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评价管理和获利能力的财务方面的准则，是以某些典型的巴菲特信条作为基础的。比如，他并不太看重每年的经营结果，而更关心四五年的平均数字。他总说，盈利企业的回报并不是像行星围绕太阳运行的时间那样一成不变的。他对那些虽然没有实际价值，却靠在会计上耍花招而获得惊人的年终业绩数据的做法相当反感。他以下面几个准则作为自己的财务评估方面的指导：
1.权益资本收益率
投资分析家仍通常用每股税后利润（又称为每股收益）来评价企业的经营业绩。上年度每股收益提高了吗？高到令人满意的程度了吗？巴菲特则认为，每股收益是个烟幕。因为大多数企业都保留上年度盈利的一部分用来增加股权资本，所以没有理由对每股收益感到兴奋。如果一家公司在每股收益增长10%的同时，也将股权资本增加了10%，那就没有任何意义。在巴菲特看来，这与把钱存到储蓄账户上，并让利息以复利方式累积增长是完全一样的。
巴菲特认为，对经营管理获利状况最重要的量度，是已投入股权资本的收益状况，而不是每股收益。巴菲特更愿意使用权益资本收益率——经营利润对股东权益的比例来评价一家公司的经营业绩。
采用权益资本收益率时，需作某些调整。
（1）有价证券应该按投资成本而不是市场价格来估价。
因为股票市场价格会极大地影响一家公司的权益资本收益率。例如，如果一年中股价戏剧性地上升，那么公司净资产价值就会增加，即便公司经营业绩的确非常优秀，但与这么大的股权市值相除，权益资本收益率也将急剧减小。相反，股价下跌会减少股东权益，从而会使平庸的盈利状况看起来比实际好得多。
（2）投资人也应控制任何非经常项目对公司利润的影响。
巴菲特将所有资本性的收入和损失及其他会增减利润的特殊项目全部排除在外，集中考察公司的经营利润，他想知道，管理层利用现有的资本通过经营能产生出多少利润。他说，这就是评断管理者获利能力的最好指标。
（3）一家企业应能在没有或极少负债的情况下，用股权资本来获得收益。提高财务杠杆比率，即增加债务资本，可以增加权益资本收益率。巴菲特非常清楚这一点。但是，通过借更多的钱来提高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权益资本收益率的想法并未打动他。“优秀企业的投资决策，会产生令人满意的业绩，即使没有贷款的帮助也一样。”而且，财务杠杆比率较高的公司，在经济增长缓慢或衰退时，是极为脆弱的。巴菲特宁可在财务质量方面发生错误，也不愿意冒因增加债务而使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东权益受到威胁的风险。
巴菲特在债务方面的考虑显然是相当保守的。不过，一旦确实需要举债时，巴菲特并不畏缩。实际上，他更愿意在预料到未来使用状况时借债，而不是临时抱佛脚，在需要已经很紧迫的时候再去借债。巴菲特说，如果企业每次进行有利可图的投资都能与借债的时机恰到好处地匹配，那是很理想的。但实际情形却往往相反。低成本的资金往往会使资产的价格上升，而高利率的资金却往往会增加负债成本，同时会降低资产价值。当购买公司股票的价格达到最理想价位时，资金的高成本（较高的利率）却往往降低这一机会的吸引力。针对这种状况，巴菲特认为，公司的资产与负债管理应该相互独立。
这种为日后的好机会而预先借款的哲学，会影响近期的盈利。但是，巴菲特只在确信未来的经营会带来比目前债务成本更高的利润时，才会真正这么做。而且，真正有吸引力的商业机会很少，所以巴菲特希望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能枕戈待旦。“如果你想射中罕见的、移动迅速的大象，就得一直带着枪。”
巴菲特并不针对某一企业负债水平是否合适提出建议。很明显，不同的企业现金流不同，可以应付的债务水平也不同，巴菲特想说的是，一家优秀的企业应该可以不借助债务资本，而仅用股权资本来获得不错的盈利水平。如果公司是通过大量的借款来获得利润的，那么该公司的获利能力就值得怀疑。
2.股东收益
巴菲特告诫投资者说，应该注意会计上的每股收益只是判断企业内在价值的起点，而非终点。“首先应该明白，并非所有的利润发生的过程都一致。那些相对于利润具有过多资产的公司，所报告的利润只是表面的。因为通货膨胀实际上征收了资产密集企业的通行费，导致这类企业的盈利化为幻影。所以，只有当分析家们了解预期现金流时，会计上的利润才有利用价值。”
巴菲特又指出，即使是现金流也不是完美的尺度。现金流也经常会误导投资者。现金流用于评估初始投资很大而后续投资很小的企业（如房地产、油田、电报电话公司等）时，还是比较恰当的，但对于需要持续不断的资本性支出的生产制造型企业，用现金流来评价是不够准确的。
公司的现金流，通常被定义为税后利润再加折旧和摊销等非现金费用。巴菲特认为，这一定义的不足之处在于它未考虑一个重要的经济事实：资本性支出。公司一年中的利润需要花费多少钱来购买新设备，升级更新工厂和维持公司当前经济地位及产量的需要呢？根据巴菲特的估计，大约95%的美国企业需要与折旧大约相等的资本性支出。巴菲特指出，你可以将资本性支出推迟一年或更长，但如果你长期这么做，不进行必要的资本支出，你的企业肯定会衰退。资本性支出就像公司的劳务和原料成本一样，也是企业的一项常规费用。
20世纪80年代杠杆收购时期，现金流的概念和方法运用也达到鼎盛时期。付给被并购企业的过高价格就是由现金流法来评判的。巴菲特深信，现金流的数字：“经常被企业或证券推销商引用，以使不合理的价格看起来合理，使本来没有市场的东西能卖得出去。当利润不足以支付垃圾债券或无法支持愚蠢高价时，很容易诱使人们去关注现金流。”巴菲特警告说，除非你愿意从中减去必要的资本支出，否则就不要过于关注现金流。
巴菲特更喜欢使用他称之为“股东收益”的指标。即公司的税后利润加上折旧、摊销等非现金费用，同时，减去资本性支出费用以及可能需要增加的营运资金量。巴菲特承认，“股东收益”并不能为价值分析提供所要求的精确值。因为未来资本性支出需要经常估评。但巴菲特总是引用凯恩斯的话来解释自己的观点：“宁可接受模糊的真理，也不要精确的错误。”
3.经营利润率
巴菲特与费雪一样，深知如果管理者无法把销售收入变成利润，那么企业所做的投资就没有价值。根据他的经验，成本管理存在马太效应，高成本运营的管理者趋向于寻找途径增加成本，而低成本经营的管理者却总在寻求减少成本的途径。
巴菲特厌烦那些允许成本日益增长的管理者。同样是这些经理，经常不得不实行重组计划，以使成本与销售额相当。每当一家公司宣布削减成本计划时，巴菲特就知道这些公司肯定没有计算出公司股东应承受的费用。巴菲特认为：“真正的优秀的经理，根本不用早晨起床后说‘今天就是我们削减成本的日子。’就像他们早上起床后不用决定开始呼吸一样。”
巴菲特以卡尔·理查德、保罗·哈恩（威尔斯·法高银行总裁）以及汤姆·穆菲、唐·伯克（大都会/美国广播公司总裁）对不必要的费用所进行的无情的削减为例。这两个公司的管理层“不论利润创了新纪录还是正面临压力，始终积极地削减成本。”巴菲特自己对削减不必要的成本费用也是十分坚决的。他对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盈利幅度十分敏感。他了解任何企业经营所需的合适的职员数目，也坚信对于每1美元销售，都应有一个合适的费用水平与之对应。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公司。公司的职员甚至不够组建一支垒球队。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没有法律事务部或是公共关系部，没有设置专门策划公司并购，并由受过工商管理硕士训练的员工组成的公司策略部，也不雇用安全保卫人员、汽车司机和送信人。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费用开支还不到经营利润的1%。相比之下，其他盈利水平相似的公司这一比率高达10%，也就是说，那些公司仅仅因为日常开支过大，就使股东拥有的财产价值减少了9%。
4.“1美元”前提
投资者如何检验是否选择了一家具有良好的长期发展前景，并且由以股东利益为导向、精明能干的管理层来经营的企业？对于这一问题，巴菲特通常是通过比较公司市场价值增量与留存收益增量来加以验证。
我们知道，尽管个别时候股价会因各种原因偏离其内在价值，但从长远来看，股票市场会合理地反映公司的内在价值。对于留存收益也是一样的。如果公司运用保留的利润，在较长时间内都没有获得较好的收益。则有效市场就会在该公司股票价格上体现出它的失望。相反，如果公司利用追加资本获得的收益超过平均水平，这一成功也会体现在股价的上升中。
在巴菲特的快速测试中，公司股票市值增量应至少不低于留存收益的数额。如果公司的市场价值增量超过留存收益增量，当然更好。巴菲特对此的解释是：“在这个巨大的交易舞台中，我们的任务就是寻找这类企业：它的盈利状况可以使每1美元的留存收益至少能转化为1美元的市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