰富的想象和铺陈的手法来描写女性的神情与体貌，在文学史上产生了一定影响。汉武帝的《李夫人赋》、司马相如的《美人赋》、曹植的《洛神赋》、谢灵运的《江妃赋》等，均由此发端。
宋玉的成就虽然难以和屈原相比，但他是屈原诗歌艺术的直接继承者。在他的作品中，物象的描绘趋于细腻，抒情与写景结合得自然贴切。其作品在楚辞与汉赋之间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后人多以屈宋并称，可见宋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楚辞》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人以“风”来概括《诗经》，以“骚”来指称《楚辞》，“风”、“骚”并誉，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大源头。特别是《楚辞》中屈原的作品，以其深邃的思想、浓郁的情感、丰富的想象、瑰丽的文辞，体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从而为后世树立了创作的楷模。诚如鲁迅所说：“逸响伟辞，卓绝一世。”
曹操与蔡文姬
蔡文姬名琰，字文姬，又作昭姬。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东汉著名文学家蔡邕的女儿，生卒年不详。蔡文姬自幼博学多才，喜爱诗辞文赋，又精通音律，是汉魏年间著名女诗人。
16岁时，蔡文姬嫁给河东卫仲道，丈夫早逝，又没有孩子，蔡文姬只好回到娘家。汉末天下大乱，董卓占据洛阳，蔡文姬亲身体验到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亲眼目睹了“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悲愤诗》）的悲惨景象。在董卓军队的强迫下，蔡文姬与洛阳的百姓一起西迁长安，一路颠沛流离，同行的平民常常遭到毒打和虐待，陷入“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悲愤诗》）的悲惨境地。
汉献帝兴平二年（195年），蔡文姬被南匈奴军队所掳，辗转流落到南匈奴左贤王豹的部伍中，在匈奴中度过12年，与左贤王生有二子。在这12年中，蔡文姬时常“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悲愤诗》）。汉献帝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感念“素与邕善，痛其无嗣”（《后汉书·列女传》），于是派遣使者到南匈奴，重金将蔡文姬赎回。归国的愿望终于实现，却又不得不抛下两个孩子，这使得蔡文姬内心痛苦万分。
回到故乡后，家人都已经过世，亲友也流离失散，蔡文姬又嫁屯田都尉董祀。后来董祀犯法即将被处死，蔡文姬亲自到曹操府上替丈夫求情。当时众多公卿名士在场，“文姬进，蓬首徒行，叩头请罪，音辞清辩，旨甚酸哀，众皆为改容”（《后汉书·列女传》）。可见当时蔡文姬虽然形貌落魄，但仍然心思机敏，能言善辩，不卑不亢。曹操也被蔡文姬打动，最后赦免了董祀的死罪。
蔡文姬的作品有五言《悲愤诗》和骚体《悲愤诗》各一篇，又有《胡笳十八拍》。五言《悲愤诗》一般认为是她的代表作，描写了她一生亲历的苦难。全诗分为三大段，第一段叙述汉末乱世的情形和自己被掳的经过，第二段写身处匈奴的痛苦生活和被赎时的情形，第三段讲述归汉途中及回到故乡后的感受，表达了再嫁后的隐痛。诗篇叙事与抒情相融合，全篇贯穿着深沉强烈的“悲愤”情绪。蔡文姬所生活的东汉末年，是一个政治黑暗，战乱不息，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时代，五言《悲愤诗》是对汉末社会动乱的真实写照，也是对军阀暴行的血泪控诉。作品最主要的特色是闪烁着现实主义光辉，范晔概括为“感伤乱离，追怀悲愤”（《后汉书·列女传》）。蔡文姬以真实的笔触叙写了自己的悲惨遭遇，深刻反映了社会动乱和封建礼法压迫下的妇女的命运，具有很高的思想意义和文学价值。
骚体《悲愤诗》的不少情节与蔡文姬的生平不相符合，不少学者认为是假托之作。《胡笳十八拍》在文体上与当时作品距离较远，因此有学者认为也是后人假托蔡文姬之名所作。
（卢月）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
陶渊明（365～427年），又名潜，字元亮，号靖节、五柳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晋宋时期诗人、辞赋家、散文家。
陶渊明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曾祖陶侃是东晋的开国元勋。父亲早亡，年少时家境贫困，但受到良好的教育，并抱有很高的志向。29岁时因“亲老家贫”而走上仕途，先后担任过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彭泽令等职。仕途的经历使他逐渐认识到现实的黑暗以及统治者的腐朽堕落，他越来越厌恶官场的生活而向往朴实的大自然。陶渊明任彭泽令时，郡里派遣一个督邮到彭泽，县里的小吏让他束带相见，以表示尊敬，陶渊明一怒之下辞官回家，在职仅80余日。当时一个县令的俸禄相当于五斗米的价钱，陶渊明此次挂冠而去，留给后人一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千古佳话。
辞官后，陶渊明归隐田园，农忙时在田里耕作，闲时饮酒作诗，温饱亦无忧虑。可惜好景不长，两年后家里遭遇大火，片瓦无存，此后家境日益贫困。之后，陶渊明移居浔阳南边的村庄，结识了不少新邻居，其中既有共话桑麻的农民，也有共赏奇文的诗人，还有得道的高僧。但归隐生活并不平静，社会动荡战乱频繁，农事收成也不好，天灾人祸使得陶渊明本已清苦的生活更添窘迫。归隐期间，朝廷曾征召他为著作郎，被他拒绝；卧病在床时，江州刺史前去拜访，送来的粮食和肉他也拒不接受。南朝宋元嘉四年（427年）冬天，陶渊明在贫病饥寒中辞世。
陶渊明留给后人的诗有125首，其中四言诗9首，五言诗116首；文12篇，其中辞赋3篇，韵文5篇，散文4篇。陶渊明以五言诗见长，他的诗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继承汉魏以来抒情言志的传统而加以发展的咏怀诗，一类是少有先例的田园诗。
陶渊明的咏怀诗内容很丰富，有中年游宦在外的行旅诗，也有归田后写的《杂诗》、《饮酒》、《拟古》、《读山海经》、《挽歌诗》等抒情言志之作。其中最著名的是在归隐田园12年后写的《饮酒二十首》，他把这些咏怀言志的作品题为“饮酒”诗，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魏晋时期，各豪门世族之间不断发生剧烈的斗争，许多文人名士都因卷入其中而断送了性命。所以当时文士讲话很难，只好多饮酒而少说话。陶渊明是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人，其主旨之一，就是坚持归隐躬耕的道路，傲视上层社会和豪门世族，拒绝统治者的征召，历来传诵最广的“结庐在人境”一首就属于这一类。这首诗的意境是和平静穆的，表现诗人淡然忘世的态度。王安石说：“渊明诗有奇绝不可及语，如‘结庐在人境’四句，由诗人以来无此句。”只有心思真正远离官场，心远地偏，才能在采菊见山之际，景与意会，兴致悠然。但归隐生活并非完全与世隔绝，战乱蔓延、王权更迭的消息不时传来，对此陶渊明仍有关注，《杂诗十二首》中有部分作品就体现了此种心境。然而人生道路已经选定，而且年岁渐长，即使“猛志固常在”，也只能借歌颂追日的夸父、衔木填海的精卫来抒发感慨，这就是陶渊明晚年所写的《读山海经十三首》。透过这些诗句，可以看到一股济世的热情始终贯穿于诗人的一生，其平淡自然的诗风并没有遮盖这一点。
田园诗在陶渊明的作品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所描写的农村生活和自然景物，风格朴素自然，感情真挚深切，其中最有名的是《归园田居五首》。第一首“少无适俗韵”流传最广。他说自己置身官场，好比“羁鸟”和“池鱼”，无时不想念着“旧林”和“故渊”；当他终于见到“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的动人景象时，不由发出“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欣慰之词，字里行间洋溢着喜悦之情。他的诗也描写农家劳动的艰辛，“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而且天灾人祸不断，“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尽管如此，陶渊明从未后悔所选的道路，即使是晚年身体渐衰不堪重负，他仍然说：“但愿常如此，躬耕非所叹。”长期的归隐和劳动，使陶渊明对农村生活有深厚的感情，加上时代动荡民不聊生，诗人逐渐产生了自己的社会理想。他所向往的社会，没有战争没有剥削压迫，人们自给自足怡然自得，这就是他在《桃花源诗并记》这篇流传千古的作品中所描绘的世界：“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是陶渊明的前所未有的创举，也是诗人理想的至高境界。
陶渊明的诗，不管是咏怀言志，还是描写田园，都清新自然朴素平实，毫无雕琢之痕，但细细品味，又有无穷的韵味和奇趣蕴含其中。因此，北宋文学家苏轼说陶渊明的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就是说他的诗平淡之中有华采，简朴之中含丰韵。这种诗风是之前所没有的，它开创了中国田园诗派的先河，陶渊明也因此成为中国田园诗派的鼻祖。诗如其人，陶渊明生活俭朴，平易近人，性情却正直耿介，思想也卓尔不群。他的这种人格魅力，这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为封建时代所有追求独立人格和自由生活的知识分子树立了洁身自好的榜样。
（卢月）
建安七子
“建安七子”是东汉献帝建安年间（196～220年）七位文学家的合称。最早提出“七子”之说的是曹丕的《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幹。”这七人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以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
孔融（153～208），字文举。鲁国（今山东曲阜）人。汉献帝时任少府，因不满曹操的作为而被免职。好士待客，声望很高，遭到曹操忌恨而被杀。孔融是东汉末年的名儒，为建安七子之首。他的文章以议论为主，大多针对时政直抒己见，风格典雅，善于引古论今和运用巧妙的比喻，因此很有气势。曹丕曾盛赞孔融为“扬（雄）、班（固）俦也”（《典论·论文》），把孔融和扬雄、班固列为水平相当的同一类作家。主要作品有《荐祢衡疏》、《与曹公论盛孝章书》等，诗有《折杨柳行》、《临终诗》等五首。
陈琳（？～217年），字孔璋。广陵射阳（今江苏淮安县东南）人。汉灵帝末年任大将军何进主簿，后为袁绍幕僚，官渡之战后依附曹操，先后任司空军师祭酒和丞相门下督。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瘟疫流行，与刘桢、应玚、徐幹等染病去世。陈琳诗、文、赋都擅长，散文风格尤其雄放，笔力强劲，很有文气，朝廷文书很多出自他的笔下。作品有诗歌《饮马长城窟行》，散文《为袁绍檄豫州文》、《为曹洪与世子书》等，辞赋有《武军赋》《神武赋》等。
王粲（177～217年），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金乡）人。早期依附刘表，但没有被重用。曹操南征荆州时转到曹门下，赐爵关内侯。王粲是“七子”中政治地位最高的，是惟一封侯的人，很受曹操信任，和曹丕、曹植的关系也很密切。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在随军途中病逝。王粲天资聪颖，精通数学、棋艺，熟悉前代典章礼仪，经常参与朝廷奏议和制度拟订。他很看重文学的社会功用，作品比较能够反映时代风貌，偏重写实风格。刘勰说：“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文心雕龙·才略》）主要作品有《七哀诗》、《从军诗》等，抒情小赋也很出色，《登楼赋》流传很广。
徐幹（170～217年），字伟长。北海郡（今山东昌乐附近）人。建安初年受曹操召见，先后任司空军师祭酒掾属、五官将文学，几年后因病辞职。曹操后来又授以上艾长，徐幹以病推辞。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染病身亡。徐幹少年时勤奋好学，闭门潜心研读典籍，从不随波逐流。他的文章以“清玄体道”著称，语言比较朴实，但旨意深远，而且逻辑性强。主要作品有诗《室思》、《答刘桢》等；辞赋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有《玄猿赋》、《漏卮赋》、《橘赋》、《齐都赋》等，刘勰曾把他和王粲并举为魏朝的“赋首”。另外有《中论》，是一部有关伦理及政治的散文论集，也是“七子”中惟一保存至今的专著。
阮瑀（？～212年），字元瑜。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少年时拜师蔡邕。建安初期阮瑀为躲避徭役而隐居，曹操赏识其才气，先后授以司空军师祭酒和丞相仓曹掾属。阮瑀擅长章表书记，与陈琳齐名。传说他曾在马背上草拟致关西军阀韩遂书，写完后呈给曹操改定，曹操竟不能增减一字。他的作品文气流畅，舒卷自如，《为曹公作书与孙权》最受人称颂。他的诗在“七子”中格调最为凄凉低沉，主要有《驾出北郭门行》、《七哀诗》、《失题》等。另外有《文质论》，反映了他“意崇敦朴”、重质轻文的文学观。
应玚（？～217年），字德琏，汝南（今河南汝南东南）人。建安年间先后为丞相掾属和五官中郎将文学，和曹植关系密切。应玚的诗歌音调舒缓柔和，情感悲切忧伤。他的赋或咏物，或咏怀，刻画精致，想象丰富，形象生动，表现了作者的文学素养和运用文字的功力。总体上看，应玚的作品语言风格趋向平和，比较注重藻饰，文采斐然。与“七子”中的其他人的雄壮悲凉相比，应玚的风格是别具一格的，前者犹如山中之瀑布，而应玚的文字则如山涧中一股清新的溪流。
刘桢（？～217年），字公幹。东平（今属山东）人。建安年间曹操授以丞相掾属，与曹丕、曹植来往密切。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染病去世。刘桢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特别是五言诗的创作方面，曹丕曾说“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又与吴质书》）。他的作品气势激扬，意境峭拔，与王粲合称“刘王”，也有人把他同曹植合称“曹刘”，都是针对其作品的气势而言。但他创作的弱点是辞采不够丰富，钟嵘在《诗品》中说刘桢“气过其文，雕润恨少”。代表作有《赠从弟》三首等。
“七子”的创作各有独特的风貌，同时也具有共同特点，这就是“建安风骨”。关于这种时代风格的具体内容和特点，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概括为“雅好慷慨”，“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七子”集中体现了“建安风骨”慷慨悲凉却又典雅俊朗、气贯长虹的风格。曹丕评论说：“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典论·论文》）对“七子”给予了高度评价。“建安七子”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们和曹氏父子构成了建安作家的主力军，对于诗、赋、散文的发展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卢月）
曹操和曹植
曹操（155～220年），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郡（今安徽亳县）人。汉魏时期政治家、军事家、诗人。曹操从小就机警有智谋，20岁开始任官。黄巾起义爆发后，参与镇压起义军，壮大了势力。汉献帝建安元年（196年）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建安五年（200年）在官渡之战中击败袁绍，统一了北方。建安十三年（208年）拜丞相，率兵南下讨伐荆州，在赤壁被孙权、刘备联军击败，形成三国鼎立的局势。建安十八年（213年）封魏公，建安二十一年（216年）进封魏王，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在洛阳病逝。曹丕称帝后，尊曹操为魏武帝。
曹植像曹操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诗歌上。他的诗都是乐府诗体，大概分为两类：一类记述时事，一类抒写理想。与时事有关的作品有《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步出夏门行》等。《薤露行》、《蒿里行》用简练的语言反映了建安初年军阀之间的争斗和混战，被誉为“汉末实录，真史诗也”（钟惺《古诗归》）。《蒿里行》中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以同情的笔调写出了人民在战乱中遭受的深重苦难。《苦寒行》和《步出夏门行》都是行军途中所作，前一首描写冬日太行山区的酷寒、荒芜、险峻，形象生动；《步出夏门行》共四首，其中“观沧海”和“龟虽寿”最有名。“观沧海”描写大海景象，“秋风瑟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气势磅礴，衬托出诗人的宽广胸怀。“龟虽寿”以一系列生动的比喻表达对人生和事业的看法，“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是诗人进取精神的真实写照。这两首也可以归入表述理想的诗歌类型。曹操以抒写理想为主的诗有《度关山》、《对酒》、《短歌行》等。前两篇写诗人的政治理想。《短歌行》的主题是求贤，“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写出了曹操求贤若渴，希望成就大业的心情。
曹操的诗格调慷慨悲凉，朴实无华、不尚藻饰，以感情深挚、气韵沉雄取胜，开创了以乐府写时事的先河，影响深远。他的散文也平易自如、简练质朴，在当时独树一帜。曹操在文学上的功绩，还表现在他对建安文学所起的建设性作用，建安文学能够在长期战乱中勃兴，同他的重视和推动是分不开的。
曹植（192～232年），字子建，人称陈思王。三国时魏诗人，曹操之子。曹植自幼聪颖，十多岁时就背诵了十几万字的诗文辞赋，出口成章下笔有神，深得曹操宠爱。曹操去世后，曹丕继位，处处限制和打击曹植，迫使他屡次迁徙，并且终身不得志。
诗歌是曹植文学创作活动的主要领域。前期的作品主要表现悠游自在的贵公子生活，描写游乐宴饮，内容比较虚泛，如《斗鸡》、《公宴》、《侍太子坐》等。也有一些作品表达了生于乱世的感受，如《泰山梁甫行》，描写了滨海地区人民的困苦生活，“剧哉边海民，寄身于野草。妻子像禽兽，行止依林阻。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这些朴素而真实的描写体现了诗人对百姓的同情。此外，《白马篇》表达了建功立业的壮志和抱负，“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风格雄健刚劲，是历来传诵的名篇。曹丕继位后，曹植处处受打击，心情极其悲愤哀怨，这种情绪在他后期的诗作中时有流露，主要有《野田黄雀行》、《赠白马王彪》、《七哀诗》、《七步诗》、《怨歌行》等。《七步诗》传说是曹丕命曹植在七步之内必须作出一首诗，否则将给予惩罚。曹植借此抒发了对手足相残的愤怒和无奈：“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赠白马王彪》是一篇力作，是写给和自己处境相似的曹彪的赠别诗，诗中隐讳地斥责曹丕的作为，并以“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的慷慨诗句安慰曹彪，既表达了深沉的悲痛，又不流于绝望，情真意切，感人至深。
曹植在诗歌艺术上有很多创新，尤其是对五言诗的发展贡献很大。先前的汉乐府大多是以叙事为主，《古诗十九首》则是抒情占主要地位。曹植的作品把抒情和叙事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五言诗既能描写复杂的事态变化，又能表达曲折的心理感受，大大丰富了它的艺术功能。曹植还善于运用和创新民歌的比兴手法，在语言的提炼和修饰上也远远胜出前代的作品。他的诗一方面感情真挚强烈，笔力雄健，体现了建安风骨；另一方面又呈现出丰润多姿，文采斐然的面貌，他因此被视为五言诗的一代宗匠。
除了诗歌，曹植在辞赋方面的创作也极其出色。最著名的当属《洛神赋》。《洛神赋》刻画了一位美丽多情的仙子形象，表达了作者对她的爱慕以及因神人有别而无法相守的惆怅，笔法细腻生动。曹植的散文，包括颂赞、铭诔、碑文、哀辞、章表、序、论、杂说等，体裁众多，风格各异，其中也不乏名篇。可以说，曹植是建安文学的集大成者，钟嵘说他“粲溢今古，卓尔不群”（《诗品》）是恰如其分的。
（卢月）
诗仙
“诗仙”指唐代诗人李白。李白（701～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人。自唐以来，李白一直被尊为“诗仙”。李白少年时代学习范围很广，除儒家经典、古代文史名著外，还浏览诸子著作和其他一些奇书，喜爱剑术骑射。26岁时东游，10年内漫游了长江、黄河中下游的许多地方，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天宝元年（742年），被唐玄宗召入长安，供奉翰林，成为玄宗的文学侍从。当时正值玄宗后期，李林甫把持朝政，政治黑暗，贤能之士屡遭排斥迫害。李白性情豪放耿直，不对黑暗势力阿谀奉承，遭到诋毁，被迫李太白辞官。此后11年继续在黄河、长江流域漫游，在洛阳与杜甫结成好友，一起游历了河南、山东，把酒论文，亲密无间，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佳话。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李白怀着恢复国家统一的志愿参加了军队的幕府工作，却因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而获罪流放，中途被免罪，当时已59岁。晚年流落在江南一带，61岁时听到李光弼率军讨伐安史叛军，北上从军杀敌，半路因病返回，第二年在安徽病逝。李白的诗保存下来的有900多首，散文60多篇，还有若干词作。
李白一生关心国事，不满黑暗现实，希望为国效力。他的《古风》59首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揭露批判了玄宗后期的黑暗政治，反映了贤士不遇的悲愤心情，同时表达自己建功立业的壮志。“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古风》之二）；“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赠张相镐》）；“南风一扫胡尘净，西入长安到日边”（《永王东巡歌》）。这种热忱豪迈的爱国之情贯穿于诗人的一生。流放回来后，他还因安史之乱没有平息而“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后人评价这些作品“气骨高举，不失颂咏风刺之道”（吴融《禅月集序》）。
李白一生秉性耿直，长年的游历生涯造就了他放浪不羁的性情，所以尽管渴望建功立业，但他并不艳羡荣华富贵，更不会在权贵面前卑躬屈膝。“松柏孤且直，难为桃李颜”（《古风》之十二）；“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正因为有这种“富贵于我如浮云”的豁达心态，诗人下笔时才能神思飞扬、挥洒自如，丝毫不为外物所累。唐玄宗欣赏他的才气，不惜命令高力士为酒醉作诗的李白脱靴，让三千宠爱于一身的杨贵妃研墨。苏轼曾赞美李白说：“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雄节迈伦，高气盖世”。（《李太白碑阴记》）这种气节和胆识历来使人钦佩。
游名山、览胜迹是李白一生的爱好，他喜爱并歌颂高山大川，有很多诗描绘了壮丽的自然景色。在他笔下，“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些传诵千古的名句表现了他的豪情壮志和开阔胸襟，从侧面放映了他对不凡事物的追求和渴望。
战争的祸害和人民的疾苦也是李白诗歌的题材。安史乱起，他怒斥残杀百姓的叛将是戴着冠缨的豺狼（《古风》“西上莲花山”），并责问道：“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李白的一部分乐府诗，继承了汉魏六朝古乐府的传统，关注妇女生活及其痛苦。《宿五松山下荀媪家》、《丁都护歌》、《秋浦歌》中的“炉火照天地”等，则分别描绘了农民、船夫、矿工的生活，表现了对人民生活的关怀。
李白还有不少歌唱爱情和友谊的诗篇。《长干行》、《大堤曲》、《寄远十二首》等，歌颂了“愿同尘与土”的热烈纯真的爱情。赠友人的作品数量很多，大多表现日常送别的场景或朋友相互挂念的情感，如《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沙丘城下寄杜甫》、《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赠汪伦》等，感情深挚，形象鲜明，有强烈的感染力。
李白诗歌艺术的主要特征是善于运用夸张的手法、生动的比喻、丰富的想像、自由解放的体裁和朴素的优美的语言，来表达热烈奔放的思想感情。
李白吟诗图他的诗大量运用夸张手法和生动的比喻。写山高是“连峰去天不盈尺”，气势磅礴；写雪大是“燕山雪花大如席”，生动鲜明；写悲愁是“白发三千丈”，忧思万缕；写友情是“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诚挚朴实。平凡的事物在他笔下都染上了情感色彩而变得真挚感人。
李白诗歌的想像是很丰富和惊人的，他特别善于运用梦境、神话、传说、幻境等非现实的东西，构成奇异的境界。如《梦游天姥吟留别》，通篇记梦，运用神话传说，构造出色彩缤纷，惊心动魄的场景，使人如临其境。奇特的想像使得诗中刻画的事物鲜明生动，寓意深刻，从而抒发了跌宕的情感和叱咤风云的气概。
在体裁方面，李白擅长形式比较自由的古诗和绝句。他的七言古诗尤其有创造性，除七言句外，兼有长短不齐的杂言句，形式自由，便于表现复杂的思想感情。《蜀道难》、《远离别》、《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等都具有代表性。李白的绝句在乐府民歌的基础上加以提炼，语言明朗精炼，声调和谐优美，意蕴深长含蓄。
李白是继屈原之后又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达到了浪漫主义诗歌的顶峰，对唐代和后代都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唐代的韩愈、李贺，宋代的欧阳修、苏轼、陆游，明代的高启，清代的龚自珍等大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李白的影响，从他的诗中汲取了营养。
（卢月）
诗圣
“诗圣”指唐代诗人杜甫。杜甫（712～770年），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又称杜少陵、杜工部。祖籍襄阳（今属湖北）。杜甫出生在一个有文学传统的家庭，7岁开始学诗，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期著名诗人。杜甫20岁出游，先在江南一带，到过金陵、姑苏、浙江天姥山。四年后回洛阳考进士，没被录取，之后漫游于山东等地，并在洛阳和李白相识，共游齐鲁，访道寻友，谈诗论文，结下深厚的友谊。唐玄宗天宝五年（746年），杜甫到长安求职，前后10年，由于权臣当道一直没被录用，最后得到一个参军的职务。生活窘迫，不得不出入贵族府邸充当“宾客”，陪他们作诗饮酒以取得资助；回家探视，却得到幼子饿死的噩耗。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经历了许多磨难：流亡、被俘、脱险、贬官、辞官、漂泊，直到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以后，得到好友严武的资助，才在成都浣花溪畔筑起草堂，过了一段相对安定的生活。安史之乱平息后，严武举荐杜甫为节度使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不久严武突然去世，杜甫失去依靠，举家迁往夔州，不到两年又辗转于公安、岳阳、长沙、衡阳、耒阳之间，大部分时间是在船上漂流。唐代宗大历五年冬，杜甫病逝于长沙与岳阳之间的湘江上。
杜甫是唐代最有名的诗人之一，一生创作了几千首诗歌，后人常“李杜”并称。他的诗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20多年的社会全貌，生动记载了他一生走过的路程，使读者“知其人”、“论其世”，因此被称为“诗史”，杜甫则被尊为“诗圣”。作为“诗史”的杜诗并不是客观的叙事，用诗体去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反映现实的同时，通过独特的风格来表达诗人的思想感情。杜甫的诗大部分涉及唐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有关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其中处处渗透着诗人的真情实感。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诗中有抒情，有叙事，有纪行，有说理，有对于自然的观察，有对社会矛盾的揭露，有内心的冲突，有政治抱负和主张，有个人的遭遇和家庭的不幸，有国家人民的灾难和对于将来的希望。这两首长诗内容丰富，诗人的情感波澜起伏，语言纵横驰骋。这样的诗是诗人生活和内心的自述，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写真，个人的命运和国家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两者在艺术上也达到高度的融合和统一。
杜甫像唐玄宗天宝后期以来，杜甫写了大量的时事政治诗。有的陈述政见，如《洗兵马》；有的揭露统治者的残暴，如《丽人行》；有的借寓言讽刺现状，如《凤凰台》、《病桔》；有的是对穷苦百姓的同情关怀，如《又呈吴郎》等等，都是个人的情感与史实相结合。还有不少长篇，或记载国家大事，如《夔州书怀》；或叙述地方变乱，如《草堂》、《入衡州》；或回忆往事，如《壮游》、《遣怀》等，都有着浓厚的抒情成分。
战争题材在杜诗中占有相当的比重。著名的《前出塞》、《后出塞》两组组诗，叙述战士在从军过程中心情的变化，实际上是从不同角度反映诗人对于战争的看法。这两组诗都是通过一个战士的自白，概括了无数士兵的不幸命运，歌颂了战场上的壮烈场面和将士的英勇善战，同时谴责了统治者的穷兵黩武。还有“三吏”（《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更加细致地刻画了诗人内心的冲突：控诉战争，谴责差吏把老人和未成年的孩子都强征入伍；却又想到大敌当前，战场急需补充新的力量，内心很是痛苦。
杜甫写过许多歌咏自然的诗。他歌咏的对象，往往既联系自己也联系时事，在情景交融的同时，又不忘自己所处的干戈扰攘、国破家亡的时代，如被困沦陷的长安时写的《春望》，入四川时写的《剑门》等，都很有代表性。“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写花写鸟，却将它们与自己所处的环境及心情结合起来，情景呼应，真实感人。
杜甫在诗歌的内容和形式上都大大拓展了抒怀的领域。“以时事入诗，自杜少陵始”（胡震亨《唐音癸签》）。虽然在杜甫之前也有以时事入诗的，但是像杜甫这样深入民间，洞察时弊，把富有社会意义的重大问题都融入诗句里是很少见的。杜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杜甫善于驾驭诗的各种形式，并使其得到新的发展。他善于用五言古体诗记述艰苦的旅程、世间万象和人民的疾苦，十分生动，使人感到的不是五言的限制，而是语调的自然。他在七言古体诗中擅长抒写豪放或沉郁的情感，表达对政治和社会的见解。杜甫的五言、七言律诗功力很深，取得很高的成就，数量占杜诗的一半以上。他还将民歌的精华融入绝句中，用来即景抒情，论诗怀友，对绝句的发展也做出了贡献。
杜甫把写诗看做是自己终生的事业，认为“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他7岁学诗，到死都没有停止创作。他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充满爱国忧民的热情，善于把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紧密结合，又有严肃的创作态度，“语不惊人死不休”，“新诗改罢常自吟”，语言千锤百炼，技法精益求精。这些都使杜诗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达到完美的统一，杜甫因此成为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对后世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卢月）
诗鬼
“诗鬼”指的是唐代诗人李贺。李贺（790-816年），字长吉。祖籍陇西，是唐宗室郑王李亮的后裔。家居福昌昌谷（今河南宜阳），后世称李昌谷。李贺十五六岁时就精于乐府诗而与他的前辈李益齐名。唐宪宗元和二、三年间（807～808年），李贺到洛阳拜访韩愈，韩愈回访时，李贺写了有名的《高轩过》。李贺父亲名晋肃，“晋”和“进”同音，与李贺争名的人就说他应该避父讳不考进士，韩愈作《讳辨》鼓励李贺应试，但李贺最终没能金榜题名。后来做了三年奉礼郎，郁郁不得志。在京城时，李贺与王参元、杨敬之、权璩、崔植等人结为密友，常一起出游，一个小家奴背着破锦囊骑驴跟随，李贺路上写的诗就投进囊中。李贺一生体弱多病，后来辞官回家，27岁时病逝。人们出于对李贺的怀念，传说李贺临死时，天帝派绯衣使者请他到天上白玉楼作记文。
李贺一生以诗为业，《高轩国》赞美韩愈“笔补造化天无功”，用这句话评价他自己也不为过。
李贺善于用乐府诗来讽刺黑暗政治和不良社会现象。他所写的这类诗，有的直陈时事，有的借古讽今。其中有讽刺唐朝宫廷酣歌宴舞的奢靡生活，如《秦王饮酒》；隐约反映宫廷事变，如《汉唐姬饮酒歌》；反对藩镇分裂造成的灾祸，歌颂削平叛乱的军事行动，如《猛虎行》、《上之回》；反映券门贵族飞扬跋扈，骄奢淫逸，如《荣华乐》、《秦宫诗》、《夜饮朝眠曲》、《嘲少年》；讽刺宦官当权，贤才遭到迫害，如《吕将军歌》、《绿章封事》、《公无出门》；反映边塞敌人侵扰、抗敌士兵的艰苦生活，如《摩多楼子》；揭露统治者对人民的剥削迫害，如《老夫采玉歌》；抨击科举制度不能选拔真人才，如《送沈亚之歌》。这些诗篇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画面相当广阔，大多运用乐府形式，或借用旧题，或自创新题，大都凝练而绚丽。在同时代乐府诗派以外，李贺的诗别开境界，独树一帜。后人评论说：“长吉于讽刺，直以声情动今古。”（王夫之《唐诗评选》）这是李贺诗歌的主体部分。
抒发个人情感也是李贺诗歌的重要内容。李贺有积极的政治抱负，虽然仕途坎坷，疾病缠身，也存在“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的消沉情绪，但仍有“天荒地老无人识”的不平之气，发出“世上英雄本无主”，“雄鸡一唱天下白，少年心事当孥云”的豪言壮语，更怀有“收取关山五十州”的雄心。而《日出行》、《苦昼夜》、《梦天》、《相劝酒》等篇，则表达了李贺对时光飞驰、人生短促的悲叹。
神仙鬼魅题材的诗是李贺诗歌中很有特色的部分。李贺是一个青年诗人，但在他的作品中却时常出现“死”和“老”的字眼，反映了他好景不长，韶光易逝的感伤情绪。“曲水飘香去不归，梨花落尽成秋苑”，“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表达了他对现实人生的无可奈何；“依稀和气排冬严，已就长日辞长夜”，又透露了他对未来光明的憧憬。他在两者的矛盾中，探索摆脱死亡的途径，于是产生了对神仙境界的奇妙幻想。王母、嫦娥等神话人物，银河、月宫的天国风光，出现在《天上谣》、《梦天》等名作中，奇丽谲幻。而在《古悠悠行》、《拂舞歌辞》、《神铉》等作品中，则写到神仙的虚诞和沧桑的变化。既然死亡无法逃避，于是又出现了对另一种鬼魅世界的可怕描述：“鬼灯如漆点松花”，“鬼雨洒空草”，“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百年老鹄成木魅，笑声碧火巢中起”。幽灵出没，阴森恐怖。宋代的钱易、宋祁因此称李贺为“鬼才”，“诗鬼”的称号也由此而来。
李贺的诗还有其他的一些题材。如《李凭箜篌引》、《申胡子觱篥》、《听颖师弹琴歌》等，通过奇特惊人的想像和比喻，描绘音乐家的高超技艺和动人的音乐美，并抒发了作者的情怀。《罗浮山人与葛篇》、《杨生青花紫石砚歌》则赞颂了劳动人民巧夺天工的手工绝技和卓越的创造力。《昌谷北园新笋四首》借咏新笋来赞美青春的活力。《马诗二十三首》借咏马反映现实，“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表达作者不愿为功名利禄所羁绊，渴望在天地间自由闯荡的心情。这些诗表现了李贺诗歌题材的广度和思想的深度。
李贺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诗人，他的诗无论形象、意境，还是比喻、文辞，都不蹈前人之辙。他将屈原的丰富想象、南朝乐府的纪实风格以及李白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融于一炉，自成一格，在我国诗歌史上异军突起，独树一帜。他的诗歌的艺术特点，是想像非常丰富而奇特，色彩瑰丽，字字锤炼。他特别擅长短篇，《天上谣》、《梦天》、《帝子歌》、《湘妃》等都是后人称为“长吉体”的代表作。他写的大多是古诗和乐府，很少写当时流行的近体诗。他还受到齐梁宫体诗的影响，借鉴了它们的词采，但有时显得过于雕琢和晦涩。总的来说李贺的诗歌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唐代李商隐、温庭筠的古诗，走的就是李贺开辟的道路。李贺死之前把自己的诗编成四本，交给沈子明，后来由杜牧作序而流传于世，共收李贺诗223首。
（卢月）
诗佛
“诗佛”指的是唐代诗人王维。王维（701～761年），字摩诘。祖籍太原祁州（今山西祁县），迁居蒲州（今山西永济）。王维少年时就富有文学才华。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年）考取进士，因故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张九龄为中书令，王维被擢升为右拾遗。两年后，张九龄罢相，王维受到牵连，被迫出使塞上，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回到长安。安史之乱时王维被叛军俘获，被迫担任伪职。安史之乱后，王维官降三级以治罪。唐肃宗乾元年（758年）间再度起用，先后任给事中、尚书右丞，人称王右丞。王维的父亲去世较早，母亲信奉佛教，佛教信仰对王维的思想和诗歌创作都有极深的影响。因此，后世称王维“诗佛”，与“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并提。
王维诗中最有特色的是描绘山水田园等自然风光及歌咏隐居生活的诗篇。描写山水之作如《终南山》、《华岳》描写雄伟的山岭，《汉江临泛》描写浩瀚的江流，《山居秋暝》表现秋山雨后的清新幽远，《青溪》、《过香积寺》、《蓝田山石门精舍》等写深山之中溪涧或寺院的幽邃景象，这些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描写田园风光的诗作有《赠裴十迪》、《春中田园作》、《新晴野望》、《渭川田家》、《田家》、《淇上田园即事》、《田园乐》等，勾画了农村平凡而美丽的日常风光。王维把农家生活写得非常和平宁静，将田夫野老刻画成悠闲自得的隐士形象。他的大多数山水田园诗在描绘自然美景的同时，特别喜欢表现静谧恬淡的境界，从中流露出闲居生活的悠然自得和闲逸洒脱的情趣，以这些诗句来表达自己对闲适生活的喜爱和向往。
五言绝句《皇甫岳云溪杂题》5首、《辋川集》20首是王维描写隐居幽胜的组诗，大多写得很精致，有如精美的小幅绘画。这些描写隐居生活的诗篇也常有出色的写景片断，如《韦侍郎出居》中的“闲花满岩谷，瀑水映杉松”；《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中的“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积雨辋川庄作》中的“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等，描绘出了山林田园间种种动人的风景和画面。有些作品气象萧索，幽寂冷清，表现了诗人对现实的淡漠，甚至流露出禅学寂灭的思想情绪。他自己也说：“一悟寂为乐，此生闲有余。”（《饭覆釜山僧》）明代胡应麟说王维的诗“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诗薮》），证明了禅学思想对王维创作有很深的影响。
王维不但有卓越的文学才能，而且是出色的画家，还擅长音乐。深湛的艺术修养，对于自然的爱好和长期山林生活的经历，使他对自然美景具有敏锐独特、细致入微的感受。因此，他笔下的山水景物特别富有神韵，常常是稍事渲染，就能达到深长悠远的意境，极有画意，耐人寻味。他写景时，不仅色彩映衬鲜明而优美，而且动静结合，尤其善于细致地表现自然界的光色和音响的变化。如“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里”（《青溪》），“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过香积寺》）。苏轼曾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东坡题跋·书摩诘蓝田烟雨图》）王维描绘自然风景的高度成就，使他在盛唐诗坛上独树一帜，成为山水田园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唐·王维·江千
雪霁图卷除了山水田园诗，王维在其他方面也有不少出色的诗篇。以军旅和边塞生活为题材的《从军行》、《陇西行》、《燕支行》、《观猎》、《使至塞上》、《出塞作》等，场面壮阔，都很有气势。《陇头吟》、《老将行》抒发了将军有功不赏的悲哀，《夷门歌》歌咏历史人物的侠义精神，《少年行》四首表现游侠的勇敢豪放，形象鲜明，笔墨酣畅。另外，送别、赠送亲友、纪行之类的作品也很有特色，如《送别》、《相思》、《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送元二使安西》等，感情真挚，语言明朗自然，没有雕饰的痕迹，具有纯朴深厚之美。在这些诗中也经常出现写景的佳句，如“远树带客行，孤城当落晖”（《送綦毋潜落第还乡》），“山中一半雨，树杪白重泉”（《送梓州李使君》），“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送邢桂州》），“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等，都是传诵不朽的名句。其中《送元二使安西》、《相思》等在当时即被广为传唱。
王维也有一些诗是反映社会现实的。如贬官济州时所作的《济上四贤咏》、《寓言》、《不遇咏》等，对于豪门贵族把持仕途，贤能之士怀才不遇的现象表示愤慨，反映了唐代开元、天宝时期封建政治的一些黑暗面。《洛阳女儿行》、《西施咏》则以比兴手法，寄托了因贵贱不平而生的感慨和对权贵的讽刺。还有抒写妇女痛苦命运的《息夫人》、《班婕妤》等，哀婉深沉。这类诗都具有一定的社会的意义。
王维的创作才能是多方面的，他的五言律诗和五言、七言绝句造诣最高。他写景时常用五律和五绝的形式，篇幅短小，语言精美，音节较为舒缓，与幽静的山水和诗人恬淡闲适的心情相互呼应、相得益彰。他的绝句感情真挚，语言自然，不事雕琢，可与李白、王昌龄的绝句媲美，代表了盛唐绝句的最高成就，被唐太宗誉为“天下文宗”。他继承和发展了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传统，对陶渊明清新自然的田园诗也有所汲取，经他和孟浩然等人的努力，使盛唐山水田园诗在六朝诗歌的基础上达到了一个空前繁荣兴盛的高峰，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卢月）
诗豪
“诗豪”指唐代文学家、政治家刘禹锡。刘禹锡（772～842年），字梦得，自称“江南客”。祖籍中山（今河北定县）。他是匈奴后裔。刘禹锡自幼好学，熟读儒家经典，浏览诸子百家。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年）考中进士，两年后任太子校书，开始踏上仕途，积极参与政治活动。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唐顺宗即位，推行改革，刘禹锡当时是政治革新的核心人物之一。革新只进行了半年多，就遭到宦官、藩镇的强烈反对而失败，唐顺宗被迫退位。刘禹锡由此开始了长达22年的贬谪生涯，先后在朗州（今湖南常德）、连州（今广东连县）等边远地区任刺史、司马等职，所到之处，访问民间疾苦，受到人民爱戴。唐文宗大和二年（828年），刘禹锡回朝任主客郎中，历任苏州、汝州、同州刺史，政绩突出。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年）擢升为礼部尚书。第二年病逝。
刘禹锡与白居易齐名，两人是挚友，合称“刘白”。白居易对他评价很高：“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
刘禹锡最突出的成就在诗歌方面。他很重视从民歌中汲取精华，创作了一批反映民众生活和风土人情的好诗。他的作品中有两卷是乐府诗，这是他学习民歌的结晶。《竹枝词》、《浪淘沙》、《堤上行》、《踏歌词》等都很有名，有的描写劳动的场面。有的表现劳动人民的爱情生活；有的展示江南水乡的人情风俗。题材广泛，并汲取了巴蜀民歌轻快婉转、朴素优美的特色，语言清新自然、健康活泼，充满生活的气息和情趣。《竹枝词二首》“杨柳青青江水平”，《浪淘沙词九首》“日照澄洲江雾开”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由于贴近民间生活，重视民歌，刘禹锡的诗较有写实风格，往往以鲜明的爱憎反映中唐社会生活的重大问题。他的政治讽刺诗经常采用托物、比拟的手法，抨击镇压革新运动的权臣、宦官，把他们比作“利嘴迎人著不得”的蚊虫（《聚蚊谣》），“瞥下云中争腐鼠”的飞鸢（《飞鸢操》），“笙簧百啭音韵多”的百舌鸟（《百舌吟》），形象逼真，从不同的角度揭露他们的丑恶嘴脸和本性。另外还有一些涉及社会生活其他领域的讽刺诗，如《昏镜词》讽刺当时贤愚颠倒的用人之道，《调瑟词》反对过重的剥削，《贾客词》揭露大商人勾结官僚牟取暴利，加剧农民的贫困。这些诗用意深刻，针对性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刘禹锡寄托身世和咏怀古迹的诗，也为人称道。他在逆境中不肯屈服，常以诗歌来激励自己。《学阮公体三首》、《萋兮吟》、《答杨八敬之绝句》等，都直抒胸臆，表现了刚正不阿的品格。他对生活充满激情，不管是被贬边地还是多病的晚年，都写出了昂扬乐观的诗句。如“天地肃清堪四望，为君扶病上高台”（《始闻秋风》），“莫道谗言如深浪，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浪淘沙词》之八）等，都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咏怀古迹的作品如《西塞山怀古》、《金陵怀古》、《蜀先主庙》、《观八阵图》等，都是名篇，不仅艺术技巧纯熟，思想内容也达到很高水平，而且精辟简洁，韵味深长。
刘禹锡重视诗歌艺术的创新。他的诗既不像韩愈那样奇峻，又不像白居易那么浅显，而是具有取境优美、精炼含蓄、韵律自然的特点。这一方面得力于瑰丽的辞藻，如《浪淘沙词》语言清丽，形象鲜明；另一方面得力于比兴手法的运用，如以“红雨”比落花（《百舌吟》），以“白银盘里一青螺”喻洞庭湖中的君山（《望洞庭湖》），以“水流无限明月多”暗示倾诉不尽的美好爱情（《堤上行》）等，都新颖可爱，清新优美，勾勒出情景相生、绚丽多彩的意境。
刘禹锡的诗不讲求铺叙而讲究精炼，不主张浅露而强调含蓄。“片言可以明百意”、“境生于象外”（《董氏武陵集纪》），深刻地概括了诗歌精炼含蓄的特性，道出了自己的艺术取向。酬答诗如《答杨八敬之绝句》、《酬乐天扬州初缝席上见赠》、《与歌者米嘉荣》等，篇幅短小但含意丰富，或婉转地写出难言之衷，或深沉地传达互相关切的友情，或寄寓感慨，或微言托讽，都很有韵致。怀古诗如《君山怀古》、《荆州道怀古》等，往往从眼前的景物出发，驰骋丰富的想像，对历史现象做出深刻的概括，形象鲜明又发人深思。
刘禹锡还很重视诗歌的音乐美。他的七言乐府诗汲取了民歌曲调的优点，音调婉转亮丽，节奏活泼鲜明，而且句式长短不一，更适合配乐歌唱。有《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两首，是按照《忆江南》的曲调来填词的，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依曲填词的最早记录。刘禹锡诗歌的这些特点，与崇尚风骨、讲究音乐美的盛唐诗风比较接近。明代周履靖说刘诗“祖风骚，宗盛唐”（《骚坛秘语》）。
刘禹锡的诗在唐代流传极广，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京口、襄阳、吴兴一带都传唱不绝。除了诗歌上的成就，刘禹锡还积极参与唐代古文运动，明确提出文章应当是“见志之具”，强调“文章之用”。不管是论说文还是杂文，都旁征博引，推理缜密，显示出渊博的学识和雄健的风格。散文辞藻优美，题旨含蓄，柳宗元说他“文隽而膏，味无穷而炙愈出”（刘禹锡《犹子蔚适越戒》引），是很中肯的评价。刘禹锡的文学创作在各个方面都有突出成就，后来的许多文人，如苏轼、苏辙、王安石、江西诗派等，从不同程度地受到刘禹锡的影响和启发。
（卢月）
唐宋八大家
“唐宋八大家”是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的合称。“八大家”最早见于明初朱右编的《八先生文集》。八位文学家并提，是因为他们都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实践者。古文是与骈文相对而言的，奇句单行、不讲究对偶声律的散文。魏晋以后骈文盛行，骈文句法整齐，辞藻华丽，形式与内容脱节。“八大家”倡导古文运动，就是要反对骈文的不良风气，恢复先秦汉代内容充实、长短自由、质朴流畅的散文传统。古文运动最早由韩愈发起，得到柳宗元的响应，他们共同推翻了盘踞文坛六百多年的骈体文。
韩愈（768～824年），字退之，祖籍昌黎，称韩昌黎。任吏部、刑部侍郎，谥号文公。韩愈提出一套完整的古文理论。主张尊尚古道、写作古文，做到“文以载道”；指出学古的用意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强调写文章要做到充实的内容与完美形式的统一，强调文体和语言的革新；注重文学的社会作用，反对空发议论。韩愈在创作中实践自己的理论，他的散文构思严密，气势宏大，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艺术特色。《论佛骨表》、《师说》从实际问题着眼，格局严整、层次分明；《杂说》、《获麟解》嘲讽社会现象，语气幽默，比喻巧妙，寄寓深长；《清河张君墓志铭》、《柳子厚墓志铭》是为友情深厚、志同道合的文学家所作，突出了不同作家的特色，而且叙事、议论、抒情相结合，真挚感人。
柳宗元（773～819年），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称柳河东。任礼部员外郎等。古文运动得到柳宗元的积极响应，他重视文学的实际社会功能，强调严肃的写作态度。他的散文很有特色，除政论外，还善于用寓言来讽刺、抨击丑恶现象，由《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组成的《三戒》，通过三种动物的描摹来嘲讽现实，语言犀利生动，篇幅短小但波澜起伏，表现了高度的幽默讽刺艺术。
古文运动开启了文坛新风气，在文学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宋代欧、苏、曾、王六大家继承古文运动的精神，巩固前人成果，建立了一个统治文坛一千多年的新的传统。
欧阳修（1007～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官至刑部、兵部尚书，谥号文忠。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继承古文运动的精神，提倡简约自然的文风，强调文章的社会功用。在诗、文、词、赋及经学、史学等方面都有成就，以散文著称。他的散文大多内容充实、平易自然、流畅婉转，构思曲折严密。《朋党论》、《醉翁亭记》、《泷冈阡表》等都是历代传诵的名作。欧阳修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改革了唐末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他还提拔了王安石、曾巩、苏氏父子等散文家，对他们的创作产生很大影响，同时为振兴北宋文坛培养了中坚力量。
苏洵、苏轼、苏辙父子都积极参与和推进欧阳修倡导的古文运动，在散文创作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合称“三苏”，是北宋文坛的重要力量。
苏轼像苏洵（1009～1066年），字允明，号老泉。眉州（今属四川）人。任秘书省校书郎。苏洵主张文章要“言当世之要”，他了解社会现实，善于总结历史经验，以古为鉴。他的散文以政论为主，切中时弊，语言犀利，具有雄辩的说服力。《六国论》、《衡论》等都是名篇。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官至翰林学士。任大理评事、翰林学士等。
苏轼是宋代大家中成就最高的一位。他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文章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鼓励革新独创，并以扎实的功力和奔放的才情，发展了欧阳修平易舒缓的文风，为散文创作开辟了新天地。他的政论雄辩滔滔，笔势纵横，见解新颖，不落窠臼；叙事文借事寓理，文意含蓄，发人深思；游记不仅描摹真切，而且善于寓情理于景色。叙事纪游的散文艺术价值最高，如前后《赤壁赋》、《石钟山记》、《书刘庭式事》等，都是广为传诵的名作。
苏辙（1039～1112年），字子由。官至尚书右丞，曾出使契丹，谥号文定。苏辙在古文写作上也有自己的主张，注重内心修养，更强调丰富的阅历和广博的知识。他擅长政论和史论，文章多针对时弊，纵横古今，气势不凡。《六国论》、《三国论》等都是名篇。此外，他的赋也很出色。
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临川（今属江西）人。官至宰相。王安石文学主张的核心是“文章合世用”，非常看重文章的实际作用。他最擅长论说文的创作，文章结构严密，分析透彻，措辞大胆又恳切，很有说服力。《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很有名。他的记叙文不重写景状物，而侧重借事说理。抒情祭文语言古朴，情意真挚，很有感染力，以《祭欧阳文忠公文》最为著名。
曾巩（1019～1083年），字子固。建昌南丰（今属江西）人。任实录检讨官等。曾巩很赞同欧阳修在古文创作上的主张，但他更重视阐发义理。基于这种观点，他的文章自然淳朴，立论精确，论证严密，条理清晰。他擅长议论文和叙事文，代表作有《上欧阳舍人书》、《道山亭记》等。
唐宋“八大家”除了古文成就，在其他方面也往往有所建树，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都是著名诗人或词人。苏轼开创了豪放词派，还擅长书画，和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
（卢月）
苏轼与豪放词派
苏轼一生的政治道路很坎坷。在朝任官期间，正值王安石变法，他要求改革弊政，但主张变法不宜过于激烈，反对急于求成，由于建议未被皇帝采纳而请求外调。苏轼在外任官期间，一些官僚趁机从苏轼诗文中罗织罪状，将他逮捕入狱，酿成北宋有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王安石变法失败后，苏轼被重新起用，因反对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完全废除新法，先后到杭州、颍州、扬州等地任官，任职期间曾减赋赈灾，抗洪保堤，整饬军纪，加强边防，政绩很突出。绍圣元年（1094年），新党得势，苏轼再次成为新贵打击的对象，被一贬再贬，由英州（今广东英德）、惠州，一直远放到儋州（今海南儋县）。直到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宋徽宗即位，苏轼才遇赦北归，一年后在常州逝世。
苏轼是豪放词派的创始人。豪放作为文学风格，始见于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杨廷芝在《诗品浅解》中将“豪放”解释为“豪迈放纵”，“豪以内言，放以外言，豪则我有可盖于世，放则无物可羁乎我”。可见豪放词气度超拔，不受拘束。豪放派的特点，大体上是创作视野较为广阔，喜用诗文的手法、句法来写词，善于运用典故，不受音律束缚，气势恢弘雄放。作为豪放派的始创者，苏轼突破了词必香软的樊篱，创作了一批风貌一新的词章，为词体的长足发展开拓了道路。从现存的作品来看，苏轼对词的革新是多方面的。
有词以来，文人多用它来描写男女恋情，渲染离情别绪，“词为艳科”是人们的固定观念。苏轼不仅用词写爱情、离别等传统题材，而且还抒写报国壮志、农村生活、贬居生涯等，扩大了词的意境，增强了词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他以雄健的笔力刻画英气勃勃的人物形象，寄托立功报国的壮志豪情，如〔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等篇。苏轼在词中更多地倾入自我，表现个性。如〔沁园春〕“孤馆灯青”写青年时代的政治抱负；〔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写贬谪后孤高自赏不肯随波逐流的情绪；〔满江红〕“江汉西来”即景怀古，借用祢衡的遭遇来暗寓愤懑不平的感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借日常小事反映不畏坎坷、泰然自处的生活态度。这些词作都很有个性。在徐州写的五首《浣溪沙》，以清新隽秀的语言，生动描绘了农村生活的景象，刻画了黄童、白叟、采桑姑、卖瓜人等各式各样的人物，描绘了一组富有生活气息的农村风俗画。
东坡题扇苏词在笔力和体制上都有所创新。他以写诗的豪迈气势和劲拔笔力来写词，格调雄健激昂，达观潇洒。咏史时长啸“大江东去”，抒怀则沉吟“鬓微霜，又何妨”，怀友时放歌“有情万里卷潮来”，写景则渲染“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饮酒时高歌“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苏轼的词集中表现了豪放派的特点，王士祯评价苏词“挟海上风涛之气”（《花草蒙拾》）；刘辰翁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辛稼轩词序》）苏轼还把陶渊明《归去来辞》改写成〔哨遍〕，将韩愈《听颖师琴诗》改写成〔水调歌头〕，在词体上堪称创制。
在语言和音律上，苏词也有新意。苏词语言大多吸收诗赋词汇，并把口语融会其中，不仅激扬顿挫，而且清新质朴，改变了以往词人镂金错采的风格。苏词还时常突破声律的限制，追求自由无拘的形式。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说：“居士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豪放杰出，自是曲子内缚不住者。”（《复斋漫录》）李清照说苏词“皆句读不协之诗耳”。实际上苏轼的〔蝶恋花〕、〔贺新凉〕等在当时都广为传唱，宋代词评家也赞赏〔水龙吟〕“声韵皆婉”（《曲洧旧闻》）、“全章妥溜”（《词源》），这些都说明苏词并不忽视音律，只是更重视词的文学价值。
豪放派主要作家除苏轼外，同时代的还有王安石、贺铸等。宋朝南渡之后，由于时代巨变，悲壮慷慨的高亢之调得到发展，陈与义、叶梦得、朱敦儒、张孝祥、张元干、陈亮、刘过等人都写豪放词，豪放词派蔚然成风。南宋词人辛弃疾直接从苏词中得到启发，用词抒发爱国之思，提升了词的思想高度，形成苏辛词派。豪放派的出现打破了“诗庄词媚”的传统，结束了婉约派风靡词坛的局面，开创了新的天地苏东坡纪念馆，把词从柳阴花下带到了山川河流、农舍阡陌的广阔天地，战士、郡守、渔夫、浣衣女、莲娃等各类人物形象也进入了词的描写范围。这些都大大拓展了词的表现空间，加强了词反映生活的功能。由于内容的扩大，带来了形式上的变化，豪放词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声律的限制。在词的文学性和音乐性上，豪放派词家更重视其文学性，为了达到文学上的效果，他们“不善剪裁以就声律”（陆游《老学庵笔记》）。因此，也出现了一些过于平直甚至粗糙的作品。但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派别，豪放词派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宋、金直到清代，写作豪放词的作家历来都大有人在。由于苏轼等人的倡导，豪放派形成一个巨大的流派，与被视为正宗的婉约派“并行而不能偏废”（《四库提要·东坡词》），成为古代词坛的两座奇峰。
（卢月）
柳永和婉约派
柳永（987？～1053年？），原名三变，字耆卿。福建崇安人。北宋词人。任过屯田员外郎、余杭令、定海晓峰盐场大使等职。柳永少年时就擅长写词，经常用通俗的语言为秦楼楚馆的歌伎和教坊乐工填词。据宋人记载，柳永因在[鹤冲天]中写道“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宋仁宗不喜，说：“此人风前月下，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他因此屡试不中，一直到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才中了进士，而且一生穷困潦倒，大概也没有结婚，去世时由歌女们聚资将他埋葬。柳永死后，人们很怀念他，每年清明都到他墓前饮酒，称为“吊柳会”。因此，柳永成为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柳永是婉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婉约”词是宋代词派，婉约，指和顺婉转、柔美含蓄，主要是就语言风格而言的。婉约词多写离情别绪、个人际遇；语言圆润细腻，讲究音韵格调，结构深细缜密，风格清婉绚丽。把词明确区分为婉约、豪放两派的，是明代的张延，他在《诗余图谱》中说：“词体大约有二，一婉约，一豪放。”稍晚于张綖的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中指出：“词贵感人，要当以婉约为正。”以婉约词为词坛正宗，无论是从词家队伍的庞大，还是词作的丰盛来说，都不是言过其实。婉约词风始于唐末“花间鼻祖”温庭筠，柳永是婉约词派的正式发端，后经秦观、贺铸完善，到周邦彦、李清照集其大成。除此以外，北宋有欧阳修、晏殊、晏几道、黄庭坚等，南宋有姜夔、史达祖、吴文英、王沂孙、周密、张炎等。清代词学中兴，浙西、常州两派词人也以婉约为主。在这中间，柳永无疑是承上启下的人物。
柳永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柳永用俗语填词，首开俚词先河；其二，柳永是长调的倡导者。俚词是用俚俗语言反映中下层市民生活面貌的作品，是与传统的典雅之词相对而言的。首先大量创作俚词而与雅词分庭抗礼的就是柳永。他善于将日常生活用语融入词中，创作出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使“天下咏之”。俚词的出现是对词的一个发展，它开拓了词的内容，把词从王侯的宫闱之内带到了市井之中，从花间樽前的浅斟低唱，变成了具有一定社会基础和现实内容的文学体裁。正因为如此，柳词在当时传唱极广，“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避暑录话》），可见社会影响之大。
与雅词相比，俚词的内容更加广泛，题材更加丰富，因而自然会冲破传统词牌的篇幅限制，从短令向长调发展。在柳永之前，词大多是短令，篇幅比较短。柳永开创了写长调的风气，他精通音律，和乐工、歌伎一起，在短令的基础上创作了大量篇幅加长、句子错落不一的词，文学史上称为长调或慢词。如李煜的〔浪淘沙〕仅54字，柳永的〔浪淘沙慢〕增为133字；晏殊的〔雨中花〕仅50字，柳永的〔雨中花慢〕则有100字。北宋大家保存长调最多的要算柳永，他还给许多慢词注明宫调名称，以指导乐工按照调子演奏。可见他不但提倡写长调，而且证明长调和短令一样，也可以配乐演唱。
柳永作词很多，现存于《乐章集》中的词近200首。柳词的思想内容，一部分是抒发失意文人的感慨情绪，“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鹤冲天〕），表现了他屡试不第后对功名富贵的冷漠和狂傲。另一些词描写歌女舞伎的闲愁别恨，“寸心万绪，咫尺千里。好景良天，彼此，空有相怜意，未有相怜计”（〔婆罗门令〕），“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忆帝京〕），实际上也抒发自己的愤懑之情。最能体现柳词风格的是描写羁旅行役之苦的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雨霖铃〕，以“寒蝉凄切”、“骤雨初歇”的“冷落清秋节”为背景，把恋人的离别之情刻画得淋漓尽致，中间又夹杂仕途失意的抑郁，使人读来更觉肝肠寸断。在这类作品中，有些词展现了如画的江山，如〔满江红〕“暮雨初收”，〔望远行〕“长空降瑞”等。他铺写都市风物之美，使人如临其境，〔望海潮〕写杭州“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传说金主完颜亮读了这首〔望海潮〕，竟动了入侵南宋的念头，可见柳词艺术感染力之深。
柳永的作品对后继的婉约词人有深远影响。秦观写男女恋情的作品与柳永有很多相似之处，两人合称“秦柳”。周邦彦多写长调，音律精致，内容多是男女恋情和羁旅行役，两人并称“周柳”。对于柳词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比较公允的是黄敬观，他在《手评乐章集》中说：“耆卿词当分雅、俚二类……俚词袭五代淫诐之风气，开金、元曲子之先声，比于里巷歌谣，亦复自成一格。”以豪放著称的苏轼也曾评价柳词“不减唐人高处”，不仅如此，他的“大江东去”就是对柳永“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句的点化和运用。柳永作为婉约派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拓展了词的题材领域，完善了词的艺术形式，其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卢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