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0月号《读书》上发表了拙文《重读〈许政扬文存〉》，1997年第一期《黄河》上刊出了宁宗一君回忆政扬的长篇文章，都是为纪念亡友许政扬先生而作的。宁君的文章对政扬41岁短短的一生作了详尽的叙述，有些情况确为我们这些未与政扬在一起共事的好友所无法想象得出的。政扬从1958年受到批判，到1966年“文革”变起，被迫害自沉于南开大学附近的小溪，他已整整病了八年。我事后曾想，即令政扬不被迫自沉，他那衰惫虚弱的身体能否熬得过十年浩劫这样漫长的岁月，也还是一个问号。政扬已矣，但妄加于政扬身上的诬罔不实之词，却值得我们这些后死者深深反思，并进行一些研究和分析，或许对“文化”和“知识”的看法不无好处。
政扬生前被批判的一个重大罪名即所谓“知识私有”，这一点在我和宁君的文中都曾提及。仔细想想，这个罪名实在无法成立。所谓“知识”，无非指一个人读了多少书，作过多少科学实验，在生活实践或科学实践中积累了若干经验以及由经验而产生的若干文字资料。这些东西，最初只能储存在每一个人的头脑里，只能“私有”。如果这个人把所知的这些知识和经验只摆在心里而不公之于世，那么即使积累得再多、储存得再丰富也毫无用处。他必须把它们写成文字或化作“生产力”，才有裨益于社会公众。但把它们变成文章或付诸实践却大非易事，要经过不断的、长期的思辨和反复的实验才有可能成为完美的“成品”或不够完美的“半成品”。这种思辨能力或实验过程是不可能由旁人越俎代庖的，只能由那位“知识私有”者亲自运作，最后产生效益，把“私有”的东西公之于众，才能成为“公有”的财富。我们每个知识分子做学问或进行科学实验，大抵都经过这一历程，这实在不算什么新鲜事物。
当然，每个人治学问的方法各不相同。如政扬，他是习惯写卡片的。他积有几千乃至上万张卡片，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批判政扬“知识私有”的人，不去考虑政扬用了多少年的苦功，读了多少卷书，思考了多少问题；而只想不劳而获地把那些卡片上的内容据为己有，或让政扬无偿地贡献出来供那些从不读书、从不思考问题的人唾手而得，任意使用。如果不拿出来公开供人使用，就是“知识私有”，就是走“白专道路”。现在仔细分析一下，那些妒忌政扬，看到政扬有学问、有那么多卡片的人，他们不想自己如何用功努力追上政扬，却只想让政扬无私奉献，然后由他或他们来坐享其成，这才是真正的剥削思想、资产阶级思想或封建地主阶级思想。说句不客气的话，即使政扬把他的卡片一张不剩地无私奉献出来，那些害“红眼病”者是否能把卡片上的内容有效地运作，使之变为“成品”，我看都大成问题。面临这种严峻时刻，唯一让那些“气人有、笑人无”的家伙可以“出气”的办法，就是把成千上万张卡片都毁掉，来它个“损人不利己”，我没有的你也留不住，彼此赤手空拳，谁也甭想占得便宜。政扬的卡片和资料，包括我本人20年的讲稿，都是这样给弄得“烟消云散”，一无所有的。
这是假批判“知识私有”为名，实际上乃进行公开掠夺或公然毁灭，这只能使文化倒退和学术成果遭到灭顶之灾。连“知识私有”者的血肉之躯都不存在了，当然“知识”本身也无从保留。而那些“气人有，笑人无”的人对此并未感到满足，于是他们又施展另一卑劣手段：如对于政扬，则进行诽谤诬蔑，说政扬研究散套《高祖还乡》的成果乃是剽窃其导师孙楷第先生的资料。深知政扬为人者自不会相信；可是群犬吠声，众口铄金，在“运动”中，在所谓“革命”的大潮流中，人们正需要这样的“勇敢分子”出头露面来造谣中伤。政扬之自沉，其原因实种于此。而发为此说者不但没有诽谤罪，没有诬陷罪，没有造谣惑众罪，甚至还被看成是立了“功”的响当当造反派或革命群众。在那人妖颠倒的岁月里，受到这样无妄之灾的又岂止政扬一人。而那些随心所欲给别人栽赃的人（他们同样也算知识分子或高级知识分子）却至今“言之者无罪”。从这里我又联想到北京大学身罹冤假错案之害的章川岛先生。如果没有人诬陷他是什么“国民党区分部”的头头，川岛先生也许不会身心饱受摧残，终于过早地离开人世。而那用不实之词以邀功请赏的人却至今还被视为“当代圣哲”。难怪当邓小平同志病逝消息传到一位杜门不出的老知识分子耳中，他伤感地表示对小平同志的悼念：“没有小平同志，这10多年来不知又批倒批臭了多少人，又有多少知识分子挨整！”
以剽窃成果罪加诸挨整的知识分子头上的日子总算过去，眼下的不正之风却反映在另一种不法行为（当然也是不道德的行为）上面，那即是对别人的研究成果进行公开剽窃。有人竟在图书馆中东拼西凑地、整篇整段地把他人著作“写”进自己书中，还沾沾自喜地向人炫鬻：“不用一星期的时间我已完成了10多万字的书稿。”然而正是这样的“著作”，就有出版社给它出版，就有人写文章为它“炒卖”，就能使公开剽窃者由不学无术之辈摇身一变而成为知名学者，就可凭空赚来稿费。这也许就是把“私有”的知识变成“公有”的最佳途径吧。
199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