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之学是战国中后期的一个强大的学术思潮，对先秦学术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汉初再度辉煌后，成为当时的官方哲学，成功地主导了西汉前期的历史，造就了著名的“文景之治”。
黄老之学始于战国盛于西汉，假托黄帝和老子的思想，实为道家和法家思想结合，并兼采阴阳、儒、墨等诸家观点而成。其特征为“贵清静”，“尚无为”，以达到“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目的。
黄老之学在西汉的兴盛，是由当时的客观情势决定的。西汉王朝建立之初，由于长期的战乱，经济凋敝，民力困乏。在这种情况下，汉初统治者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而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为这一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推行黄老之学而将汉王朝推向“文景之治”这一繁荣阶段上，窦太后功不可没。
窦太后信奉黄老之学。景帝和窦姓宗族不得不读《老子》，并推尊其学说。景帝时她曾召博士辕固生，问他《老子》是怎样的一部书，辕固生不识时务，猝然答道：“这不过是部平常人家读的书，没什么道理。”窦太后大怒道：“难道一定要司空城旦书吗？”话中讥讽儒教苛刻，比诸司空狱官，城旦刑法。辕固生一听想转身就走，不料被太后喝住，要他到猪圈里去与猪搏斗。当时还是太子的刘彻（汉武帝）见辕固生为一文弱书生，恐不敌猪，就投进一把匕首，才让辕固生把猪刺死。正因此，景帝在位十六年，始终未用儒生。刘彻即位后，太皇太后闻他好儒，就常出面干预朝政。武帝也不便违忤祖母，朝廷政事，随时向她请示。至她去世前，武帝不再重用儒生。窦太后是中华帝国最后一位拥附“黄老之学”的统治者。
黄老之学的哲学思想体现在《黄老帛书》中，这是由1973年12月，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中的《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四篇古佚书组成的，它们被认为是黄老之学的代表作。
继承并发展了的“道”
黄老之学改造了老子的“道”，把“道”看做是客观存在的天地万物的总规律，指出“道”的根本性质是“虚同为一，恒一而止”，“人皆用之，莫见其形”，强调“道”的客观必然性，认为“道之行也，繇不得已”。
遵循并顺应的规律论
《黄老帛书》中用“执道”“循理”来概括对规律的理解。所谓“执道”，即认识和掌握事物的内在规律。《经法？道法》论执道的重要性，认为只有掌握规律的人才能明白天道“极而反”的法则，了解社会生活中君道与臣道的区分，周密观察各种事物的变化过程，而不抱先入为主的成见。这样，就能做到认识精纯，思维开阔，成为天下是非的准绳。“执道”就必须从根本上着眼：“执道循理，必从本始。”所谓“循理”，就是遵循客观规律处理好各种具体事物。
对待事物要“审时”“守度”的方法论
“审时”，就是在处理各种事物的过程中，要善于掌握时机，并及时捕捉事物发展变化的转折点。做好事物转化的准备。《黄老帛书》中的“圣人不巧，时反是守”、“圣人之功，时为之庸”强调了掌握时机的重要性。它认为，时机是客观的，不能凭主观臆测，只能如实认识，而且运用时机要迅捷、果断、机密，“当天时，与之皆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守度”，就是掌握事物变化中的数量关系和数量界限。《黄老帛书》中提出了日常运用的八种度数，即规、矩、绳直、水平、尺寸、权衡、斗、石等，并说：“八度者，用之稽也。”《黄老帛书》进一步指出：自然事物和社会生活都各有其“度”。使民要有“恒度”，赋敛也要有度，倘若“变恒过度”“过极失当”的话，就会妨害国家政治生活的稳定。
普遍存在的矛盾论
《黄老帛书》承认矛盾的普遍性，认为天有晦明，地有山泽，物有白黑，事有善恶，“静作相养，德虐相成；两若有名，相与则成；阴阳备物，化变乃生。”同时《黄老帛书》认识到，矛盾相互斗争是必要的，但一味斗争又是不可取的，它提出“雄节”和“雌节”这对特殊范畴，用来区分两种斗争策略和方式，《十六经？雌雄节》说：“夫雄节，满之徒也；雌节，谦之徒也。”“辨雌雄之节，乃分祸福之乡。”
延伸阅读
黄帝和黄老之学
黄老之学可以说是托名黄帝，以老子及道家精神为主旨，吸收并综合了先秦各家特别是儒、法诸家思想而形成的新道家。然而，黄帝因开启了一个文化创造和文明进步的时代而成为积极有为、富于创造、勇于探索，极力把社会推向进步的精神的代表，他又怎么会和以崇尚自然、安于无为著称的道家思想融合起来呢？
这首先是因为在战国时代，对黄帝的崇拜逐渐升温。其次，战国中期，各国为了称雄称霸都需要一种黄帝般的精神，而各种思想流派为了使自己有用也都必须做顺应时代的变通。因此，道家也开始从形而上的玄虚走向了社会生活层面，并吸收了法家的“法”和儒家的“礼”，把“无为”引向积极应世的“无为而治”的政治实践，从而开出道家向务实方向发展的新阶段，逐渐形成了黄老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