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长眠在香港地下的,有一代伟人、万世师表的蔡元培先生。
他是抗日战争期间,在香港养病,于一九四〇年春天去世的。当时兵荒马乱,就埋葬在一个坟场里,一眨眼四十五年过去了。
一个外江人,和这个城市又没有什么特殊的渊源,为什么就让他在这里一眠不走呢?
那是一个拥挤不堪的坟场,也许当年不像今天这样,差不多半个世纪下来,这个城市的人口从几十万跳跃到接近六百万,生者既摩肩接踵地相挤于市朝,死者自然也就相应地挤得透不过气于地下了。
坟场是在香港岛西南角的一个山坡上,本来就不见得很大,现在由于几十年墓葬事业的“兴旺发达”,就显得更小也更挤了。整个山坡上,从下到上,又从上到下,堆满了一座座坟墓,又不是一排一排有规律地陈列着;那格局是杂乱的。人行其间,举步投足都不容易,要寻找自己亲友的“佳城”就更不容易了。万坟如海,蔡元培的坟墓就淹没在这样的一坡坟海之中。
谁寻白璧万碑里,愿补苍天一石亡,宿草渐蒿人愈远,我来斜日吊孤芳。
当年令誉庇多士,此日荒陬葬国魂,惭愧神州真八亿,几人回首及茔门。
这是美籍华人周策纵教授一九七七年访蔡墓的诗。在万碑中寻访,在宿草中寻访,在荒陬中寻访。当想到地下的死者睡得未必安眠,面对着墓茔的生者就不免惭愧了。
在万碑之中,“蔡孑民先生之墓”这块碑还算是比较高大的、比较突出的。但在周策纵和台湾诗人余光中他们去寻访时,坟墓已经年久失修,显得荒凉寂寞。第二年,有人来修了墓,在原来的墓碑之外,又竖立一个刻有千字文的墓表。看得出来,旧日墓碑的七个大字是出于叶恭绰之手;而新的墓表是现居台湾的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台静农写的。重修这墓茔的,是香港和台湾的北京大学同学会。
墓表上引述了蒋梦麟当年的诔词:“当中西文化交接之际,先生应运而生,集两大文化于一身,其量足以容之,其德足以化之,其学足以当之,其才足以择之。呜呼,此先生之所以成一代大师欤!”尽管这不像墓表所说的“斯诔也,最足以状先生生平”,却是很中肯地说出了一个主要的方面。
蔡元培是有名的北大校长,蒋梦麟是他的学生,后来也做过北大校长。北大是和蔡元培的一生事业分不开的;没有蔡元培,就没有当年的北大旭日初升、彩霞耀天的光辉。在今天的北大校园里,有学生们发起竖立的蔡元培的塑像,老校长永远在注视着北大,新学生一代又一代也在注视着他们的老校长。“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但是从南国海岛香港来的人,在瞻仰着这雕像时,却不免深深地感到一阵憾意,抱歉地想起千万里外被包围在一片芜杂中的那一座坟墓。觉得既对不起过去了的先生,也对不起今天和未来的学生——为什么要把他们的老校长长霸占住不放呢?
为什么不让他的骨灰,回到北大的校园?让未名湖畔更添光彩,也免得他的坟墓继续在香港的荒陬中长此失色——已经失色了快半个世纪了。
南天的来客也想问问北大的师生:你们的老校长室以“兼容并包”著名的,你们的校园既容得下外国老师的坟墓,为什么不想也包容下自己老校长的骨灰呢?
一九八五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