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坤在《呻吟语》中说：“在遭遇患难的时候，内心却处在安乐；在身处地位贫贱的时候，内心却达到了富贵；在受冤屈而不得伸张的时候，内心却是居于广大宽敞的境界，就自然会无往而不泰然处之了。心底无私，天地自然宽。”
人的一生怎么可能不遇上一点波折，不被别人误解？天下之大，哪能什么利益、好处都被你占了去？不被理解的时候就觉得委屈，得不到好处，就报怨命运的不公平，不思自己是否努力，只是怨天尤人，是什么事情也做不好的。遇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要豁达大度，不要以一事一时的不顺利为念，应该看到社会的发展，什么事情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孔子和墨子一个不愿无功受禄，一个不愿卖义获封，他们二位固然都是当时的大贤，有他们不菲的自身价值，但如果他们放弃做人原则，不过一介凡夫而已，又有什么圣贤的价值呢？所以，义不苟取，正是这二位圣贤的价值所在。在他们看来，他们自身的价值，他们的学说，他们的人格精神，其价值远在人主所能赐予的爵禄食邑之上。
在“苛政猛于虎”、百姓不堪重负的元代，元时董文炳在县令任上，敢于为民获罪，设法隐实不报实际户数，使百姓大为减少朝廷所加的赋敛负担；后又拒绝府臣的贪得无厌，以“理终不能剥民求利”的情怀，弃官而去。
董文炳出任县令，逢朝廷开始普查百姓的户数，以便按户数征收税赋，并且下令敢于隐瞒实际户数的，都要处以死刑，没收家财。董文炳看到百姓的税赋太重，要百姓聚居一起，以减少户数，众官吏认为不能这么做，董文炳说：“为百姓犯法而获罪，我心甘情愿。”百姓中也有人不太愿意这样做，董文炳说：“他们以后会知道我要他们这样做的好处，会感谢我而不会怪罪我的。”由此，赋敛大为减少，百姓都因而很富足。董文炳的声誉波及四周，旁县的人有诉讼不能得到公正判决的，都来请董文炳裁决。董文炳曾到大府去述职，旁县的人纷纷聚拢来看他，有人说：“我多次听说董县令，无缘一见。今看到董县令也是人，为何明断如神呢？”当时的府臣贪得无厌，向董文炳索取钱物，董文炳拒不肯给。同时有人向府臣进谗言诋毁董文炳，府臣便欲加以中伤陷害，董文炳说：“我到死也不会剥削百姓去得利益。”当即弃官而去。
董文炳不仅“终不能剥百姓求利”，而且处处为百姓谋利，除上述他冒死罪要百姓聚居一起减少户数，以减轻赋税外，他还多次慷慨地为百姓捐私产。《元史·董文炳传》载：当地十分贫穷，加之干旱，蝗虫肆虐，而朝廷的“征敛日暴”，百姓更是难以生存，董文炳自己拿出私粮数千石分给百姓，以使百姓的困境有所宽解。又因为前一任县令“军兴乏用，称贷于人”，而贷家索取利息数倍，县府没办法还贷，欲将百姓的蚕丝和粮食拿来偿还。这时，董文炳站出来说：“百姓实在太困苦了，我现在为当任县令，义不忍视百姓再遭搜刮，由我来代偿吧！”于是将自己的“田、庐若干亩，计值与贷家”，同时“复籍县间田以民为业，使耕之”，使得流离失所的百姓逐渐回来安居乐业，数年间便达到“民食以足”。
只要是对百姓有利的事，都勇于去做，即使是违犯了朝廷的法令也不在乎，不怕丢官，甚至不怕丢命，“为民获罪，吾所甘心”，贪婪的府臣索贿不成，欲借机加以陷害，董文炳弃官而去，其理由则是至死也不愿为个人的前程去剥夺百姓，满足那些高踞头上的贪官污吏难填的欲壑。董文炳勇于舍弃前程，董文炳捐赠自己的私粮，不忍心取百姓的衣食还前任县令的借贷，将自己的田地、房舍抵贷，都是为苍生百姓着想。不谋私利，不领钱财。为民请命，体察民情，在世俗亢吏的眼中董文炳没有“为官一任，富己一人”，是大大的糊涂，但百姓没有忘记这样的糊涂人。
后被重用的董文炳，在领兵进入福建后，《元史·董文炳传》记载道：“文炳进步所过，禁士马无敢履践田麦，曰：‘在仓者，吾既食之；在野者，汝又践之，新邑之民，何以续命。’是以南人感之，不忍以兵相向。”后来，“闽人感文炳德最深，高而祀之”。不仅百姓不忘记这样的良吏，历史也同样不会忘记。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无功不受禄”，是人们对钱财应有的态度。见钱眼开，唯利是图，无利不起早，看似精明过人，实则这种人第一不可能发大财，第二财运不可能长久，因为他不懂得，世界上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
子贡是孔子出类拔萃的学生之一，他在随孔子周游列国期间，观察孔子待人接物的言行特点，概括出五项道德情操——温、良、恭、俭、让，简而言之就是“五德”。西方学者阿德勤在《经典名著中的伟大观念》一书中，指出在西方被讨论最多的观念是上帝、知识、人、国家、爱。中国古代典籍中，讨论最多的大概是仁、道、人、天命、心性，而仁和仁所统摄下的义、信、忠、恕、智、勇等观念，尤为活跃。这些观念和范畴有的陈旧过时了，有的需要辩证地扬弃，但大多数仍然放射着智慧的火花和真理的光辉。
人，总不能赤条条地来到这世界上，又赤条条地回去。生老病死，人生难免。司马迁尝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一千古名言，是对我国传统理论思想的生死观的高度概括。它激励了无数仁人志士为社会“舍生取义”，“视死如归”。人的一生不能庸庸碌碌，无所作为。为了国家的利益，民族的振兴，人民的幸福，推动历史前进而献身，就是大仁大义，流芳百世，重于泰山；为剥削阶级和一己私利逆历史的潮流而动而死，就会遗臭万年，轻于鸿毛。
很久以前，有一个国王得了怪病，京城中所有的医生都束手无策。正当人们焦急万分之时，一位外乡来的医生自告奋勇，进宫为国王治病。这位医生果然身手不凡，国王日渐康复。国王非常感激，心想：“我有幸从病魔手中解脱，全靠了这位医生，我一定要厚赏他。他给了我欢乐，我也要回报他一个惊喜。”于是，国王暗地里吩咐侍臣携带很多财宝，赶到医生家乡，为医生修建高门大宅，家具摆设一应俱全，还为医生置办了大片田产，赐给了成群的牛羊。一切都安排妥当后，侍臣又悄悄回到王宫。这时，国王的病已彻底痊愈。他对医生说：“我的病已痊愈，非常感谢你，你可以走了。”
医生原以为会得到丰厚的奖赏，可现在国王一点行赏的意思也没有，心中非常恼怒，但也只好暗自将怨恨咽下肚，不悦地空手上了路。一路上，医生的心中都在想这件事，越想越恼，越恼越想。在愤恨不平的情绪中，医生回到了家乡。可回家以后的所见所闻，却让医生目瞪口呆。医生在惊愕之余，不禁惭愧之极。他颇为感慨地想：“国王真是位有德之人，知恩图报，给我的奖赏远远超过了我所希望得到的，而我却心胸狭窄，误疑国王是个不义之人，一路之上咒恨在心，实在是愚痴之极啊！”
有道是：善不求报。人们常常在帮别人做了一点事或是施了一点恩惠后，内心就期望别人马上回报。倘若没有立刻得到回报，就会心生怨恨，进而冷落对方。这实在是心胸狭窄而功利之极。见人有难，助一臂之力，当出于道义、良心、责任，这才是君子。
常言道：人到七十古来稀。人生不过百岁，就应该做个好人，存着好心，多行善积德。有什么利益可以超过百岁，能带到棺材里去呢？有的人为了蝇头小利，于最起码的仁义道德都不顾，丧尽天良，为所欲为，被世人痛骂。一个重视道义的人，能把千辆兵马的大国拱手让人，而一个贪得无厌的人连一分钱也要争个你死我活。为了谋求天下人的幸福，牺牲自己的利益，这种人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所以，“谋事公道，人我不二”的糊涂之人，他们舍弃一己私利，成全公义，最终为天下人尊敬、爱戴。
生活因友情而精彩
“不行春风，难得春雨”，生命的绿是需要友善的情感去沐浴的。
友爱，不光只对朋友，把友爱善意撒向他人，随一份友谊的情缘，同样也会收获一片明媚的春光，人间因此更美好，人情因此更美丽。反之，相互仇视就像为了一只耗子而不惜烧毁自己的房子，弄得两败俱伤。“人”字是相互支撑的结构，请让我们伸出援手，因为我们彼此都需要对方。
一份纯洁无瑕的生死情谊面前，人们为自己的庸俗而汗颜。友爱会给予挣扎在死亡边缘的人注入强大的精神力量，陪伴友爱同行，心理有了寄托，以此对抗死神绰绰有余。危难中的友爱更见真情。纯洁真挚的友情将永远与我们相伴。若问上天堂和下地狱有何区别，人们根据自己的设想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回答，其实最主要的是友爱之心，天堂有，而地狱无！
我们常常吝啬于向别人施以援手，殊不知，拉人一把其实就是在帮我们自己。生活是实实在在的一点一滴的积累，友善地伸出你那只援手，给予困顿的人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那么，当你渴望友爱的时候，他人也不会忘记你。实际上，社会的福利机构正是政府在人与人相互友爱的基础是建立起来的。
东汉时期，有一位名叫荀巨伯的人，一日得急信，说一位朋友得了重病。朋友远在千里之外，荀巨伯去看他时，赶了好几天的路程。可是到了朋友所住的郡地时，却发现这里被胡人包围了。他只得潜入城里去看望朋友。朋友看到荀巨伯时非常高兴，但又忧虑地说：“谢谢你在这个时候还来看望我。现在城已被胡人包围，看样子是守不住了。我是一个快死的人，城破不破，对我来说是无所谓了，可你没有必要留在这里，趁现在能想办法，你赶快走吧！”
荀巨伯听后责备朋友说：“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朋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现在大难临头，你却要我扔下你不管，自己去逃命，我怎么能做这样不仁不义的事情呢？”
胡人攻破城后，闯进朋友的院落，见到安坐的荀巨伯，大发威风说：“我们大军所到之处，所向披靡，你是何人，竟敢不望风而逃，难道想阻挡大军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