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几位老同志的回忆专著，有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周一良先生的《毕竟是书生》和韦君宜先生的《思痛录》等，写得都十分感人。而周一良先生在最近一期的《读书》上更口授一短文，提到在十年浩劫中他和整他的红卫兵都是受蒙骗者，所以一良先生从不宽恕那个整他整得最残酷、最凶狠的红卫兵而最后终于宽恕了他，并引鲁迅《题三义塔》诗的末二句以表明自己的心迹：“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使我感慨系之。更由于浮想联翩，乃想到鲁迅在逝世前一个多月写的一篇相当于遗嘱性质的短文——《死》。在《死》中，鲁迅有一段名言，曾被多少人引述；为了说明问题，这里也照抄一遍：
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孤立地来看，一诗一文，鲁迅的态度是否有点互相矛盾？仔细推敲，我认为鲁迅诗中之意和遗文所嘱，完全是两回事。在《死》中还有两条文字可与上引的一段话互参，则道理愈加明白。那是第六和第七两条：“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可见所谓“宽容”，是有真有假、或有私或无私、有该宽容有不该宽容的。鲁迅说的“一个都不宽恕”，是有他一定不宽恕的理由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蒙骗者多矣。但受蒙骗与受蒙骗不同，有一般与特殊和量与质的不同。青年人血气方刚，对知识分子妄施挞伐，可以说受蒙骗；但对人身惨施酷刑，极尽污辱之能事，甚至随意打死人、逼死人，我以为就不能轻易用“受蒙骗”这一简单理由来开脱了。儿时父师曾用两句话教导我：“无心之过谓之‘过’，有心之过谓之‘恶’。”从我自己的做人态度来说，如果有人无心损及我的牙眼，我对他们可予以谅解；如对方存心加害于己，我纵不与之计较，但从内心深处是不会宽恕他的。像周一良先生文中所谈一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红卫兵，对自己的老师极尽迫害之能事；及世风丕变；竟又想借重老师的威望学问，请老师给自己的文章撰写序言以增光宠，这样的便宜事都被自己占尽，即使一良先生宽容大度，不计前嫌，不念旧恶，如果这个红卫兵本人尚有一丝良知未泯，也该扪心自问，自惭形秽吧。所以这样的事如果被我摊上，我尽管不与那个整人的红卫兵计较，但序言我是绝对不写的。应该坦率承认，我没有一良先生那样宽宏大度。
至于鲁迅“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诗，是指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睦邻友谊。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不但给被侵略者带来灾难，而且也给侵略者本身的无辜人民带来了痛苦。换言之，那些为侵略者所驱使的日本人民是无辜的，有些人也是受蒙骗的。当被侵略者觉醒并进行抵抗之后（鲁迅在诗中都写到了），历史在前进，所谓“度尽劫波”，那自然可以“一笑泯恩仇”。血债只能跟帝国主义侵略头子算，两国老百姓是可以言归于好的。这同那些“有心为恶”者毕竟是不一样的。所以对一良先生所引的鲁迅诗句，请允许我持保留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