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3月的硫磺岛和6月的冲绳岛的两次决战相继失败，使小矶内阁意识到日本在这次大战中已经失败。然而，日本人的骄傲和顽固，使他们不可能用西方人能够理解的方式来寻求和平，而是选择了负隅顽抗，本土决战。
在制定最后决战计划的时候，陆军的首脑们仍然自以为是地认为：美国人已经像鼓足了气的气球，只要有一次毁灭性的失败，就可以迫使他们放弃大战。但他们忽视了战争潜力已经耗尽的事实。
自盟军占领马里亚纳群岛、菲律宾、硫磺岛和冲绳之后，日本与南方占领地的海上交通就已被截断，无法再得到东南亚的丰富资源，尤其是战略物资石油、橡胶和锡等。日本工业生产迅猛下降。据统计，如果以1937年为100，1944年生产总指数达到144，而1945年则猛降到57，即为“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的一半多一点。造船业1944年生产158万多吨舰船，而1945年降为49万吨，远远弥补不上日本舰船的损失。飞机制造业1944年生产2.8万多架飞机（多为“零式”战斗机），到1945年猛降为1.1万架。
与之俱来的是农业和粮食危机。1944年末到1945年春夏，日本政府每天只配给11至60岁的男女330克（折合中国6两6钱）大米，对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每天也只给390克。为了解决粮食危机，政府“号召全体国民同心协力”捡橡子，然后把橡子制成食物用来充饥。
其他生活必需品也非常匮乏，黑市猖獗，人民怨声载道。广大群众纷纷用匿名信和匿名传单来表示不满情绪。日本内务省警保局承认，人民反战厌战情绪已发展到“诅咒和怨恨天皇”的地步。
日本的内外交困，不能不引起统治集团的担忧。接替小矶的铃木内阁（4月7日）上台后不久，就指示内阁书记官迫水久常秘密地对日本资源进行调查，看看日本是否能继续进行战争。调查结果表明，局势比人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日本各行各业，无论是军用还是民用，都受到基本原料不足的影响。钢铁的月产量已不足10万吨，比官方估计的少2/3.由于铝和铝矾土的不足，飞机产量也降到原指标的1/3.煤的缺乏使军火生产削减50%。由于缺乏燃料和装卸货物的人力，整个运输系统已处于瘫痪状态。迫水的报告预言，用不了几个星期，各城市间就不会再有铁路交通，钢铁生产和船舶的建造将会停止，化学工业也会崩溃。
面对战争潜力的耗尽，日本陆军部仍然坚持继续战争的政策。2月底，陆军公布了本土的防御计划。军官们保证将会有40个师迎战入侵之敌，并且估计如果放宽征兵的年龄限制，还可以增加150万人的兵力。宫泽秀一将军在一次群众集会上说：“战争的进程最后将迫使敌人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和我们交战。自从瓜岛撤退以来，陆军一直没有什么机会和敌人在陆地上作战，但是当我们在日本本土交锋的时候，我们的陆军将显示出不可战胜的优势。”
3月初，陆军首脑们说服首相小矶国昭关闭了所有的初级中学，学生们被迅速地动员起来，种植粮食，生产军火，帮助进行防空工作，在陆军老兵的训练下学习如何击退入侵者。接下来是组织人民义勇军，就是将除了病人和孕妇之外，所有13到60岁的男女都组织起来，使他们在敌人侵入的时候全都能拿起武器抵抗，陆军按照规定的程序继续组建新的师，由新征召的年轻人和上了年纪的老兵们组成。天皇全身戎装地出席了每一个新团的组建仪式，穿着和官兵们一样颜色的衣服。在5月23日的一次大会上，他颁发了40面新的团旗。东京广播电台宣布，有24万学生已经被动员起来，担负起“积极的战斗责任”。农民们也被组织起来建成了民团。
几十万部队被从中国东北和朝鲜调回来，加强本土的防御。士兵们成群结队地在农村地区挖战壕、修碉堡，在这些活动中他们毁掉了菜园、稻田甚至私人的房屋。他们把火车挤得满当当的，公共场所也充斥着他们的身影。
陆军清楚地知道，如果不能取胜，面临的就只有死亡或者屈辱。陆军的宣传机器散布恐怖的故事，大肆渲染盟军在进入欧洲的轴心国家时犯下了多少暴行。最高指挥部派出秘密警探搜寻那些胆怯者，有超过400名的著名人士被捕，因为他们有谈论甚至仅仅是想到过媾和的嫌疑，其中包括外交官和法官。那些没有（甚至没有能力）为全国的战备做出贡献的人，受到了言辞隐含的威胁。大阪的一位警察局长甚至公然叫嚣：“由于存在全国性的食品短缺，本土还面临大规模入侵的危险，所以有必要杀死所有的虚弱者，包括老年人、婴儿和病人。我们不能允许日本因为他们而毁灭。”
随着陆军最后决战准备的推进，人民日常生活变得更加艰苦。肺结核四处蔓延，许多人死于肺炎，不仅是老人和婴幼儿，连那些曾经身体健壮的成人，也因为房屋被炸毁后的风餐露宿而染病身亡。到了6月，食物已经变得极为缺乏，人民极度贫困，甚至连黑市都开始倒闭了。到处都是饥饿。疏散到农村的小学生们采集野草和蕨类煮着吃，维持生命。如果哪顿饭里有肉，肯定是狗肉或者猫肉，但人们总是假装吃的是松鼠肉或者野兔肉。人们还抓来昆虫烤着吃。这些虫子和榨油剩下的干豆饼是大多数人仅有的蛋白质来源。即使再加上政府口粮中大米的代替品（其中大部分的质量都有问题，许多都难以消化），还是没有什么人每天的能量摄入能达到1200卡的维持身体机能的最低标准。许多父母把自己少得可怜的口粮分给了他们的孩子，而他们自己却逐渐饥饿而死。
他们在精神上也同样衰弱，日本的道德体系正在崩溃，抢劫、扒窃和盗窃成了普遍现象。大人们去偷小学生的午餐，并且洗劫邻居被炸坏的房屋。人们最后的一点财产也常常在防空洞和逃难途中被偷走。
兵员补充，尽是些娃娃兵和老头兵。武器装备更为可怜。一个13岁的叫长柄进的报告说，他们那个20人的班被派到山里去挖弹药坑，从那里可以俯瞰濑户内海，但是他们只有一支步枪，武器每天在大家手中轮换，这样每个人都可以有机会拿一下，他们中间以前几乎没有人摸过枪。
兵员、训练和装备，日军均不堪一击。可陆军大臣阿南惟畿将军却宣布“胜利的坚实基础”已经打好了，他已经为美国人准备好了秘密武器。所谓的秘密武器，就是发动自杀性攻击的飞机和人体鱼雷。他们将用几百架装满炸弹的战斗机，和人体火箭弹、人体鱼雷一起摧毁敌人的舰只和登陆艇。教练机和老式的双翼飞机被拖进了任何可能的入侵路线旁边的山中。这些飞机的燃料是酒精，酒精是从松树干里提炼出来的。飞机里面将满满地装上炸弹，由毫无经验的学生和征募来的志愿者操纵。一旦美军进攻，他们将顺着长而陡峭的山坡滑下来，撞向美军的船只和登陆艇。
面对日军的负隅顽抗，美军在加强地面作战的同时，进一步加大了对日本本土空袭的力度。这一方面是从心理上震慑日本，迫其投降，以早日结束战争，另一方面也是为进一步消灭日本的战争潜力，为进攻日本本土做准备。
其实，美军对日本本土的战略空袭，只不过是欧洲战场模式的复制。他们决定借鉴欧洲战场的经验，对日本进行大规模战略轰炸，削弱日本的战争潜力，加快在太平洋战场取胜的进程。
3月至5月间，以马里亚纳群岛为基地的美国第20航空队，在李梅将军的指挥下，每次出动B—29轰炸机几百架，对名古屋、东京、横滨、大阪、神户进行轰炸，投下烧夷弹，把这些城市变成一片火海。
在历次轰炸中，以3月9日对东京的大轰炸最为惨烈。3月9日，东京正值温柔的早春季节。下午的时候刮起了一阵相当大的三月风，到了晚上就变得十分猛烈了。这个时候住在薄板房里的东京人都十分警惕，因为这种天气常常会使这个人口高度密集的城市的火灾危险大大增加。
晚上10点半，广播里传来了美军B—29轰炸机就要逼近的消息。不一会儿，第一轮的空袭警报就拉响了。就在快到午夜的时候，领队飞机在低空呼啸着从东边快速地飞来，扔下一束束重达70磅的凝固汽油弹。无论击中哪里，这种炸弹都会喷出一条条的燃烧的胶状物。第二架先导飞机在隅田川那里与第一架的飞行路线交叉，在这座黑灯瞎火的城市的东北部地区形成了一个由火光组成的“X”形。这一地区是一片低洼的平地，大片的工厂、作坊和小房子沿着河的两岸延伸开来。
接下来，超过250架的B—29在1万英尺或者更低的空中发出了雷霆般的轰鸣。投弹手们看着已经燃起的大火，将成束的汽油弹和凝固汽油弹投向了黑暗的地区。受到地面上时速28英里大风的驱使，新烧起来的火苗拼命地向上向外延展着，旋转到了100英尺的空中，并且越过小巷和防火道，不断吞没新的可燃物，那些用松木、纸张、稻草和竹子造起的房子无一幸免。仅仅在头15分钟内，就有大片大片的木屋区陷入了火海，而大火的强度又使风速增加到了每小时40英里，甚至更快。
尽管被大火包围，最初的时候，居民们还试图发挥他们在消防演习中所练习的技术，往每个炸弹上猛倒水或沙子，并且向警察、消防队员和少数训练有素的救援工作者们请示指令。政府权力部门曾经说过，如果每个家庭都尽自己的一份力，每个社区都进行自保的话，那么整个城市就可以安然无恙。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想到，敌机不仅投下了凝固汽油弹，还在每平方英里的范围内投下了多达25吨的充满原油的炸弹，而且大风也飞速地席卷了全城。
面对这一切，市政的专业以及业余消防队员全都无能为力。火变得极热，烟也极浓，有的人肺部被熏坏了。人们跌倒在路上，在痛苦中不断衰弱下去。不久之后，大街小巷都摆满了一排排焦黑的尸体，这些人在试图从大火的吸氧洞里逃走的时候，窒息并被烧死。在猛烈的大风里，即使那些已经逃出大火范围的人，也会因为被风刮来的火星而点着，那些把婴儿绑在背上的母亲们发现孩子身上也着了火。
皇宫的主要建筑被烧成了白地。燃烧弹在东京闹市区引起的大火，越过护城壕，烧到了皇宫。天皇在他的地堡里躲过了空袭之后，出面感谢数以千计力图抢救皇宫的灭火者。
警报解除的笛声在凌晨5点钟响起。那些在大火中侥幸逃得一命的人们筋疲力尽地瘫倒在地。杉浦由子后来在一首诗中回忆着：“黎明时分，从空袭的火海中逃出，我和孩子就在大街上沉沉入睡。”在一些地方，大火整整烧了4天才熄灭。
在3月10日以及其后的好几天里，尸体随处可见：有一家人堆在一起的，有相邻的住户们堆在一起的，还有成叠、成堆甚至像一座小山似的堆在学校和医院周围的。丈夫和妻子紧紧拥抱着被烧得熔为一体，烧成焦炭的婴儿还紧紧地攀附在母亲、姐姐或者祖母的怀里。还有一些尸体保持着直立的姿势，双腿紧绷，胳膊伸开，仿佛要奋力逃离火场的样子。一位陆军军医在黎明时分沿着隅田川河岸走时，发现“河中漂浮着数不清的尸体，有穿着衣服的，也有赤身裸体的，所有的都黑得像木炭一样，这情景真的让人难以置信。这些都是死去的人，但你根本无法分辨他们是男是女。你甚至无法分辨那些漂浮物究竟是胳膊是腿，或者只是烧焦的木头。”
在3月10日，有数十万的幸存者们开始外逃，他们的家园已经化为灰烬。粗略估计有25万座房屋被烧毁，致使180万人无家可归，煤气、供电、供水以及公共交通全都断绝了。一些难民们失去了所有的东西，还有一些人抢救出了铺盖和用品，找到车辆将它们装上，艰难地向城外走去，他们要去的是农村的亲戚家或者任何愿意收留他们的人家。铁道在短时间内奇迹般地得以修复，将成千上万的人运了出去。
后来，日本政府试图确定16平方英里火区范围内的死亡人数，但从没有人能够得到确切的数字。据官方的保守估计，死者在8到10万人之间。在更早的报告中，人数超过了12万，但这些报告并没有公开。法国记者罗伯特·格依雷恩看到了日本的档案，里面报告说，共有19.7万人死亡、失踪或者被推测死亡。一位内务省官员在解释为什么从来都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时说：“我们受到的指令是要报告真实的情况，但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那情形可怕得超乎想象。”
在空袭后不久，裕仁天皇从宫里出发进行了一次罕见的外出，他亲自对东京进行了视察。不顾宫内省官员们的反对，天皇执意要到破坏最严重的地区去。令市民们目瞪口呆的是，在每一个地方，天皇都徒步在瓦砾堆中艰难地穿行着。在结束了两个小时的行程之后，裕仁神色惨然地回到他那辆带着金色菊花徽记的黑色轿车里。他转向一位侍从，和他一起将这次的破坏和1923年那次大地震所造成的破坏进行比较。“这次看起来要可怕得多，”天皇用低沉的声音说道，“东京已经变成一片焦土。”
在美军轰炸计划的第一阶段完成时，上述主要城市中，有100多万平方英里的面积被炸成废墟，200多万座建筑物，约占全部建筑物的1/3被削成平地，至少有1300万人无家可归。
面对美军的持续轰炸和日益恶化的战局，日本当局的主和派发出了企和的声音。5月12日，“六巨头”举行会议。海相米内光政提议请苏联出面调停，结束战争。首相铃木素以喜怒不形于色、玩“腹功”著称。他看到陆、海军都主张请苏联调停，也就支持军人。5月14日，东乡把草案提交给“六巨头”，内称：“应该向苏联讲清楚，它是靠了日本才战胜德国的，因为我们保持了中立；帮助日本保持其国际地位将对苏联有利。因为在将来，美国可能变成苏联的敌人。”接着，备忘录警告说，战胜了德国的苏联提出的价钱可能“比我们想象的高得多”，日本要准备放弃旅顺、大连、南满铁路和千岛群岛北半部。
奉东乡之命，广田决定去箱根地区的疗养胜地强罗，拜访苏联驻日大使雅可夫·马立克。广田曾任首相、外相，政治地位很高，又当过驻苏大使，与苏联外交界人士有过许多交往。6月3日至4日，广田两次会晤马立克，向他保证，日本人民真诚希望与苏联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希望找到与苏联长期合作的途径。广田还说，他所说的话“不但反映了帝国政府的态度，也反映了国民的态度”。马立克表示，他要考虑几天，然后才能答复。
广田深受鼓舞，他报告东乡说：“会谈气氛友好，俄国方面的反应令人满意。这次交谈看来有希望。”然而，这种希望很快就变成失望。因为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明显地分为和、战两派。此时主战派的意见又占了上风。
天皇裕仁、内大臣木户幸一、外相东乡、首相铃木、海相米内等从客观实际出发，能现实地看到日本山穷水尽的处境，认为继续进行战争只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因而主张议和停战。在这方面，上述四大臣的秘书们起了不小的作用。这些年轻人组成一个特别小组，经常一起会商，把秘密情报送给他们的长官，使其逐渐成为主和派。
而海、陆军中的死硬分子则主张战斗到底。在他们的影响下，6月6日，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又通过了“今后应实行的战争指导基本大纲”，其主要方针是：“以誓死尽忠的信念为动力，借助地利和人和，坚决把战争进行到底，以维护国体，保卫皇土，确保民族将来发展的根基。”军阀们竭泽而渔，动员17至60岁的男子参军，准备本土决战，“一亿玉碎”。
受东乡之托，6月底广田又两次去拜访马立克，并抛开外交辞令，开门见山要缔结新的互不侵犯条约，还答应给予苏联一些好处。马立克仍不置可否，只说他要得到莫斯科的回电后再答复广田。但一星期过去了，苏联政府仍未对广田的建议做出答复。
天皇心急如焚，决定派曾任首相的近卫公爵带着他的亲笔信去莫斯科。按照天皇的意旨，东乡外相急电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说天皇渴望早日结束战争，进行谈判，以恢复和平。为此，近卫公爵将携陛下亲笔信前往莫斯科，请苏联政府为此提供方便。
佐藤想约见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但得到的答复是，莫洛托夫将去柏林参加盟国会议，此时特别繁忙。佐藤想见副外长，试图让他同意近卫访苏。但这位副外长也是彬彬有礼地避而不答，或说至少要几天后才能答复。
5天之后，苏联副外长致函佐藤说：由于天皇的建议含糊不清，近卫公爵的使命又不明确，他的政府无法做出肯定的答复。
日本统治者还在摆大国的架子，希望通过谈判缔结和约，以结束战争。殊不知苏联这时已经签署了《波茨坦公告》，准备对日本开战。
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斯大林、杜鲁门和丘吉尔在位于德国首都柏林西南30公里处的波茨坦，举行了代号为“终点”的秘密会议。
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三国首脑的最后一次会晤。美国助理国务卿格鲁早在5月5日就将敦促日本投降的公告初稿起草完毕。
7月24日，杜鲁门同丘吉尔就草案的内容进行磋商，双方同意邀请中国参加。随后，杜鲁门将公告的文本发给蒋介石，征求他的意见并在公告上签字。7月26日晚9时20分，美、中、英三国向日本发出由杜鲁门、蒋介石和丘吉尔签署的《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苏联当时没有在《波茨坦公告》上签字，事先美国也没有征求苏联的意见。直到8月8日，苏联宣布同日本处于战争状况时，才要求参加《波茨坦公告》。《波茨坦公告》称敦促日本投降，并提出战后对战犯处理等方面问题。
《波茨坦公告》实际上是反法西斯同盟国对日本法西斯发出的一份敦促投降书，对于日暮途穷的日本法西斯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公告发表之后，美国的宣传机构立即采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对日本广播，并散发了几百万份传单，使日本人民知道公告的内容。
7月27日，日本首相铃木主持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讨论政府对《公告》的立场。以阿南惟畿、丰田等为代表的军方态度十分强硬，提出为了不影响日本军队决战的士气，不要公布《波茨坦公告》；如果真要公布，也应附上一项声明，表示坚决反对。铃木迫于压力接受了军方的意见。
日本主战派头面人物的这种顽固态度，实际上是拿日本国民的身家性命在赌博，是在玩火自焚。此举给日本带来了惨痛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