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长眠在香港地下的，有一代伟人、万世师表的蔡元培先生。
他是抗日战争期间，在香港养病，于一九四〇年春天去世的。当时兵荒马乱，就埋葬在一个坟场里，一眨眼四十五年过去了。
一个外江人，和这个城市又没有什么特殊的渊源，为什么就让他在这里一眠不走呢？
那是一个拥挤不堪的坟场，也许当年不像今天这样，差不多半个世纪下来，这个城市的人口从几十万跳跃到接近六百万，生者既摩肩接踵地相挤于市朝，死者自然也就相应地挤得透不过气于地下了。
坟场是在香港岛西南角的一个山坡上，本来就不见得很大，现在由于几十年墓葬事业的“兴旺发达”，就显得更小也更挤了。整个山坡上，从下到上，又从上到下，堆满了一座座坟墓，又不是一排一排有规律地陈列着；那格局是杂乱的。人行其间，举步投足都不容易，要寻找自己亲友的“佳城”就更不容易了。万坟如海，蔡元培的坟墓就淹没在这样的一坡坟海之中。
谁寻白璧万碑里，愿补苍天一石亡，宿草渐蒿人愈远，我来斜日吊孤芳。
当年令誉庇多士，此日荒陬葬国魂，惭愧神州真八亿，几人回首及茔门。
这是美籍华人周策纵教授一九七七年访蔡墓的诗。在万碑中寻访，在宿草中寻访，在荒陬中寻访。当想到地下的死者睡得未必安眠，面对着墓茔的生者就不免惭愧了。
在万碑之中，“蔡孑民先生之墓”这块碑还算是比较高大的、比较突出的。但在周策纵和台湾诗人余光中他们去寻访时，坟墓已经年久失修，显得荒凉寂寞。第二年，有人来修了墓，在原来的墓碑之外，又竖立一个刻有千字文的墓表。看得出来，旧日墓碑的七个大字是出于叶恭绰之手；而新的墓表是现居台湾的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台静农写的。重修这墓茔的，是香港和台湾的北京大学同学会。
墓表上引述了蒋梦麟当年的诔词：“当中西文化交接之际，先生应运而生，集两大文化于一身，其量足以容之，其德足以化之，其学足以当之，其才足以择之。呜呼，此先生之所以成一代大师欤！”尽管这不像墓表所说的“斯诔也，最足以状先生生平”，却是很中肯地说出了一个主要的方面。
蔡元培是有名的北大校长，蒋梦麟是他的学生，后来也做过北大校长。北大是和蔡元培的一生事业分不开的；没有蔡元培，就没有当年的北大旭日初升、彩霞耀天的光辉。在今天的北大校园里，有学生们发起竖立的蔡元培的塑像，老校长永远在注视着北大，新学生一代又一代也在注视着他们的老校长。“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但是从南国海岛香港来的人，在瞻仰着这雕像时，却不免深深地感到一阵憾意，抱歉地想起千万里外被包围在一片芜杂中的那一座坟墓。觉得既对不起过去了的先生，也对不起今天和未来的学生——为什么要把他们的老校长长霸占住不放呢？
为什么不让他的骨灰，回到北大的校园？让未名湖畔更添光彩，也免得他的坟墓继续在香港的荒陬中长此失色——已经失色了快半个世纪了。
南天的来客也想问问北大的师生：你们的老校长室以“兼容并包”著名的，你们的校园既容得下外国老师的坟墓，为什么不想也包容下自己老校长的骨灰呢？
一九八五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