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对亚洲乃至世界人民所犯下的罪行，不是用战争侵略所能概括的，也不是用惨无人道所能形容的。近年来，有一个出现越来越频繁的词——“慰安妇”，就不能完全用上述辞藻来概括和形容。
二战期间，在日军占领和驻扎的地方，总有一个名叫慰安所的机构。在这个机构的外面，排着长队的日本兵等待着轮到自己发泄兽欲。在慰安所简陋的房子里，一名“慰安妇”一天必须接待众多的男人。日军在占领地区普遍设立了这种被日本政府默认的强奸中心。在这一制度奴役下，40多万中国、朝鲜、东南亚和欧美各国的妇女，惨遭日军的蹂躏。
这里所说的“慰安妇”，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强迫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在战争中，日军士兵对占领区无辜女性的强奸行为，不但不会受到军事法庭制裁，反而被认为是士兵勇猛的表现。在日军高层纵容下，这种令人发指的罪恶，在日军的侵略战争中一直延续着。
日军的“慰安妇”制度起源于日军的一次失败。1917年，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先后派去兵员7.2万人。日军对俄国女性施暴，导致性病蔓延，一万多名日军官兵染病，比战死的还要多。这些患者既不能参加演习，也不能执行勤务，更谈不上参加战斗，严重影响了日军的战斗力。作战刚开始就损失了相当于一个师团的兵力，自然打不过在数量上占优势的俄军，遭到了惨败。西伯利亚战争失利的教训，导致日本军部开始建立卖春制度，征集由军队直接管理的卖春妇。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后，日军官兵所到之处除烧杀抢掠外，最骇人听闻的就是大肆强奸当地妇女。长期的禁欲生活，使日本军人积蓄了太多的性能量。在被占领区，他们一方面充当杀人机器，另一方面也自发地、几乎是情不自禁地、不约而同地兽性大发。
当时的日军，从高级军官到普通士兵，是一支兽欲肆虐的军队。
最惨绝人寰的是那次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日军在城内到处追逐中国妇女，无论老幼，无一例外地实施强奸，然后杀掉。有的日军甚至干脆不扣军裤上面的纽扣，将生殖器直接露在外面，奸杀一个又去追逐另一个。
“慰安妇”绝大多数是被强迫征集而来的，像征军伕一样，强行摊派名额。朝鲜半岛早在日军侵华之前，即已处在日本统治之下，所以朝鲜妇女是较早遭受被征募凌辱的。
从朝鲜半岛究竟征集了多少妇女，目前已无确切的资料。根据汉城报纸的记载，从1943年到1945年，共动员了20万年轻的朝鲜妇女加入“挺身队”，其中约有5～7万人充当了“慰安妇”，因而“挺进队”就成了“慰安妇”的代名词。
日军之所以优先从朝鲜和日本妇女中征召“慰安妇”，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防间谍。
一位原职业军人是这样说的：“日本‘慰安妇’可以放心，朝鲜‘慰安妇’也可以放心，她们即便天天和士兵在一起，也不会向敌方泄露情报。之所以不征集中国女性作‘慰安妇’，就是为了防谍。正因为如此，所以喜欢朝鲜‘慰安妇’，内鲜一体，也就是把日本内地人和朝鲜人作为一个整体，其防谍意识非常强。把朝鲜女性编为‘慰安妇’，多少有这些因素。”
基于上述原因，在侵华战争初期，日本侵略者不敢多招中国“慰安妇”。但随着战争在中国的扩大和升级，侵华日军人数剧增，朝鲜和日本的“慰安妇”已不能完全满足兽兵的需要，日军便开始疯狂地诱逼中国女子充当“慰安妇”。
在占领地和战场上，日军主要通过使用肉体暴力、绑架、强迫和欺骗等手段来征集中国“慰安妇”。被掳掠为“慰安妇”的中国妇女，原来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其中有教师、工人、农民、学生、职员、尼姑、修女和店员等。至少有20万中国妇女，先后被逼迫为日军的性奴隶，日军的慰安所遍及中国的20多个省，中国成为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国。
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便在城乡各处抢夺中国年轻女子，当众剥掉中国女子的衣裳，在肩上刺上号码，让她们感到羞耻，不能逃跑。
日军占领杭州后，包围凌桥难民收容所，强令210多名妇女脱去衣裤，堆积烧毁，以防妇女逃跑或自缢，随后在地上铺满稻草，将抢来的棉被铺上，逼迫妇女躺在上面，夜间日本兵便成群而至，将难民收容所变成了暴虐的强奸所。
在扬州，日军占领了繁华的银座街一幢三层饭店，抢劫了60名当地的姑娘，设立全城最大的慰安所。
日军占领芜湖后，在大屠杀的同时抓紧抢劫妇女。他们甚至闯进尼姑庵，劫掠年轻美貌的尼姑充当“慰安妇”。后来，日军对周边地区“扫荡”时，抢夺了不少民女投入慰安所。
充当过日军特务的永富博道，后来在“亚洲战争的真实证言”国际电视会议上公开证言：“1937年南京大屠杀期间，我作为日军特务机关的一名成员，专门负责诱拐中国妇女。部队从上海向南京进攻途中，我本人负责设置了六个慰安所。在沿途，我把一些逃难的中国年轻妇女诱拐到慰安所。”
日军的铁蹄踏上美丽的海南岛以后，日军部队就进村寨去强捕少女，供其开设慰安所。在强征劳工时，日军挑选美貌的汉族和黎族女子，投入“快乐房”慰安所。
1939年初，日军指使山西文水县的伪政权张贴布告，明令征用妇女，摘录如下：“文水县公署训令，差字第一号令：南贤村长副，为训令事。查城内贺家巷妓院，原为维持全县良民而设，自成立以来，城乡善良之家，全体安全。惟查该院现有妓女，除有病者外，仅留四名，实不敷应付。顷奉皇军谕令，三日内务必增加人数。事非得已，兹规定除由城关选送外，凡三百户以上村庄，每村选送妓女一名，以年在二十岁左右确无病症、颇有姿色者为标准，务于最短期内送县，以凭验收。”
1940年，日军一支部队侵入山西省方山县，设立据点，立即要求伪政权征召“花姑娘”。于是，伪政权将“花姑娘”的人数摊派到各村。日伪宣称有姑娘的交姑娘，没姑娘的交大洋，最后，他们不仅建成了慰安所，还得到大笔钱财。
日军还设下各种圈套，引诱妇女坠入陷阱。他们经常以招聘女招待和洗衣妇等名义诱骗妇女上当。日军在上海的特务机关，到市中心诓骗妇女。他们放出野鸡汽车，候在娱乐场所前面，等顾客上车后，汽车飞驰，到了僻静地方，将男子抛下或干掉，女客便从此无影无踪。一时，失踪女子无数，人人自危。
根据1938年6月7日日本军方的调查报告，在徐州会战中，日本华北方面军第2军独立混成第3旅团第6联队长小男一雄，曾将23名中国女军人从俘虏营中强行押到森林地带，在那里建立了慰安所，供日军官兵淫乱。这些女俘虏遭到日军侮辱，有的千方百计寻找机会报仇，慰安所里曾发生中国女战俘刺杀压在她们身上的士兵或者割下日本兵生殖器的事件。日军官兵因此对充当“慰安妇”的中国女战俘提高了警惕。而当她们失去了作为性工具的利用价值时，便被日军拖到空地上，当做新兵练习用的活靶子。
在漫长的抗战岁月中，中国抗日军队中有许多女兵被俘，她们的命运是极为悲惨的。日军第14师团的士兵田口新吉后来回忆道：“日军在作战中，一抓到这些人，立即送到后方的大队本部去。如果她们受了伤，就由医务室先给她们治伤，如果没有受伤，就由情报官对她们进行审讯，这是通例。但是，这些中国女性就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士兵们有时偷偷传说：这些当官的家伙又干好事了。但谁也不会去追查这些中国女人的去向。当时，日本军队中从来就没有建立过女俘虏收容所，那么这些女人被弄到哪里去了呢？我听到的一种说法是把她们弄去当‘慰安妇’了。”
日军第2957部队占领湖南衡阳附近的村庄后，立即抓了两名美貌的少女回兵营，一个一等兵情不自禁地高呼：“从今日起开设慰安所，各位请来光顾。”
日军占领桂林时，以设立工厂为名招募女工，强迫她们充当军队的性奴隶。日军在广州和香港以招募护士和医务人员前往海南为名，骗招300多名青年女子，其中相当部分是学生，小的只有17岁，大的也只有20岁。她们被押到昌石县石禄慰安所，从此掉入地狱深渊。
在海南岛，日军经常组织“战地后勤服务队”，唆使汉奸张贴广告，说服务队的任务是给日军官兵洗衣服、照顾伤员和打扫营房，诱骗妇女参加。他们甚至派人到上海、广州和香港等地游说：“海南岛开办大医院，招聘大批姑娘学习当护士和护理，薪水高，到那里去做工有吃有穿，还有大钱寄回家。”于是有不少受骗女子前来应募，这些人到海南后，统统被押进慰安所。
日军每占领一地，形势稍稍稳定后，便依靠汉奸组织协助，挑选妇女充当“慰安妇”。其中一个手法便是借口登记“良民证”，挨家挨户挑选年轻貌美的女性。南京陷落后，日军除了经常到国际安全区强奸妇女，还利用发放“良民证”的机会，抓捕几千名中国妇女，她们没有一人逃过被强奸或被虐杀的厄运，其中一些人被运往东北，充当关东军的性奴隶，从此无人知晓她们的下落。
进入“慰安妇”队伍的妇女的遭遇是极其悲惨的，他们所遭受的侮辱和蹂躏难以用语言来形容。
“慰安妇”从性别上讲是女人，但自从她当了“慰安妇”这种在世界军事史上相当少见的角色以后，其作为性工具的性质便成为压倒一切的至关重要的性质，而其性别特征则退居次要地位。这种女人已被从根本上取消了其天赋的做母亲的权利。如果“慰安妇”不幸怀孕了，那么她将无法逃脱被遗弃的命运。
一名“慰安妇”哭诉她的非人强化训练的遭遇时说：“第一个留着一撮小胡子的中年军官，在进门之前他已脱得全身一丝不挂，高挺着他的阳物一步步朝我走来，我吓得大叫起来，拼命往屋角躲，他扭住了我的手腕，三下两下就把我剥得精光，我被他按在地板上动弹不得，我只感到两腿间一阵剧烈的疼痛……此后我一直恍恍惚惚，只记得不断地有人推门进来又推门出去，当第五个军官趴在我身上的时候我以为我快要死了，我不知道我的阴部是否在流血，但我知道肯定已经肿了，我两腿间像夹着一团火，灼得我撕扯般地疼痛。我的眼泪禁不住汩汩而下，我想起了远隔重洋的家，家里的爸爸妈妈和一大群弟弟妹妹。趴在我身上的日本军官还以为我是兴奋得哭了，对我说：宝贝，以后这就是你的工作了，你将尝遍我们皇军的滋味……那时我才16岁，我还完全不知道男人。”经过如此这般的三天强化训练之后，她被送往战场，正式成为随军“慰安妇”。
1945年8月15日，日本法西斯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终于以日军失败而宣告结束，但是做过“慰安妇”的女人的苦难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些人即使回到自己的国家之后，仍然受到同胞的蔑视和政府的歧视。她们将背着这段无法磨灭的历史，忍辱含垢度过自己的余生。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溃败的日军把为他们服务的“慰安妇”视为累赘而弃之不顾，流浪中的这些女人命运凄惨至极。当一些日军部队受到包围，“慰安妇”们白天充当伙夫或弹药运输队，晚上还要“慰安”从阵地上归来的满身是血的士兵们。
更可怜的是，士兵们死后可以得到奖勋章，得到抚恤金。而这些阵亡或自杀的“慰安妇”尽管死了，却仍然受到歧视——她们既无勋章，也无抚恤金，甚至没有任何人谈起过她们的存在。当部队撤退时，“慰安妇”要靠一双脚和男人们一样翻山越岭，涉水渡河。她们饱受摧残的身体和没走过远路的双脚无法忍受强行军的折磨，有的倒在路边死去，有的掉队失踪。
在撤退或被围中，饥饿常使“慰安妇”陷入绝境。有的女人瘦得像骨骼标本，蓬乱的长发遮着皮包骨头的脸颊，样子十分可怕。许多被丢弃的“慰安妇”于逃命中，在饥饿或疾病的折磨下死去。
更残酷的是，有些身患疾病、行动困难、成了累赘的“慰安妇”和无法行动的伤病员一起被用药物毒死。“八一五”之后，幸存的“慰安妇”陆续进入各战区日本军妓、歌女集中营，或是收容所。她们有的是随日军一道投降的，有的是在战场上和日军一道做了俘虏的。
人们在攻下日军阵地后看到的“慰安妇”，有的剃成光头，穿着破烂不堪的军服，浑身污垢，由于营养失调而面色土灰，形销骨立；有的负了伤；有的正在病中苟延残喘。
1945年末，成立不久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派抗日军干部来中国接走了朝鲜“慰安妇”。当朝鲜抗日军干部来到重庆收容所接那些朝鲜“慰安妇”时，她们和日本“慰安妇”拥抱告别，个个泪流满面。这些被迫害、被强制征集来的朝鲜妇女，好不容易盼来了回国的一天。但她们的心情是十分复杂的。作为“慰安妇”被日本兵蹂躏的历史将永远烙印在她们身上，尽管回到故乡，这种耻辱却是永远也无法抹去的。
1946年6月上旬，重庆收容所里的日本“慰安妇”乘卡车经洞庭湖到汉口，然后又经南京去上海登船回国。随着日俘日侨大遣返的结束，在战场上和非人生活折磨下幸存的“慰安妇”们和日俘日侨一起回到了日本。这些本来年轻活泼、应该成为好母亲的女人，已变成了被魔鬼攫走灵魂、榨干血肉的皮囊。
“慰安妇”事件，是日本军人的耻辱，是不争的事实。过去有人提起过，但因缺乏大量的资料和证据，未能引起人们重视。日本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推说战时日本军中的“慰安妇”系民间人士所为，与日本政府无关。
1963年，日本《每日新闻》记者千田夏光，奉命制作《太平洋战争回顾》特集，他在审阅两万多张旧照时，发现一张以徐州会战为背景的照片，内有两名女性卷起裤管，随日军渡河。中国战场的日本部队出现女性，是一件叫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千田夏光追查了5年，才证实日军征召从军“慰安妇”的事实。
与此同时，日本中央大学日本现代史教授吉田义明在日本自卫队防卫研究所图书馆中，发现了陆军部与派遣到中国大陆日军各部队间的机密文件缀成的《陆支密大日记》资料。资料中记载：“1938年3月，日本军部要求各派遣军招募营妓时，必须慎选适当人员，要与地方上之宪警单位秘密合作，以保持军队威信及避免产生社会问题”；并露骨要求各部队“尽速设立性的慰安设施”，因为日军强奸中国妇女，更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使得日军战力深受阻挠。吉田义明很快将这一史料公诸于众，引起亚洲各国的重视，一时舆论大哗。日本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一改过去矢口否认的态度，承认日本皇军与“慰安妇”有关，但是采取虚与委蛇的做法，不予真诚理会。
日本北海道选出的国会议员伊东秀子，看到自己政府像说谎者被拆穿谎言之后还要继续赖下去的态度，愤愤地说：“日本政府的这种态度就是不能原谅！”她在本届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中以“慰安妇”问题提出质询，要求政府编列预算，就这一问题进行调查及处理。在国会质询过程中，伊东秀子找来当时被强制征召的“慰安妇”的证人到国会作证，并表示将继续在防卫厅寻找新的资料。
随后，在日本报章刊登了一位日籍“慰安妇”的回忆文章。这位“慰安妇”从1943年被征召到军队，从日本、韩国到中国东三省及太平洋诸岛国，她和来自日本、朝鲜、中国的“慰安妇”一起目睹了战争最残酷、最恐怖的情景，她们自身则受尽蹂躏，备尝艰辛，经历了一段羞辱与痛苦、完全是暗无天日的军妓生涯。“慰安妇”生活猪狗不如，常常吃不饱、穿不暖，每天要供十几个甚至二三十个日本官兵泄欲。她们之中许多人被摧残得不似人样，或死于非命。
这篇回忆录揭露了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日本大举侵略东亚及东南亚各国时，日本军方在日本、朝鲜、中国强征“慰安妇”随军，并非出于对日本士兵作“人道”方面的“关爱”，其目的在于以此提高日本军队“士气”，推进侵略战争。正如伊东秀子所言，“慰安妇”问题最能表现出日本过去发动战争的本质。
然而，日本右翼分子却起劲地否定侵略战争性质，为日本的侵略历史翻案，并对为日本献出青春和生命的“慰安妇”横加污蔑，硬说这些被诱骗的妇女是为了挣钱才去当“慰安妇”，对她们的幸存者的赔偿要求也淡然处置，受到“慰安妇”和各国人民的强烈谴责。
对于“慰安妇”问题，日本政府则回避责任，把包袱推给民间组织。桥本任首相后，谈到对战争期间沦为日军“慰安妇”的赔偿问题时表示，从国际法上讲战争赔偿问题已经解决，但是从道义上讲可以考虑通过民间基金方式给予一定补偿。该基金会负责人曾几次拜访他，要求日本政府重视此事。据报道，桥本也向该基金捐赠了15万日元。经过多方努力，该基金会总算收到日本全国各地捐赠的3.4亿日元。1996年6月4日，该基金会终于决定，于8月15日之前向在世的部分国外受害妇女每人支付200万日元补偿金。对此，韩国等一些受害者代表认为，日本政府也应进行国家赔偿，而不能只是让民间出面了事。在这种情况下，桥本首相表示，届时将发一封道歉信。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政界的右翼势力却急不可待地跳出来，大放厥词。1996年5月28日，日本自民党参议员板垣正（日本甲级战犯板垣征四郎次子），在自民党总务会会议上胡说什么“慰安妇”问题“并非历史的真实”。
但事情并未了结。以奥野诚亮和板垣正为首，以“终战50周年议员联盟”为基础，于同年6月5日成立了有116名日本国会众参两院议员参加的所谓“光明日本”议员联盟。其宗旨就是为日本侵略历史翻案。他们说得十分露骨：“决不赞同把我国（日本）罪恶地视为侵略国家的自虐自己的历史认识和卑屈的谢罪外交。”奥野把日军的强制行为统统说成“慰安妇”是“商业行为”。
他们的用意之一是对桥本进行牵制。因为，此刻桥本正为如何写“道歉信”而发愁。日本政府只想照以往的说法表示一下“道歉和反省”，而不一定用“谢罪”一词。因为日本政府担心，那将再度引起国内对战争性质问题的争论，甚至引起受害者要求日本政府给予“国家补偿”。
历史已经进入到21世纪，“慰安妇”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不知日本政府将要拖到何时？世人将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