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时期，理学的思想专制已经崩解，封建上层建筑中出现了深刻的裂痕。何心隐这样的“异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崛起的。他们批判理学的专制僵化，揭露朝政的昏庸腐败，使思想界出现了生机蓬勃的活跃局面。
何心隐（1517—1579），明代泰州学派重要思想家。原名梁汝元，字柱乾，号夫山，江西吉安府永丰县人。其著作只留下《爨桐集》4卷。
何心隐30岁时，在江西省考试中获第一名，因为跟随王艮的弟子颜钧学习，竟然放弃了科举，认为大学之道必先齐家，便在家乡办起“聚和堂”，进行社会改革的实验，“身理一族之政，冠婚丧祭赋役一切通其有无，行之有成”。他在族中开办学校，本姓和外姓子弟都可入学。他由于反对官吏征收杂税，被捕入狱，充军贵州，经友人帮助才出狱。后北上京师，他与张居正意见不合。因参与弹劾严嵩的政治活动，不得不改换姓名，逃到南方，自此“踪迹不常，所游半天下”。后来又到湖北孝感讲学，因反对张居正毁书院、禁讲学，又遭到通缉。万历七年（1579）被捕，被巡抚王之垣杖死于狱中，终年63岁。关于何心隐之死，到底是被张居正授意所杀，还是王之垣诸人为向张氏献媚而杀之，是一场争了很久的笔墨官司。
“泛亲论”的平等思想
何心隐从王艮的“天地万物一体”出发，认为天下人“凡有血气之莫不亲、莫不尊”，认为人不仅仅表现为君臣之尊，而是尊一切可尊，人应该是相互尊重的平等关系。同样，士农工商也无贵贱等级之分，亦皆可以成为圣贤。而且他还指出，农工商士要成为社会主人，“不凭人之议论，不凭人之求”，“必实超之而实为之”，要自己去争取。这一思想，反映了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工商要求得到发展和提高社会地位、保护其权益的愿望，闪烁着早期启蒙思想的曙光。
“寡欲”和“育欲”
何心隐由“安身立本”“人之自然本性”出发，针对理学家的“存天理，去人欲”，提出“寡欲”，并创造了“育欲”这一新命题。他指出，声色臭味安逸之欲，是人性之自然，应该“尽天之性”而“有所发”，但亦应适中、有所节制，这就是“寡欲”。他强调，无论君主、圣贤也都应“寡欲”，要“与百姓同欲”，由此形成“老安少怀”的和谐局面，就是“育欲”的结果。他认为，孔子提倡的明明德、修齐治平等，均是“育欲”，即“与百姓同欲”。
“交之尽”，“道之至”
何心隐认为朋友是社会关系里最重要的一环，所谓“交尽于友”。其他各种社会关系，如昆弟、夫妇、父子、君臣，都只是“八口之天地”、“百姓之天地”，没有能跳出一般的狭小的樊篱。只有朋友之交，才是交之尽，才是社会关系的极致。跟朋友关系联系着的是师弟关系。何心隐说：“师非道也，道非师不转。师非学也，学非师不约。不转不约则不交。不交亦天地也，不往不来之天地也，革也。师也，至善也。非道而尽道，道之至也；非学而尽学，学之至也。可以相交而友，不落于友也；可以相友而师，不落于师也！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惟大为泰也。师其至乎！”认为朋友是交之尽，又认为师是“道之至”、“学之至”。从社会关系的横的联系看，交尽于友；从社会关系的纵的统摄看，师是“道之至”，“学之至”。朋友的关系与师弟的关系是超越在一切之上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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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心隐和张居正
张居正任翰林时，前往会见何心隐，两个默默相对了一段时间，一句话都没说；张居正出来以后对耿天台说：“这是个巨妖，我一定要杀了他。”耿天台进去，看见何心隐在庭中慢慢走动，低头自言自语道：“这个妖物将来一定会当宰相，当了宰相一定会杀我，我将从哪里找一块弹丸之地来藏身呢？”这两个人不说话而以心神相互判断，判断之准令人惊讶，他们是天地中真正的相知啊。倘若何心隐不死于张居正之手，而老死在自家窗前，一定死不瞑目；倘若张居正当了宰相没来得及害何心隐，自家却先死了，也会死不瞑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