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南斗文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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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怀念秦似

和秦似既是老朋友,又是生朋友。我们相识在四十五年前,还不够老?但四十五年中相见恐怕只不过十几次,几乎平均三年或不止三年才见一次,而且三十多年中天各一方,基本上不通音问,“相忘于江湖”,我对他的了解其实并不很多(他对我当然也一样)。

最初见到秦似是四十年代之初,抗战时期的文化城桂林,他的词句所说的“文场试马少年兵”的时候。那时候,他才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就在夏衍、宋云彬、聂绀弩、孟超的扶助和协同之下,主编名重一时的杂文刊物《野草》。他不仅在自己编辑的刊物上写文章,也把杂文投向报纸的副刊。先是《救亡日报》、《广西日报》、《力报》的副刊。《救亡日报》是夏衍在主持,《力报》的副刊《新垦地》的编者是聂绀弩,《广西日报》副刊《漓水》是洪遒编的。

四二年《大公晚报》创刊,副刊《小公园》先由邵飘萍的女婿郭根编,后来这副担子就落在我这个刚刚二十出毛头小子的身上。当我在《小公园》里照料花花草草时,已是皖南事变以后,《救亡日报》也被迫停刊了。杂文的用武之地又少了一大片,《小公园》也就成了手持匕首投枪的斗士们垂青的所在,老作家、名作家到青年作家、无名作家都主动为我这个还不大懂得组织稿件的年轻人写稿,而不用我花什么力气,其中写得最多的是秦牧,其次就是秦似了。他们两人的文章像是两根台柱,支撑住我把这个副刊编了下去,赢得赞赏,也奠定了我几十年干新闻工作和文艺工作的基础。回想起来,就禁不住在心底感谢这些师辈友辈。

秦似虽然替我编的副刊写了不少杂文,但我当时和他见面并不多,恐怕顶多是三两次。那时侯我还不习惯于走出编辑部东奔西跑,许多作者都不认识,见过两三次的已经算得是熟人了。可以想见,如果不是得到师友们的热情主动的支持,我的编辑工作是不可能继续下去的,直到四四年日军逼境,晚报停刊,我去重庆。

秦似却去了广西南部,他的家乡博白一带打游击去了。信息误传,说他夫妇不幸死于日军手中。在重庆《大公晚报》的《小公园》副刊上,据说还刊登过追悼他的文章,朋友们多年后谈起这事,我却记不清楚了。眼前只有翻出柳亚子的《磨剑室诗词集》,在《巴山集》中默默读这相隔半月写成的两首五言律诗:天涯惊噩耗,怀旧涕潸然。烽火怜非命,干戈损盛年。文章忧患始,伉俪死生缘。留取高名在,还凭野草传。

横死怜秦似,乡亲忆绿珠。文章憎命运,怀旧共嗟吁。健硕犹堪想,尸骸奈早枯。李家村畔路,影事未模糊。

使我有些不解的是,后来证实那死讯只是误传,却未见柳亚子再有新作;更后来他们又都在胜利后的香港重逢,也没有再见柳亚子有什么新的篇章。也许是那时候又是各有所忙,不及于此了。

我是四八年从重庆到香港的。秦似比我早去了一年多。他还是老样子,一边编《野草》(它已经在香港复刊),一边替报纸副刊写文章。先是替《华商报》写,后是替我编的《大公报·大公园》副刊写,更后又替迟了些才在港出版的《文汇报》写,最后在四九年他离开香港回去广州以前,更参加了《文汇报》,编了几个月《彩色》副刊。

这两年,我们是见得比较多的,这是因为我已经比从前略为活跃一些,在编辑部外面跑得多了一些的缘故。但加起来,相见顶多恐怕也不过十次八次。

他回广州,后来更回了广西,我们几多年不见,也基本上不通音问了。只记得他出了一本《现代诗韵》,我在书店中买到以后,又收到他送来的一本。这使我开始知道,他已在子承父业地研究文字音韵之学。

这以后,不记得什么时候又收到他写的一个斗方,写的是他那首“千古马嵬遗恨长”的《过杨妃村》七律,因此又知道他也在写旧体诗了。

终于见到他的面已是八十年代之初的事。那是在一个不幸的时刻里——大家都到广州参加周钢鸣的追悼仪式,就这样相逢在五羊城。

不久,他就寄了些诗话给我,在《新晚报》的副刊上刊出。这就是后来在四川出版的《两间居诗词丛话》的一部分。

八二年春天我在广州收到他一封信,告诉我三联书店出版了他的杂文集,前言中还提到了我,希望我能写一点向香港、海外读者介绍的文字。这在我是义不容辞的,但当我看到这一本《秦似杂文集》时,却已是两三年以后的事,早已不能完成他这一委托了。

我的记忆力真实衰退地惊人。他在前言中提到:“解放的第一个年头,我得有机会到北京、东北去参观,当时觉得一切都充满新鲜的气息,我写了几篇通讯报导,急着要把我的所见所闻,一个崭新的中国巨大的变化,告诉我曾寄居的海外的人们。”他说我“总是收到稿后尽快刊出,好象桴鼓相应一般”。而我却完全记不得这件事了。翻翻杂文集,知道就是《法源寺内》、《一个女人翻身的前后》、《北京之今昔》、《从城墙扯到琉璃厂》和《津京道上》这几篇。

读到前言和这些文章,心里不免感到歉然,想不到他当年是这么重视这些文章的刊出。他当然也不知道,在我来说,那时候却是在感谢他没有忘记我们,而远赐鸿文。

但当我们今年夏天在北京重逢时,彼此却忘记提起这件事了。

他到北京,一是为悼老友绀弩之丧,二是为探老父王力的病。我没有去参加绀弩的丧礼,没想到丧礼后却在一位朋友家中意外地相见。在座的还有一位诗人朋友,因此秦似兴致勃勃地在谈诗,谈旧体诗的格律,谈词,谈有读者写信给他,推崇他的词是“当代不作第二人想”……饭前酒后,他都是滔滔不绝地谈,旁若无人,我们只是偶然搭上有一两句。但看得出,他虽然谈兴甚豪,身体却甚差,谈到后来,就显出了龙钟,也显出了病态。第二天他就进了医院。

那天晚上,他念出了哀悼绀弩的一首七律:“一代风流未占春,癖王百事任天真。九年坎壈囚中日,十载支离劫后身。病榻晨昏挥彩笔,幽居寒影对浮云。从今便是音容绝,三月花时哭故人。”说是过几天就会在《光明日报》刊出,后来读到报纸,不是一首而是两首,另一首是:“早岁从军黄埔港,壮年留学莫斯科。未凭履历要高爵,谩把文章降障魔。野草操矛风雨晦,北荒吟咏慨慷多。艳阳普照神州日,痛为先生谱挽歌。”

那天晚上当然也是免不了谈到绀弩,谈到绀弩的诗。在座的诗人也是远道而来参加绀弩丧礼的,他是彭燕郊。秦似说,绀弩曾有一首送他的七绝,并未收入《散宜生诗》中,我要他写了下来:“文艺君家久擅场,十年不见话连床,我诗臆造原无法,笑煞邕漓父子王。”由于是赞他父子能诗,他还怕我不信,说将来可以把绀弩那一手迹复印一份给我。我说,那有不信之理呢。

第二次见到他却是十天半月以后在医院中了。我们都知道他患的是癌症,已到晚期,医生打开他腹部见已扩散,只得束手,手术未动就缝合了。但他却说自己绝不是癌症,谈兴还是很好,精神也显得不坏,他话越说越大声,比平日他的大声差不了多少。谈到诗,我问他,你是不是认为比你父亲的好?他笑了起来,说父亲有一次对他说:“你的诗比我好,更有诗味。”他又说,我当然不好有什么表示——他这样其实已经是有所表示了。

但在我来说,他首先是杂文家。他不过大我几岁,当他在写《野草月刊发刊语》和别的一些有分量的杂文时,我还在开始学写短短三几百字的杂文,心里对一两天就寄来一两篇千字以上杂文的秦牧来,真是羡慕得很,秦似也是我羡慕的对象。

至于一般读者,要就不知道秦似,知道的就一定说他是杂文家、语文学家。很少人知道他能诗词,他的《两间居诗词》至今还没有正式出版,只在八〇年自行印了一些送人。

他和绀弩有些相似。早年写杂文,晚岁写诗。他说他其实写旧体诗早于写杂文,而且在开始写杂文以前就已经有几十首诗在报刊上发表过了。但他却是以杂文出现于文坛的。当五十年代以后,和许多人一样,他搁下了写杂文之笔,才又业余吟诗自娱,正业是研究和教授语文之学。论杂文和诗,和绀弩比虽然不免要有所逊色,却不失为第一流的杂文作者和有水平的旧体诗人。作家、诗人、学者,他是兼之而无愧的。

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他受了多年的折磨,而且比许多人更早些。在《武训传》被批以后不久,他的桂剧《牛郎织女传》也受到了批判,后来反右,他虽未被划为“右派”,待遇却比许多“右派”还惨。接下去的十年浩劫当然也是在劫难逃。“四人帮”粉碎后,他尽管恢复了工作,但一些问题直到去世后才得到彻底的平反。这一切,我都是后来许久甚至是这些日子才知道的。

因此在近年的几次相见中,完全没有接触到他的这些“伤痕”。也没有时间去谈这些。甚至我有意和他谈谈曹聚仁晚年在香港的情况,也没有来得及。他曾在七八年发表的文章中,还说曹聚仁是“反动文人”,引起曹家人的意见,希望我这个多少知情的人说几句话。我既没有当面对秦似说,也迟迟没有能写答应了写的东西。直到前不久,还看到秦似八〇年的诗中,有“骨埋梅岭汪精卫,传入儒林曹聚仁”的句子,觉得是太过了。可惜已经不可能和他面谈,引起争论或并不争论。但我想,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替曹聚仁说的公道话,他应该是看到了,而能接受的吧。

也是最近,才看到五九、六〇年《广西日报》上批他的几篇东西。批的是他的短篇小说《偶遇》,旧体诗《吊屈原》和《咏古莲》。一派穿凿附会之词,那是当年流行的批判文风,不提出罢。只是在《两间居诗词》中,找来找去都不见《吊屈原》,不知道他为什么把它见弃了?找到的是《咏古莲》的两首七绝。

地下深埋不记年,一朝偶露玉山前。伴煤无损苍葱色,始信人间有古莲。

这是五八年为东北出土的两千年前的古代莲子发芽开花而作。作诗时他正被“深埋”,因此而更被批,但十八年后终于重见天日,不仅“偶露”而已,是又现苍葱之色,红艳之色,开放花叶。也可能有什么尘土沾染在这花叶上,但却是不能大损叶貌花容的。也就因此故人虽逝,却可以为他有所欣喜了。

一九八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