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秦似既是老朋友，又是生朋友。我们相识在四十五年前，还不够老？但四十五年中相见恐怕只不过十几次，几乎平均三年或不止三年才见一次，而且三十多年中天各一方，基本上不通音问，“相忘于江湖”，我对他的了解其实并不很多（他对我当然也一样）。
最初见到秦似是四十年代之初，抗战时期的文化城桂林，他的词句所说的“文场试马少年兵”的时候。那时候，他才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就在夏衍、宋云彬、聂绀弩、孟超的扶助和协同之下，主编名重一时的杂文刊物《野草》。他不仅在自己编辑的刊物上写文章，也把杂文投向报纸的副刊。先是《救亡日报》、《广西日报》、《力报》的副刊。《救亡日报》是夏衍在主持，《力报》的副刊《新垦地》的编者是聂绀弩，《广西日报》副刊《漓水》是洪遒编的。
四二年《大公晚报》创刊，副刊《小公园》先由邵飘萍的女婿郭根编，后来这副担子就落在我这个刚刚二十出毛头小子的身上。当我在《小公园》里照料花花草草时，已是皖南事变以后，《救亡日报》也被迫停刊了。杂文的用武之地又少了一大片，《小公园》也就成了手持匕首投枪的斗士们垂青的所在，老作家、名作家到青年作家、无名作家都主动为我这个还不大懂得组织稿件的年轻人写稿，而不用我花什么力气，其中写得最多的是秦牧，其次就是秦似了。他们两人的文章像是两根台柱，支撑住我把这个副刊编了下去，赢得赞赏，也奠定了我几十年干新闻工作和文艺工作的基础。回想起来，就禁不住在心底感谢这些师辈友辈。
秦似虽然替我编的副刊写了不少杂文，但我当时和他见面并不多，恐怕顶多是三两次。那时侯我还不习惯于走出编辑部东奔西跑，许多作者都不认识，见过两三次的已经算得是熟人了。可以想见，如果不是得到师友们的热情主动的支持，我的编辑工作是不可能继续下去的，直到四四年日军逼境，晚报停刊，我去重庆。
秦似却去了广西南部，他的家乡博白一带打游击去了。信息误传，说他夫妇不幸死于日军手中。在重庆《大公晚报》的《小公园》副刊上，据说还刊登过追悼他的文章，朋友们多年后谈起这事，我却记不清楚了。眼前只有翻出柳亚子的《磨剑室诗词集》，在《巴山集》中默默读这相隔半月写成的两首五言律诗：天涯惊噩耗，怀旧涕潸然。烽火怜非命，干戈损盛年。文章忧患始，伉俪死生缘。留取高名在，还凭野草传。
横死怜秦似，乡亲忆绿珠。文章憎命运，怀旧共嗟吁。健硕犹堪想，尸骸奈早枯。李家村畔路，影事未模糊。
使我有些不解的是，后来证实那死讯只是误传，却未见柳亚子再有新作；更后来他们又都在胜利后的香港重逢，也没有再见柳亚子有什么新的篇章。也许是那时候又是各有所忙，不及于此了。
我是四八年从重庆到香港的。秦似比我早去了一年多。他还是老样子，一边编《野草》（它已经在香港复刊），一边替报纸副刊写文章。先是替《华商报》写，后是替我编的《大公报·大公园》副刊写，更后又替迟了些才在港出版的《文汇报》写，最后在四九年他离开香港回去广州以前，更参加了《文汇报》，编了几个月《彩色》副刊。
这两年，我们是见得比较多的，这是因为我已经比从前略为活跃一些，在编辑部外面跑得多了一些的缘故。但加起来，相见顶多恐怕也不过十次八次。
他回广州，后来更回了广西，我们几多年不见，也基本上不通音问了。只记得他出了一本《现代诗韵》，我在书店中买到以后，又收到他送来的一本。这使我开始知道，他已在子承父业地研究文字音韵之学。
这以后，不记得什么时候又收到他写的一个斗方，写的是他那首“千古马嵬遗恨长”的《过杨妃村》七律，因此又知道他也在写旧体诗了。
终于见到他的面已是八十年代之初的事。那是在一个不幸的时刻里——大家都到广州参加周钢鸣的追悼仪式，就这样相逢在五羊城。
不久，他就寄了些诗话给我，在《新晚报》的副刊上刊出。这就是后来在四川出版的《两间居诗词丛话》的一部分。
八二年春天我在广州收到他一封信，告诉我三联书店出版了他的杂文集，前言中还提到了我，希望我能写一点向香港、海外读者介绍的文字。这在我是义不容辞的，但当我看到这一本《秦似杂文集》时，却已是两三年以后的事，早已不能完成他这一委托了。
我的记忆力真实衰退地惊人。他在前言中提到：“解放的第一个年头，我得有机会到北京、东北去参观，当时觉得一切都充满新鲜的气息，我写了几篇通讯报导，急着要把我的所见所闻，一个崭新的中国巨大的变化，告诉我曾寄居的海外的人们。”他说我“总是收到稿后尽快刊出，好象桴鼓相应一般”。而我却完全记不得这件事了。翻翻杂文集，知道就是《法源寺内》、《一个女人翻身的前后》、《北京之今昔》、《从城墙扯到琉璃厂》和《津京道上》这几篇。
读到前言和这些文章，心里不免感到歉然，想不到他当年是这么重视这些文章的刊出。他当然也不知道，在我来说，那时候却是在感谢他没有忘记我们，而远赐鸿文。
但当我们今年夏天在北京重逢时，彼此却忘记提起这件事了。
他到北京，一是为悼老友绀弩之丧，二是为探老父王力的病。我没有去参加绀弩的丧礼，没想到丧礼后却在一位朋友家中意外地相见。在座的还有一位诗人朋友，因此秦似兴致勃勃地在谈诗，谈旧体诗的格律，谈词，谈有读者写信给他，推崇他的词是“当代不作第二人想”……饭前酒后，他都是滔滔不绝地谈，旁若无人，我们只是偶然搭上有一两句。但看得出，他虽然谈兴甚豪，身体却甚差，谈到后来，就显出了龙钟，也显出了病态。第二天他就进了医院。
那天晚上，他念出了哀悼绀弩的一首七律：“一代风流未占春，癖王百事任天真。九年坎壈囚中日，十载支离劫后身。病榻晨昏挥彩笔，幽居寒影对浮云。从今便是音容绝，三月花时哭故人。”说是过几天就会在《光明日报》刊出，后来读到报纸，不是一首而是两首，另一首是：“早岁从军黄埔港，壮年留学莫斯科。未凭履历要高爵，谩把文章降障魔。野草操矛风雨晦，北荒吟咏慨慷多。艳阳普照神州日，痛为先生谱挽歌。”
那天晚上当然也是免不了谈到绀弩，谈到绀弩的诗。在座的诗人也是远道而来参加绀弩丧礼的，他是彭燕郊。秦似说，绀弩曾有一首送他的七绝，并未收入《散宜生诗》中，我要他写了下来：“文艺君家久擅场，十年不见话连床，我诗臆造原无法，笑煞邕漓父子王。”由于是赞他父子能诗，他还怕我不信，说将来可以把绀弩那一手迹复印一份给我。我说，那有不信之理呢。
第二次见到他却是十天半月以后在医院中了。我们都知道他患的是癌症，已到晚期，医生打开他腹部见已扩散，只得束手，手术未动就缝合了。但他却说自己绝不是癌症，谈兴还是很好，精神也显得不坏，他话越说越大声，比平日他的大声差不了多少。谈到诗，我问他，你是不是认为比你父亲的好？他笑了起来，说父亲有一次对他说：“你的诗比我好，更有诗味。”他又说，我当然不好有什么表示——他这样其实已经是有所表示了。
但在我来说，他首先是杂文家。他不过大我几岁，当他在写《野草月刊发刊语》和别的一些有分量的杂文时，我还在开始学写短短三几百字的杂文，心里对一两天就寄来一两篇千字以上杂文的秦牧来，真是羡慕得很，秦似也是我羡慕的对象。
至于一般读者，要就不知道秦似，知道的就一定说他是杂文家、语文学家。很少人知道他能诗词，他的《两间居诗词》至今还没有正式出版，只在八〇年自行印了一些送人。
他和绀弩有些相似。早年写杂文，晚岁写诗。他说他其实写旧体诗早于写杂文，而且在开始写杂文以前就已经有几十首诗在报刊上发表过了。但他却是以杂文出现于文坛的。当五十年代以后，和许多人一样，他搁下了写杂文之笔，才又业余吟诗自娱，正业是研究和教授语文之学。论杂文和诗，和绀弩比虽然不免要有所逊色，却不失为第一流的杂文作者和有水平的旧体诗人。作家、诗人、学者，他是兼之而无愧的。
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他受了多年的折磨，而且比许多人更早些。在《武训传》被批以后不久，他的桂剧《牛郎织女传》也受到了批判，后来反右，他虽未被划为“右派”，待遇却比许多“右派”还惨。接下去的十年浩劫当然也是在劫难逃。“四人帮”粉碎后，他尽管恢复了工作，但一些问题直到去世后才得到彻底的平反。这一切，我都是后来许久甚至是这些日子才知道的。
因此在近年的几次相见中，完全没有接触到他的这些“伤痕”。也没有时间去谈这些。甚至我有意和他谈谈曹聚仁晚年在香港的情况，也没有来得及。他曾在七八年发表的文章中，还说曹聚仁是“反动文人”，引起曹家人的意见，希望我这个多少知情的人说几句话。我既没有当面对秦似说，也迟迟没有能写答应了写的东西。直到前不久，还看到秦似八〇年的诗中，有“骨埋梅岭汪精卫，传入儒林曹聚仁”的句子，觉得是太过了。可惜已经不可能和他面谈，引起争论或并不争论。但我想，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替曹聚仁说的公道话，他应该是看到了，而能接受的吧。
也是最近，才看到五九、六〇年《广西日报》上批他的几篇东西。批的是他的短篇小说《偶遇》，旧体诗《吊屈原》和《咏古莲》。一派穿凿附会之词，那是当年流行的批判文风，不提出罢。只是在《两间居诗词》中，找来找去都不见《吊屈原》，不知道他为什么把它见弃了？找到的是《咏古莲》的两首七绝。
地下深埋不记年，一朝偶露玉山前。伴煤无损苍葱色，始信人间有古莲。
这是五八年为东北出土的两千年前的古代莲子发芽开花而作。作诗时他正被“深埋”，因此而更被批，但十八年后终于重见天日，不仅“偶露”而已，是又现苍葱之色，红艳之色，开放花叶。也可能有什么尘土沾染在这花叶上，但却是不能大损叶貌花容的。也就因此故人虽逝，却可以为他有所欣喜了。
一九八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