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写中秋的诗词很多，最脍炙人口的莫过于苏轼的《水调歌头》。宋人胡仔对其评价极高，认为“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苕溪渔隐丛话》）。
胡仔为南宋诗评家，生于北宋，对苏轼坎坷的一生要比后人了解得具体而且深刻，因而话说得有点不免偏袒。但细细琢磨胡仔的说法不无道理，因为人们不假思索即能记起的中秋诗词，除了苏轼这一首外，也许只有冯梦龙的“人逢喜事精神爽，月到中秋分外明”了，其他真是想不出来有什么出类拔萃之作。
苏轼这首《水调歌头》之所以传诵千古、常读常新，就在于凡中秋诗词描写对象无不为那轮明月，而苏轼的中秋诗开篇之始，横空出世的是大醉的他自己。通篇一气呵成，他的心境，他的感慨，他的忧郁，他的期待，全在这首词中表达出来。我们读到他的神往和憧憬，“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们读到他的遐思和凝想，“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我们读到他的遗憾，“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他的悲叹，“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以及他的自慰和宽解，“此事古难全”；我们更读到他的展望，他的愿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好诗，从来是心灵里流出来的歌，尤其酒喝高了以后，更接近于真实的本我。因此，一字一句，掷地有声，无不叩动心弦，一觞一韵，余音缱绻，无不引发共鸣。诗意游走于天上人间之间，才情穿越于时空环境之中。因其率真，后世读者无不从中读出了自己的心得体会。所以，千百年来，提到苏词，《水调歌头》和《念奴娇》被视为代表作，成为中国文学的瑰宝。
《水调歌头》不长，可也不短，大多数中国人，稍读过几年书者，皆可脱口而出。尤其那句“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几乎成为身居高位者的自警语。苏东坡的名句能如此挂在人们的嘴边，成惯用语，成口头禅，成为中国人话语一部分，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罕见的现象。相比之时下，那些挂着作家牌子，而不知其写过些什么作品的文坛混混之流；那些打着名作家旗号，却不知其写过什么名作品的好不要脸之辈，人还活着，书早死去，能像苏轼的这首《水调歌头》，为古往今来的中国人耳熟能详，达到真正不朽者，可谓绝无仅有。
诗人的一生，说其幸，在文学上很成功，说其不幸，则是政治上很失败。我们从词前小注“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可知，这首词写于北宋神宗熙宁九年，也是他通判密州的第二年。苏轼所以从杭州任上到密州（诸城）任职，因为那时他的弟弟苏辙为官齐州（济南），两地相距很近，值此佳节，手足骨肉不能团聚，才有了这首《水调歌头》，寄希望于“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虽然道路阻隔，但同赏一轮明月，咫尺天涯，心意也就相通了。
他的这首词，有一种无言的惆怅，有一种隐隐约约的不安。诗人总是敏感的，因为同是这一年，他的政敌王安石第一次被罢相回江宁赋闲两年之后，复出执政，重掌权柄，这对苏轼来讲，绝不是好消息。所以诗人发出“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的感慨，显然，他对当时的政治大背景怀着忐忑之心。
虽然苏轼和王安石同为重量级的文人，但在文学声势上，王安石远不是苏轼的对手。而在政治上，苏轼对王安石的变法，一直持不同意见，曾上书神宗，为铁杆反对派。由于他当红文坛，举足轻重，左右舆论，甚至影响到皇帝。作为政治家兼文学家的王安石很在乎他，也是意料中事，遂利用手中的权力，熙宁四年（1071）将他逐出京师；而王安石的余党，更是手毒心辣，第一，想方设法弄死他；第二，弄不死，也要把他撵得远远的。
两年前，正是王安石罢相期间，苏辙为官齐州，苏轼得以通判密州。现在回到开封大位上的王安石，不可能不注意，不可能不防范。果然，这年年底，一纸文书，着令苏轼移知河中府（山西永济）。哪晓得，携家带口，一行人西行至陈桥驿，官方文件又至，改知徐州，并有旨不得入国门，只好扭头向东。好在苏轼想得开，他在写给文与可的信中说：“轼自密移河中，至京城外，改差徐州，复携而东。仕宦本不择地，然彭城于私计，比河中为便安耳。”
其实，他不知道这样折腾他是由《水调歌头》而起。此诗问世后，传遍京师，人皆吟诵，士子不言苏而觉气索。据宋人鲖阳居士的《复雅歌词》：“都下传唱此词，神宗问内侍外面新行小词，内侍录此进呈。读至‘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上曰：‘苏轼终是爱君。’”神宗这番话，使得执政当局万分警惧，包括王安石在内。他们迅速采取隔离措施，让他尽快消失在皇帝的视线之外，连开封的城门都不准进。
就这样，他到了徐州，又改湖州，再改黄州，接着因文字罪坐牢，然后贬官岭南惠州，最后罚往海南儋州，他的一生就处在这种没完没了的颠沛流离之中。由此看来，文学家与政治家角力，文学家十有九败。但历史的光柱，却总是照亮那些失败的文学家，光辉夺目至千秋万代；相反，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政治家，黯然失色而被人淡忘。
这也许就是历史的公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