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这些都是可以留给後人的实录，连君王本身都无权过问，这个职责如今的记者担当了些。余常想，那些在台上者，春风得意时指点江山，身陷囵圄後涕泣自陈，都是白纸黑字，不斥又是一个实录。
史官有秉笔直书的，也有为尊者讳的。秉笔直书者进而掉了脑袋，这样的例子不必再举。而後人也不必因为有为尊者讳的地方，便疑及整个二十五史，相反却应该从曲讳的地方探出隐情，才是正经的读史态度。
东晋秘书监孙盛作《晋春秋》，直书时事。权臣桓温见之，大怒，对孙盛的儿子说：“枋头一战确实失利，但也不至于象你的父亲所说的那样。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枋头，在今河南新乡东北，东晋太和四年（公元369年），桓温北伐前燕，被慕容垂惨败于此。恼怒成羞的桓温终于亮剑，这是政治家的惯用伎俩。
这时孙盛已老，在家安度晚年。可脾气依然是那个脾气，方正严厉，一丝不苟（性方严，有轨度）。儿子们虽然也年过半百，但孙盛对他们的管束一点都不放松（待之愈峻）。因此，当儿孙满堂跪在孙盛的面前，哭喊着求他改几个保命的字时，孙盛就是不肯，不但不肯，还将他们骂了一顿。没办法，诸子遂私改之，保住项上人头要紧。
孙盛估计也没老糊涂，见子孙们突然不吵了，不哭不闹了，而桓温的侍卫也没有破门而入，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孙盛也不吭声，装作不知道。原来，他事先已抄写别本，传之外国。及东晋孝武帝即位，购求异书，辽东人将别本呈上，与当时流行的删改本不同，遂两存之。
唐太宗要看《起居注》，担心有什么不良的言行被载入史册，褚遂良不肯。唐文宗要魏谟拿《记注》给他看，魏谟也不肯。吴兢写《则天实录》，语涉宰相张说不光彩事。身为宰相的张说暗地里恳求吴兢改数字，吴兢就是不肯，说：“若徇公请，则此史不为直笔，何以取信於後。”
而史上确也曾发生过以写书做交易的事，就如现在的记者做有尝新闻。齐中书令魏收撰《魏书》，凭自己的喜好褒贬人物，还大言不惭地对人说：“何物小子，敢与魏收作色，举之则使升天，按之则使入地。”话讲得很露骨，然而时人终是不服，谓之秽史，呵呵。
即使如前四史之一的《史记》，鲁迅先生盛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王夫之也对其提出批评，认为“司马迁挟私以成史，班固讥其不忠，亦允矣。”此“忠”，不是不忠诚，而是指没能信守史官的职责。表现之一，即是司马迁对李广与卫青的不同态度上。南宋黄震在《黄氏日抄》中说：“凡看卫霍传，须合李广看，卫霍深入二千里，声振华夷，今看其传，不值一钱。李广每战辄北，困踬终身，今看其传，英风如在。史氏抑扬予夺之妙，岂常手可望哉。”这个评价就相当中肯。
然而，群众的眼光终是雪亮的，史官在史书上做手脚，除非手段极其特务，终是要现身阳光下。故余意，二十五史，纵有瑕疵，终是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