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35岁那年死于肾衰竭。他死后，妈就开始和别的男人约会。他们一个个又俗气又神经，油头粉面的，还常常喷着刺鼻的古龙香水。他们很少有人来过我们在费城的家，即使来过，也绝没人来第二次。对于我和两个小妹妹来说，他们不过是一些让我们取笑、搞恶作剧的牺牲品而已。
一位约会者在我家厨房喝柠檬水的时候把太阳镜留在了客厅。我把镜腿弯来弯去试验它的强度，结果它像小树枝一样折断了。回到客厅后，6个家伙把眼镜碎片塞进口袋气哼哼地走了。妈没说我什么。她比我更理解在我14岁的心里满怀恶意的缘由。
几个月后，我的妹妹们来到我的房间。
“妈又有新男友了。”大妹妹尖声说。
“他长什么样？”我问。
“他有个大鼻子，”8岁的小妹妹说道，“所以他姓布拿纳斯，因为他的鼻子和香蕉一样大。”（布拿纳斯是英文香蕉的译音）
“那是他的外号，”我10岁的大妹妹补充道，“他要来吃晚饭。”
没有任何其他男人曾被邀请与我们共进晚餐。我不小了，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妈对这个艾尔·布拿纳斯可不一般呢。
第二天晚上，一个栗色头发，脸上皱纹像罗马雕塑的男人从从容容地站在我家客厅中间。他真有一个大鼻子，我暗想。
“这位是艾尔，”妈不安地绞着手上的擦碗巾介绍道，“艾尔·斯柏拉。”
“我的本名叫艾提利奥，”那个人和蔼地说，“但是每个人都叫我艾尔。好朋友则叫我艾尔·布拿纳斯。”他伸出手，我笨拙地和他握了握。在他铅管工人的硬手掌中，我感到我的手又小又软弱。
“我们以前见过面。”艾尔说，“你还是个小孩的时候我在医院里见过你。你那时正躺在氧气罩里。”
“我是你父亲的朋友。”艾尔接着说，“有一次他搭我的车去医院，我送了你一辆红色救火车。”
“我不认得你，”我毫无印象地回答他，但是我的确记得那辆救火车。那是用铁皮做的，有橡皮轮子，跑起来挺快的。我特别喜欢那辆车，常常抱着它睡觉。我还能回忆起它的铁皮车身挨着我的脸蛋那冰冷的感觉和车漆的味道。
那年的春天和夏天，艾尔到我家来了好几次。一年后，他不仅天天在我家吃晚饭，而且开始谈论婚事。
我发现很难想象艾尔取代父亲的位置是什么感觉。每当我想到这些就感到特别不舒服。
“我永远也不会叫他爹爹的。”我告诉我的妹妹们。
“妈让我们叫他爸。”小妹妹说。
“我才不叫呢。”我回答。叫艾尔“爸”那就暗示着我们之间存在着某种亲情——可我认为没有，而且以后也不会有。父亲待我们很冷漠还常发脾气，可是他在这房子里的存在是那么强烈，我仍然能感受得到。
那期间，与艾尔分居的前妻一直拒绝离婚。1973年，当他终于能够和我妈妈结婚时，我已考进大学读英国文学专业，并搬到一幢公寓里住。艾尔不过是我妈妈的第二任丈夫而已。
一个夏天的傍晚，打完棒球后，我回家问候家人。走到大门口，我听见有弗兰克·辛纳的音乐声传来。从窗子望去，我看到艾尔和妈正在厨房里慢慢地跳舞。我一直等到音乐停了才走进去。
艾尔看到我很高兴。“在泽西有一份活，每小时两块两毛五，”他指的是他干活的建筑工地，“如果你想干，明天跟我一起去。”
我一直在找一份暑假工作，所以我告诉他：“我很乐意干。”
第二天上午7：00，他到公寓接我，我们在清晨的阳光下驶向新泽西州。我的工作是把好几十台冰箱和洗碗机从一辆拖车上卸下来。
那以后，他继续开车带着我去上工，听我谈我的活儿。当我开始和将成为我妻子的姑娘约会时，有一天艾尔让我吃惊地对我说：“你妈说她很漂亮。给我讲讲她吧。”
我根本不曾想过他会知道或关心她。但是他问起她，唤醒了我心中的某部分感情。我们的谈话愈来愈坦诚。
艾尔干活的时候总是把工具箱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只让我干些最简单的杂活，他好像希望我通过看和听来学会他的手艺。没多久我就能列出材料单和他干活时用的工具。
一个星期天早晨，我告诉艾尔，因为削减预算，我失去了那份做图书管理员的固定工作。我大声地问他：“我连一份不喜欢干的工作都保不住，怎么能找到我愿意干的活儿？”
艾尔好一会儿才开口。“尽管你没得到你想要的工作，但你总能找些活来挣钱”，他说：“别发愁，一切都会好的。”接着他给我讲了他那外号——“香蕉”的由来。
艾尔说，他父亲失业后，常带着艾尔沿街卖香蕉。艾尔经常提着串香蕉挨门挨户地叫卖。因为有些朋友住在那儿，他们就开始叫他艾尔·布拿纳斯。
“我父亲没挣多少钱，但当他找到另一份工作时我很难过”，他补充道，“和他在一起的那段日子真好”。
我后来意识到艾尔教我手艺，给我一个赚钱的机会，这些都远比我们在一起的时光逊色得多。他没有流露外在的情感，但他却是在以一个同有的方式——也是他父亲教给他的方式——来给我父爱。从我虚弱地躺在床上，他送了我那辆救火车时开始，他就真的在这样做了。
第二天上午，我发烧了。艾尔来到我的公寓给我带来了我们干活的报酬。“你看起来不太好”，他注视我说。
“我感觉不舒服。”
“我让你妈给你烧点鸡汤。你还想要什么？”
我不假思索地说：“一辆红色救火车如何？”
艾尔看起来有些茫然——然后他笑了。“没问题”。他把我的工资放到床头柜上。我说：“谢谢……爸爸……”
1994年夏天，爸感到严重的背痛。X光片显示他的肺上有瘤。以后义证实他的癌细胞已扩散到骨骼。我们被这噩耗击垮了。他一辈子也没得过这么重的病。
爸从不喊疼。在一次义一次化验、报告、放射性治疗中，他从不抱怨或失去信心。我最后一次见他时，他在输氧管下露出笑容。“别愁，一切都会好的。”
我守在他的病床前，握住他的手。我想象着小时候那次住院时他站在我的床边。我在想，他们从氧气罩外面看着我时，他是否和我父亲说过同样的一句话？他是否想象到他会走进我的未来？我不知道。但他的确成为我的未来中活生生的一部分。他成了我的爸爸，于是一切真的都好了起来。
离开他时我说：“我爱你，爸爸。”
他抬眼看着我，抓紧了我的手，轻轻地点点头。一丝笑容挂在嘴角。我知道他理解这一切。
第二天下午，爸在睡梦中撒手人寰。消息传来，我悲痛欲绝。我无法想象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再也不能把工具递到他结实的手里。
葬礼过后几周，我到妈妈的地下室找钳子，给她换掉那个漏水的水龙头。打开工具箱，取出钳子，我没拿着它上楼却把它紧紧抱在胸前。苦痛袭上心头，我颤抖着闭上双眼想起和爸爸一起旅行的日子。到那时我才意识到那些日子对我的意义。我多么感激和爸爸共度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