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散文创作成就很高，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的成就虽然不及韩、柳、欧、苏，但对后世也有很大的影响。
曾巩（1019～1083年），字子固，世称“南丰先生”，南丰（今属江西）人。北宋文学家，代表作品有《上欧阳舍人书》、《上蔡学士书》、《赠黎安二生序》、《王平甫文集序》等。
儿童时代的曾巩，就与兄长曾晔一道，勤学苦读，表现出了良好的天赋。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状》中称其“生而警敏，不类童子”，而且记忆力超群，“读书数万言，脱口辄诵”。 嘉祐二年（1057年），39岁的他才考取了进士，被任命为太平州司法参军，踏上了仕途。
翌年，奉召回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熙宁二年（1069年）先后在齐、襄、洪、福、明、亳等州任知州，颇有声望。元丰三年（1080年），徙知沧州，过京师，神宗召见时，他提出节约为理财之要，颇得神宗赏识，留三班院供事。
元丰四年（1081年），神宗以其精于史学，委任史馆修撰，编纂五朝史纲，未成。翌年，拜中书舍人。次年卒于江宁府。理宗时追谥“文定”。 曾巩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并不算是很出色，他的更大贡献在于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
曾巩的散文创作成就很高，他师承司马迁、韩愈和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把欧阳修的“事信、言文”观点推广到史传文学和碑铭文字上。他在《南齐书目录序》中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他强调只有“蓄道德能文章者”，才足以发难显之情，写“明道”之文。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王安石曾赞叹说：“曾子文章世稀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赠曾子固》）。苏轼也说：“醉翁门下士，杂从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
曾巩也擅长写诗，有400余首传世。其诗或雄浑瑰伟，或委婉超逸，无不含义深刻，妙趣横生。五古《追租》，描绘了“今岁九夏旱，赤日万里灼”，“计虽卖强壮，势不存尪弱”的惨状，发出“暴吏体宜除，浮费义可削”的呼声，与王安石的《兼并》诗，有异曲同工之妙。绝句《西楼》、《城南》，清新隽永，具有王安石晚年诗作的风致。
曾巩好藏书，珍藏古籍达20000多册。曾巩一生整理古籍、编校史书，也很有成就。《战国策》、《说苑》、《列女传》、《李太白集》和《陈书》等都曾经过他的校勘。《战国策》和《说苑》两书，多亏他访求采录，才免于散失。他每校一书，必撰序文，借以“辨章学术，镜考源流”。
曾巩的文章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南宋朱熹“爱其词严而理正，居尝诵习”。明代唐宋派散文家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清代桐城派的方苞、刘大槐、姚鼐和钱鲁斯等人都把他的文章奉为圭臬。《明史？王慎中传》载：“慎中为文，初主秦汉，谓东京之下无可取，已司欧、曾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于曾巩；顺之初不服，久亦变而从之。”足见曾巩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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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待人的曾巩
曾巩和王安石从年轻的时候起就是好朋友。有一次神宗皇帝召见曾巩，并问他：“你与王安石是布衣之交，王安石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呢？”曾巩不因为自己与王安石多年的交情而随意抬高他，而是很客观直率地回答说：“王安石的文章和行为确实不在汉代著名文学家扬雄之下，不过，他为人过吝，终比不上扬雄。”宋神宗听了这番话，感到很惊异，又问道：“你和王安石是好朋友，为什么这样说他呢？据我所知，王安石为人轻视富贵，你怎么说是‘吝’呢？”曾巩回答说：“虽然我们是朋友，但朋友并不等于没有毛病。王安石勇于作为，但‘吝’于改过！”宋神宗听后称赞道：“此乃公允之论。”也更钦佩曾巩为人正直，敢于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