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陵文典》编纂委员会的同志几次登门相约，诚恳地请我为该套丛书写篇序言。因为长期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的习惯和兴趣，我乐于支持宣传中华民族精神和普及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公益活动，在这里多写几句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话。
在历史上，黄帝时代是中华文明开创的时代，黄帝被后人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现在每年都举行黄帝陵祭祀。有关部门一直很重视每年的黄帝陵公祭活动，认为这对继承、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有重要意义，希望在祭祀礼仪上有所改进，让参加祭礼的人，以及那些观礼的人，都能真正地受到一次“慎终追远《论语·学而》。”的教育，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团结统一的精神加以发扬。
祭祀礼仪，实际上产生于我国古代的祖先崇拜。祖先崇拜是中国宗法社会最早的祭祀形式，它长期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
大约在黄帝时代，祖先崇拜的丧葬仪式和祭祀活动已经出现，仰韶文化可以作为代表。仰韶文化（因1921年首次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而得名），主要分布于黄河流域的河南和陕西关中（西安半坡遗址是其代表）、山西南部、河北南部、甘肃东部等地，是目前所知中国新石器时代较早的一种文化，距今约七千年到五千年。从目前已发掘的两千余座墓葬可知，当时的氏族已有公共墓地，对老人和女性实行厚葬。甘肃马家窑文化（因最早在甘肃省临洮县瓦家坪马家窑发现而得名）花寨子墓地地巴坪58号墓，墓主系中年女性，随葬彩壶、彩罐、彩瓮等17件，骨珠205颗，这些随葬品反映了妇女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即使在死后的灵魂世界也受到较好照顾。同时，神像祭祀也开始出现，大约五千年前的红山文化（因首次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红山后而得名）可以作为代表。在辽西牛河梁（今辽宁建平、凌源两县交界处）发现女神庙和女神塑像，其中一尊女神头像，专家鉴定为5000年以前蒙古人种女性。
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后，对男性祖先的丧葬祭祀，逐渐成为祖先崇拜礼仪的重心。特别是对男性家长的祭祀，丧葬隆盛，丧仪繁琐，祭祀规范，如孔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祖先崇拜逐渐与日常风俗习惯相融合，成为后来儒家生活礼仪制度的历史根源。夏朝时，祖先崇拜礼仪继续发展。孔子就感叹说：“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论语·泰伯》。在孔子看来，大禹自己平时恶衣恶食，却华冠美服、隆重地进行祭祖活动，崇敬祖先，令人敬服。到商朝时，原始的祖先崇拜发展为宗庙祭祀制度，其中，祭祖是最重要、最隆重的活动。从殷墟甲骨卜辞可见，殷人卜问的对象有天神、地示和人鬼三大类。所谓人鬼，主要指的就是“先王”、“先公”等殷王的祖先。周朝统治者继承、发展了商代的祖先崇拜礼仪，同时增加了其中的人文因素。他们将殷人的“上帝”观念改造成为以“天”为中心的信仰，将“天”当作自己的最高祖先来崇拜，周王被认为是“天子”。在王位继承制度方面，周公废除了商朝的制度，采用嫡长子继承制。周王的嫡长子继承王位，其余诸子则被分封到各地为诸侯，拱卫京师，这又为祖先崇拜提供了更完善的政治制度基础。周朝时，祖先崇拜等礼仪更加规范化，“礼”受到特别重视，祭祖制度相对成熟，儒经中的《仪礼》、《周礼》、《礼记》对周人的宗教礼仪制度有详细的记述。按照宗法制度规定，嫡长子才有祭祖的特权。祭天是周天子统治国家的象征，也是周天子祭祖的重要形式。所以《礼记·王制》说：“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周人的这种祖先崇拜格局，在后来各朝代基本上都得到了延续。
祭祀在古礼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礼记·祭统》说：“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礼记·祭统》。意思是说，治理国家，最急迫的事情是制礼行礼，而各种礼仪中，祭祀又是最重要的礼仪活动。这就说明了祭祀活动的政治意义。《左传》成公十三年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指宗教祭祀，“戎”指军事活动。不仅在周朝，而且在整个中国古代，宗教祭祀礼仪都是国家大事之一。
古人祭祀的对象有上天、大地、社稷、祖先等，重视祭祀祖先，是中国古代祭祀礼仪不同于西方宗教礼仪的显著特色之一。中国古人为什么那样重视祖先祭祀呢？孔子的弟子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慎终”指周人所谓“凶礼”，“追远”指周人所谓“吉礼”。在曾子看来，这两种礼的实施，有助于培养宗法社会成员的品德，加强宗族内部的团结，维护宗法社会的稳定。这是一种基于亲情的道德教化，并非对神灵的膜拜。
古人不只是从政治角度看待祭祀礼仪的重要性，随着古人理性思维的发展，他们也从生命甚至世界来源的哲学高度把握祭祀的意义。战国末年荀子已经明确提出：“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礼数》。荀子认为，“礼”（各种制度）有三个根源：天地、先祖和君师，他们分别是生命、人类和国家治理的来源。“礼”就从这三个根源的追寻和尊重中产生出来，而“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则是“礼”的主要内容。其中，敬天或事天，是上天崇拜，尊先祖或祭祖，是祖先崇拜。后来成书的儒家经典《礼记》，继承了荀子关于“礼”的上述思想，这就在后来的祭祀礼仪中保留了祖先崇拜的重要地位。
大约在战国时期出现的《易传·序卦》，也将天地和人类祖先合并到宇宙论中。它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措。”《周易·序封传》。它认为，人类社会文明的产生离不开两性和家庭，而两性和家庭则是自然（“天地”、“万物”）的产物。这种朴素的自然实在论观念，将“天”和“祖”并列，并将“天”置于“祖”之前，透露了中国古人祖先崇拜的宇宙论根据；同时，这种观念把以父子关系为轴心的家庭关系——实际上就是宗法血缘关系，亦即所谓“亲情”，当作社会文明产生的基础。
上述有关“礼”的思想，使祖先崇拜礼仪和上天崇拜礼仪一样，具备了关于宇宙根源和人类生命的意义。祭祀祖先礼仪后来发展成为儒家最基本而又最典型的礼仪，并非无源之水，而其中最显著的特征是祭祀的人文意义。
《礼记·祭法》：“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帝喾为远古“五帝”之一，周人祖先后稷为帝喾的元妃所生，后稷还发明了种植庄稼，所以被视为周人的始祖。在后稷与文王之间，还有公刘等十余位祖先，但在周人的祭祖活动中，他们并没有获得特别的重视。为什么呢？因为周人制定了特殊的祖先祭祀原则。儒家经典《礼记》将这个原则表述得很清楚。它说：
“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菑（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帝喾能序星辰以著众，尧能赏均刑法以义终，舜勤众事而野死，鲧鄣鸿水而殛死，禹能修鲧之功，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契为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财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礼记·祭法》。这段文字原出于《国语·鲁语上》展禽批评鲁大夫臧文仲“无故”祭祀海鸟的不当行为。《礼记》对此有凝练修改。
意思是说，人们祭祀祖先，不只是祭祀自己的血缘祖先，特别要祭祀那些在宗族文明发展史上作出了重大贡献的祖先们；不只是要祭祀那些生前“有功烈于民”的祖先神灵，而且要祭祀那些能对人类生存、发展有利的自然物，如日月星辰、山林川谷等。帝喾、后稷有始祖的地位，后稷还有发展农业的功劳，文王、武王则有开国之功。在周人的祖先祭祀中，“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符合上述的祭祀原则。
古人祭祀祖先的基本原则也许可以这样概括：凡是有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有利于人类文明的保持和发展的人或物，都可列入祭祀对象。这样的祭祀对象，所祭祀的神灵人文因素非常突出。同时，这也充分说明，周人的祖先祭祀原则，强调祖先的贡献，已经突破和超出了宗法血缘的限制，突出了一般的人类文明创造的意义。
充满人文精神的祭祀原则，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春秋时期出现的“三不朽”说，就是一个例子。有人将家族世代有人做官看成“死而不朽”，鲁国大夫叔孙豹不同意这个解释。他说：“以豹所闻，此谓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祀，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按照叔孙豹的意见，官位高，俸禄多，都不足以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才可能永垂不朽。
重视祭祀礼仪蕴涵的人文精神，在古代中国绵延不绝，形成了悠久的传统，与孔子关于“礼”的思想有极大关系。众所周知，孔子重视“礼”，“所重，民、食、丧、祭”《论语·尧曰》。孔子关于“礼”的思想有一个显著特点。他特别强调“礼”必须以“仁”爱（一种以“亲情”为起点的自然感情）为基础，“礼”的实施，又是表达报本思亲、教育子女、宣扬“仁”爱精神的有效途径。比如，孔子感慨地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论语·阳货》。意思是说，礼仪活动，难道只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礼品吗？他这句话，隐含的意思是，人们在进行礼仪活动时，内心还应该对礼仪活动对象有真正的内在感情。孔子将这种内在真实的感情叫做“仁”。在孔子看来，在各种礼仪活动中，礼品、礼仪等，都是有形的表面的东西，真正重要的是礼仪形式所蕴涵的礼仪内涵和礼仪精神，是施礼者、参礼者以及观礼者对于行礼对象的内心真实感受。比如，关于赡养父母，子女同样地给父母饭吃，但如果子女对父母没有必要的、真正的尊敬的情感，没有孝心，那么，赡养父母这种礼仪行为和养狗养马有什么区别呢？《论语·为政》：“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用孔子这一思路来看，祖先崇拜仪式所表达的，只是基于宇宙生命的传承，后人对祖先自然的追思缅怀之情。《礼记·祭统》说：“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夫祭者，非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礼，是故唯贤者能尽祭之义。”《礼记·祭统》。意思是说，祭祀“自中出生于心”，强调祭祀必须有内在认识、情感等基础，正是孔子“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之义。
这种具有人文精神的祭祀原则，到后来一直延续下来，也可以说是后人祭祀黄帝的精神基础。我们也可以说，“黄帝”概念包含着丰富的中华人文精神内涵，黄帝陵祭祀也是如此。
确实，黄帝之所以被后人尊为人文初祖，一直享受后人的祭祀，与黄帝时代取得的巨大文明成就有密切关系，与黄帝时代中华先民们所立的大功大德紧密相连。比如，从传说看，黄帝时代开始驯养使用牛马，发明了车、船，学会了打井、养蚕和缫丝，在战争中开始使用铜制兵器；发明了文字，制定了历法和甲子，发展了原始农业，美术、音乐和舞蹈创作也繁荣起来；创制冠冕衣裳，开始设区治民，在制度文明建设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因此，自古以来人们就推崇黄帝，充分肯定黄帝时代在中华文明开创史上的地位。
从考古成就看，黄帝时代确实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时期，原始农业、原始手工业以及原始的理性思维，都从无到有地产生了。我国文明起源与原始农业有密切关系，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遗址的广泛发现告诉人们，距今七、八千年，我国原始农业已有相当发展，在这个基础上才可能有中华文明的起源。例如，我们看到，在一些仰韶文化遗存中出土了陶纺轮、石纺轮和有孔的小骨针，这说明先民们已开始缝制衣服。他们还知道如何储备粮食（粟）。还可以看到，黄帝时代的先民们创制了一些简单的谷物加工工具，例如把谷物放置在石制的碾磨盘上，然后手拿石棒或石饼反复碾磨，这既可脱去谷物外壳，又能将其磨碎，便于食用。这说明先民们在谋求保护自己的时候，希望通过自身的活动在自然界实现自己的预期目标。这一目标得到实现，便标志着人类理性思维的提高。有了理性思维的产生和发展，又有农耕物质条件的逐渐成熟，这才有中华文明的产生。
我们在祭祀黄帝时，也应该说，祭祀礼仪本身所蕴涵的人文精神，以及参礼者、观礼者对这种人文精神的体验、感受等无形的礼仪，比起有形的礼仪行为活动更加重要。在黄帝陵祭礼中，有形的礼仪，如人们在黄陵县桥山轩辕殿广场的行礼仪式、排列组合、先后程序等；而无形的礼仪，如以黄帝祭祀为契机，反思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优秀文化，从而增强爱国心和民族凝聚力等。这就意味着，在黄陵祭礼中，要通过历史文化知识的宣传，尽量体现出黄帝时代文明创造的人文精神；我们施礼的人要用我们的心，用自己对民族优秀文化的真正认识、真实情感来实施礼仪活动；我们参礼的人，也要用我们的心，用自己对民族优秀文化的认同感，来参加礼仪活动；通过这种以真性情为基础的“心祭”，使所有观礼的人，都能受到民族优秀文化精神的感染。
我们不是古代祖先神的崇拜者。我们祭祀黄帝陵，不是把黄帝当成神灵来祭祀，而是在一种肃穆的气氛中，追思中华民族先辈们如何创造文明，如何造福子孙。因此，我们的祭祀，在形式上也应当是人文的，而不是神化的。我们祭祀黄帝，不是祭祀鬼神，也不是盲目崇拜，而是人文精神的陶冶、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播和普及。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先民们艰苦卓绝的创业精神，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21世纪真正实现。
《黄陵文典》是围绕黄帝陵及黄陵县而组织编写的大型文化丛书，共十六卷十六册。由黄帝陵所在地陕西黄陵县来承担这项汇编工作，是恰当的。黄陵县的朋友们组成了编辑班子，严肃认真地进行汇编工作。他们那里有丰富的资料，再加上谨严的工作态度，使汇编工作取得了成果。汇编的部分稿件曾经送给我所在的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的专家们审读，他们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还有其他院校的专家也提出了宝贵的建议。黄陵县的朋友们以谦虚的态度对这些意见和建议加以吸收，做了多次修改才定稿。我衷心希望此稿出版以后，能够再次得到专家们的指正，以便使书稿质量有更大的提高。在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今天，出版《黄陵文典》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我还想着重提出，黄帝陵的整修曾经得到李瑞环同志的大力支持，他是黄帝陵基金会名誉理事长，一直关心关于黄帝文化的研究，在我担任黄帝陵基金会会长期间，曾经亲耳听到过瑞环同志关于整修黄帝陵的宝贵建议。《黄陵文典》编成后，又得到瑞环同志的亲笔题词，在此，我们应该向瑞环同志表示深切的感谢。
2008年3月10日
于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