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研究又有新的观点，有的学者提出，频繁地派遣郑和下西洋，主要是出于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招徕海外诸国朝贡，用“派出去，招进来”的办法，迅速改变国内面临的财政危机。
他们指出：如果是为了“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已遍历东南亚及印度洋各国，第二次下西洋也是统领舟师遍历东南亚及印度洋各国。这样足以显示中国的富强，扩大了明朝的政治影响，何必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显耀”达七次之多呢？
当时的形势是，持续三年之久的“靖难之役”，使社会经济残破不堪，财政耗费极其浩大。为了弥补财政上的亏损，明成祖除了加紧对人民的剥削以及派人到全国各地开采银矿外，就是对海外朝贡国家实行开放政策，鼓励他们来华朝贡，以求输入大量的海外物品。这些海外物品在当时的赢利是非常可观的。故明成祖才会采取各种积极措施，招徕海外诸国来华朝贡，甚至于不惜耗巨资，派遣郑和下西洋，携带敕书及精致手工业品，遍赐海外诸国，这才是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的真正目的。
郑和每次下西洋时间之紧迫，几乎是首尾相衔，中间没有多少间隔，可以看出明成祖急于营利，力求弥补财政上重大亏损的迫切心情。而郑和每次下西洋返航时，海外诸国总是遣使随船朝贡，进行交易的宝物、香料数以千万计。如永乐五年（1407年）九月，郑和第二次下西洋回返时，遣使随行朝贡的有苏门答剌、古里等国；永乐二十年（1422年）六月，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回返时，有暹罗、苏门答刺、哈丹等国遣使随行来贡方物；翌年九月，又有西洋、古里、忽鲁谟斯、锡兰山、阿丹、祖法儿、剌撒、不剌哇、苏门答剌、满剌加等16国遣使1200人至京朝贡方物。明成祖在接待贡使时指出：“其以土物来市者，官给钞酬其值。”意思是说，土物由官府给价收购。可见郑和下西洋不光是为了“耀兵异域”，还具有浓厚的经济目的。明成祖这种办法，不仅解决了当时所面临的财政危机，而且使百姓从转贩土物中得以营生。
各国贡使大量载运进来的香料，对抑制明初的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明朝自洪武八年（1375年）开始发行大明宝钞，当时规定每钞1000贯折银1000两、折金250两。不久之后开始贬值，永乐时代，每钞1000贯仅值银12两、值金2.5两；至弘治时，每钞3000贯只相当于银4两多，宝钞已形同废纸。为了抑制宝钞的贬值，避免滥印宝钞造成通货膨胀，明朝政府尽量减少以宝钞支付官员的俸禄，而以郑和下西洋大量进口的香料取而代之。自永乐二十年（1422年）至二十二年（1424年），文武官员的俸禄，均以胡椒和苏木折支，规定春夏折钞，秋冬支苏木、胡椒，五品以上的官员折支占70%，五品以下折支占60%。到宣德九年（1434年）又具体规定，京师文武官员的俸禄以胡椒（每斤100贯）、苏木（每斤50贯）折钞，正统元年（1436年），扩大到包括北直隶卫所官军。这种现象到成化七年（1471年），因库存胡椒、苏木不足才宣告停止。
当时海外使者带来的贡物有方物、国王附进物和使臣自进、附进物三种。进贡方物的数量与进贡物品总数比较只占极小一部分。至于国王附进物和使臣自进、附进物的情况大不一样，它们在进贡物品中占绝大多数，据《明鉴》记载，往往超过进贡方物的数十倍。明朝政府对如此巨大数量的附进物是采取官府收购的办法，从中还征收50%的货物税，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可获得巨额利润。这些情况说明，海外国家朝贡的次数越多，朝贡使者带进来的货物也就越多，明朝政府则可从中获得更加高额的利润。因此，频繁地派遣郑和下西洋，招徕海外诸国朝贡，用“派出去，招进来”的办法，迅速改变国内面临的财政危机，这才是郑和下西洋的真正动因。
“文皇少长习兵，据幽燕形胜之地，乘建文孱弱，长驱内向，奄有四海。”（《明史》）这一句话，说出了朱棣的出身，有点贬低朱棣的意思；但是，朱棣“即位以后，躬行节俭，水旱朝告夕振，无有壅蔽”（《明史》）。由此可见，永乐盛世的出现，朱棣贡献不小。
可见，永乐朝之所以被后世推崇为永乐盛世，是因为朱棣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其中，最令朱棣感到自豪的是，他实现了“万国来朝”的美梦。
当然，朱棣还是一位手腕极其灵活的政治家。为使周边的其他国家诚心归附，他施展了灵活的外交手段。郑和几次南下，耗费国家大量钱财，全因朱棣一人支持。郑和所到之处，无论是大国小国，都以大明朝的名誉，赠送大量珍宝。作为交换，那些国家纷纷表示，承认朱棣，归附大明。
郑和率领的船队，绕过东南亚，一直航行到非洲。在这期间，东南亚和非洲国家的使臣，一共有三百多人次来华朝拜，平均每年有十次左右。这些国家所派遣的使臣，不是三个两个，而是一大群，而且来的使臣一次比一次多。永乐年间，在大明首都的大街上，随处都可以见到外国使臣。
更令后世皇帝感到望尘莫及的是，在朱棣的慷慨关照下，满剌加、文莱、苏禄等国家的国王，亲自率领使团，前往中国拜见朱棣。大明太有吸引力了，好多使臣来了就不想走，甚至赶都赶不走。据统计，外国使臣来华，平均居留时间是两三个月。
浡泥王和苏禄王，来到大明就不想走了。他们在中国居住了很长的时间，最后在中国病故。他们留下的唯一遗嘱是，能够安葬在中国。朱棣也不介意为他们举办隆重的葬礼，特浡泥王葬在南京，葬苏禄王在德州。
作为国君，浡泥王和苏禄王竟然渴望被安葬在中国，可见中国对他们的吸引力之大。
那个时候，琉球群岛上有三个小国家，分别是中山、山南和山北。为拉拢明朝，中山国派出大批使臣，风风光光地来朝拜。山南国和山北国听说后，不甘落后，派出更多的使臣，朝拜的规模比中山国还大。这些小国家在互相竞争，看哪国对中国的朝拜最热烈，以此得到政治和军事上的援助。
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率领着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船队七下西洋，访问了印度洋、阿拉伯、东非各国，航程十万余里，最南到爪哇，最北到麦加，最西到非洲东海岸。航行中“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场面十分壮观。
郑和带着他的百艘战舰以及万名官兵，航行在茫茫的太平洋和印度洋上，来往于马六甲海峡，此庞然大物，足可称霸沿海各国，但是郑和下西洋的宗旨却是和平外交。有明成祖的昭示为证：“今遣郑和赉敕普谕朕意，尔等只顺天道，恪守朕言，顺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若有虏诚来朝，咸锡皆赏。”皇上下旨，谁敢不从，更何况中国人天生爱好和平，怎可起恃强凌弱的坏心。因此，这七次航行被后人以和平的名义称颂着。北大前副校长、史学家何芳川曾经评价：“自从有人类文明以来，文明之间就有交流、交汇。在整个文明的交流与交汇史上，唯有以郑和为代表的中华民族对外交往最文明。因为，它最和平。”
确实，郑和的航行一直谨遵皇上的旨意，要和平，不要侵略，不要战争。但是，出门在外，人生地不熟，总有挨欺负的时候，郑和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第一次航行，到旧港（今苏门答腊巨港）时，遭到了陈祖义为首的一伙海盗的拦截，这一伙人也是不知天高地厚，结果被郑和率兵击溃，捉了他们的头目。第三次航行，路过小国锡兰，国王贪婪，欲抢郑和的财物，于是让王子缠住郑和，并派兵五万劫掠船队，情况十分危急，郑和却艺高人胆大，仅以两千人的力量攻占了王宫，活捉了锡兰国王，送回中国，结果他并没有被杀，反而被送回锡兰，从此这个小国成了明朝的忠实拥趸。第四次出海，郑和又率队击败了苏门答腊数万人的袭击。总之，这几次都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战役。
当然郑和下西洋不是只和这些冒犯天国之威的人争斗，船队所到之处，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读赏赐”——宣读大明皇帝的敕谕，是为“宣教化”，包括“颁中华正朔，宣敷文教”。老实说，大航海对外传播了中华文明，输出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世界文明的进步真的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郑和远航，“宝船”带往各国的，都是华夏文明的瑰宝，无论丝绸、瓷器、药材，还是工艺品、金属器物等，都十分精良，堪称极品。这些朝廷的赍赐品带给沿途的国家，就换来了朝贡的繁荣，当时各国来明使臣络绎不绝，以求得到明朝的庇护，同时还可以得到丰厚的赏赐。据统计，明成祖在位的22年中，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亚非国家使节来华共318次，最多的一次有十几个国家的朝贡使团同时来华，出现了“诸番臣充斥于廷”的盛况。
可以说，郑和下西洋施行睦邻友好、互利双赢的和平交往政策，不仅推动了当时中国海外贸易和经济发展，而且促成了马六甲及东南亚长达一百年的兴盛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