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最后一个时期。总的说来清代的散文是有成就而无特色。
明末清初的一批作家，开始转变晚明小品的格局，钱谦益首开此风。钱谦益（1582～1664）既反对明代的复古派，又不满意公安派的狭窄和竟陵派的肤浅。他既倡导为文要“情真”、“情至”，反对模拟，又倡导为文应有渊博的学问以反对疏浅。他认为写文章应兼具“独至之性，旁出之情，偏诣之学”（《冯定远诗序》），力图将“学人之文”与“文人之文”合为一体。他本人的文章内容驳杂，规模阔大，铺陈学问与抒发性情结合，纵横恣肆。这种恢诡、奔放的文风对改变明文之衰微格局起了很大的作用。稍后于钱氏的清初文人，分别向着“学人之文”和“文人之文”两个方向发展。
“学人之文”的代表作家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黄宗羲（1610～1695）是一个有多方面造诣的学者。他反对复古和拘于一家一派，强调文、道、学的统一，要言之有物；他也强调文章要“情至”，据情直书。其《原君》、《原臣》等作，不仅有进步的民主性思想，而且文笔纵横恣肆，风格宏伟浑朴。顾炎武（1613～1682）也是一位著名学者，他认为文章应有益于世用，反对空洞无聊的文字，宣称“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与人书》三）。其议论文立论卓越，简明宏伟；其记事文和书信等文，叙述清楚，描写生动，笔锋锐利。王夫之（1613～1692）强调文学的现实性和社会作用，反对复古和模拟，强调为文应有个人特色。其杂文和史论颇有特色，如《论梁元帝读书》等，均写得纵横捭阖，感情洋溢，风格雄浑恣肆。
“文人之文”的代表作家是被称为“清初三大家”的侯方域、魏禧和汪琬。侯方域（1618～1654）在三家中成就最高，他推尊唐宋八大家，尤倡学习韩愈、欧阳修。他为文既讲纵横驰骋，又讲法度。其人物传如《李姬传》、《马伶传》等，情节曲折，人物形象生动，文章有声有色；其书信如《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等，洋洋洒洒，词严气盛，可谓锋芒毕露。魏禧（1624～1681）论文主“积理”和“练识”，好《左传》和苏洵之文。其文长于议论和叙事。其传记文如《大铁椎传》等，表彰志节之士，文笔简练，叙事如绘，颇富形象性和感染力，表现了一种凌厉慷慨之气。汪琬（1624～1691）之文，有意学明之唐顺之、归有光和宋之欧阳修、曾巩，为文比较“正统”，讲究法度，其文条达疏畅，简洁平实。属于“文人之文”而成就较高的作者还有王猷定、邵长蘅、姜宸英、朱彝尊等。
清朝中叶，进入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时期，理学再度抬头，意识形态领域思想控制加紧，桐城派古文应运而生。戴名世（1653～1713）之文明显地承袭明代之唐宋派。他主张作文应以“精、神、气”为主，语言为末，同时强调，文章所以能“传神”关键在有“义理”。其部分文章如《与余生书》之类，大胆放言，浩瀚纵横，尚有清初文章风气。然其因《南山集》文字狱而遇害，所以，他是明清之际文风的结束者，而又对此后的桐城派有相当的影响，这不仅因他是桐城人，也不仅因其文学主张和艺术技巧对桐城派有影响，而是还包括他因《南山集》而遭文学狱的影响，使桐城诸子引以为戒，形成一种新的文风。桐城派是指清朝中期以桐城人方苞、刘大槐和姚鼐为代表的散文流派。方苞（1668～1749）是桐城派的开创者。他在思想上尊奉程朱理学，文学上推崇唐宋古文。他提倡写古文要重“义法”，“‘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意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又书货殖传后》）。主张文章内容与形式统一，反对俚俗和繁芜，认为古文应以“清真雅正”为尚。其《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等均为名作，语言简练，不枝不蔓，风格雅洁。刘大樾（1698～1779）也是桐城派的开山祖师之一。他认为文章应“明义理，适世用”，他在方苞讲“义法”的基础上，讲究“行文之道”；他重视文章的神气，提出“神为气之主”的新看法，讲究音节和字句。其文喜欢铺张排比，辞藻气势较盛，而雅洁淡远则不及方苞。姚鼐（1732～1815）是桐城派之集大成者。他将桐城派的理论系统化，强调文章要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并重，并认为“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他又讲文章的阴阳刚柔之分，认为阳刚、阴柔这两大类风格不可偏弃，刚柔相济之文乃是文章的更高境界。最能体现其文学主张的名作是《登泰山记》，其文简洁清淡，纡徐雍容，情韵丰厚，偏于阴柔，与方、刘之文虽有不同，但仍不脱雅驯不芜的总特色。
桐城派散文是中国传统散文的一个历史发展，它在思想内容上，语言文风上都适应了清代统治者的需要，其雅洁通畅的特色，对矫正明末清初文风，促进散文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影响所及，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姚鼐之后，影响较大的是阳湖派。阳湖派是以阳湖人恽敬、张惠言为代表的一个散文流派，实为桐城派的一个支流。他们在理论上与桐城派接近，而在创作上有所不同。他们强调吸收骈、散两种文体之长，以补桐城派之单薄。恽敬（1757～1817）喜韩非、李斯之文，其文章雄刚峻峭，而稍欠情韵；张惠言（1761～1802）之文有意学韩、欧，风格较为温润和易。李兆洛（1769～1841）也属此派，其文较为厚重。阳湖派与桐城派之文互有得失，但其成就未能超越桐城派。
在桐城派的极盛期，有两位不同于桐城派的散文家，这就是章学诚和袁枚。章学诚（1738～1801）既反对桐城派专讲“义法”，又反对袁枚专讲“性灵”。强调文章要“修辞立诚”，要“气昌而情挚”，其文以议论见长。袁枚（1716～1797）主张骈、散文体各有所用，提倡抒写“性灵”，反对拟古。其文恣肆酣畅，妙趣横生，令人耳目一新，然雅洁严谨稍感欠缺。
近代散文指清代道光（1821～1850）年间至“五四”前夕的古文。这个时期总的情况仍是桐城派占主导地位，但随着时代的变化，散文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道光以后，时代危机日趋严重，为适应现实生活需要，各种各样的经世之文相继出现，古文出现了新趋向。包世臣（1775～1855）首先起来反对抽象的载道之文，提倡“言事之文”、“记事之文”，要求文章与经世相结合，其散文大多关切时务政事，深切著明。魏源（1794～1857）主张文章要联系社会实际，要切于实用，表现了政治家、实务家的特点。其文章多与时务政事之兴革有关，洞悉事情，叙事清晰，说理透辟，文字洗炼，形成清道隽峭的特色，与桐城派异趋。龚自珍（1792～1841）主张文学和政治必须统一起来。他写了许多极富现实意义的作品，如政论文《明良论》、讽刺寓言小品《病梅馆记》等。其文直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语言风格活泼多样，散行中有骈偶，简括中有铺排，瑰丽中有古奥，大别于桐城派，开古文之新风气。这些经世文派的文章，打破陈规，为清代散文之一大变化，开近代散文之先河。
随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发展，冯桂芬、王韬等对桐城派提出尖锐批评，主张文章社会化，否定桐城派的“义法”。与此同时，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洪仁歼等发布《戒浮文巧言谕》，抛弃桐城派古文，主张“朴实明晓”的文风。为建立新体散文作出了努力。但在此时，桐城派古文也在努力“中兴”。首先是梅曾亮（1786～1856）提出“文章之事，莫大于因时”，即随时代发展而反映不同的现实内容。他虽思想倾向保守，但其文章清淡简朴，颇富文学意味，使桐城派古文出现活跃的趋势。把桐城派古文推向“中兴”的是曾国藩。曾国藩（1811～1872）推崇姚鼐，宣扬桐城派古文，一时声势颇大，使桐城派古文形成“中兴”局面。但实际上，曾国藩的古文理论和创作均有别于桐城派。他标榜古文，又颇赞赏清中期以来的骈文；他扩大了桐城派学习的源流；并于义理、考据、文章之外，又加上“经济”一条，使桐城派古文有了致道之用；其为文“好雄奇瑰玮”，与桐城派之简朴清淡之风不同。曾国藩出于桐城，而对桐城派又有所改革，他矫正了桐城派脱离实际、追求闲雅的倾向，使古文较有内容，较有气势，为桐城派古文打开了僵局，曾国藩利用桐城派，开创了湘乡派。湘乡派是以曾国藩为核心，以其湘乡籍弟子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等为骨干的散文派别。湘乡派古文成为宣传封建道德、维护封建统治的有效工具，颇受当时统治者的支持。另有吴敏树（1805-1873）虽不依傍桐城门户，但实与桐城派相差无多；他虽终身不受湘乡派之牢笼，但他始终未找到自己的古文创作道路。
首先打破桐城派“中兴”局面的是新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陈荣衮、裘廷梁提倡用俗话写白话文，从语言形式上否定一切古文的表达作用，但影响有限。影响较大的是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新体散文。康有为（1858～1927）无视古文之传统程式，而又取其所长；受龚自珍影响，而比龚自珍汪洋雄放。其文多政论，直抒己见，证据古今，奔放流畅，无意不达，实开梁启超“新文体”之先路。谭嗣同（1865～1898）否定桐城派，寻求新文体。其散文从学习骈体文中来，句法严谨整洁，沉博绝丽，然明显表现出通俗化的倾向。梁启超（1873～1929）提倡“文界革命”，尝试过“语文合一”，大胆突破传统古文的束缚，致力于文体的通俗化。其散文平易畅达，时杂俚语、韵语和外国语法，纵笔挥洒，不加检束，号为“新文体”。《谭嗣同传》、《少年中国说》等为代表作。他的新体散文是对传统古文的一次猛烈冲击，为清末的文体解放和“五四”白话文运动开辟了道路，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思想解放和文体解放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此后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也多致力于文体的通俗化，如邹容、陈天华、秋瑾等，多用白话体为文，为促成文体的根本变革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积极进行文体改革的同时，桐城派及其他传统古文派也在努力适应新的形势，其代表人物是严复、林纾和章炳麟。严复（1853～1921）的散文突破了桐城派的局限，能结合新事物来表达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新思想，特别是用先秦诸子和桐城派古文笔调翻译了《天演论》。当时引起颇大反响。但他坚持所谓严谨的古文格调，反对通俗化，最终走向了新文化运动的反面。林纾（1852～1924）专致桐城派古文，后用古文翻译西方小说，在知识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兴趣。章炳麟（1869～1936）亦以古奥难懂之文表达强烈的反清思想，鼓吹资产阶级革命。此外，王先谦（1842～1917）之死守桐城家法，马其昶（1855～1930）这位桐城派殿军也不越桐城规范，虽有成就，然均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
中国的古代散文发展到近代，显然已无法适应时代的急剧变化和新的现实生活需要。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实用、通俗为主要特征的新体散文进一步发展，大量白话文散文和小品文的成功对旧文学起了示威的作用，证明“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终于过渡到了“大众化”的白话文。白话文的兴起并成为中国文学的主体，标志着语、文分离的传统古文对文坛长期统治的结束，划出了中国散文发展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