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训”
执法如山，守身如玉。
“训义”
执行法令像山一样不可动摇，保持节操像玉一样洁白无瑕。
曾国藩说：立法不难，行法为难。凡立一法，总须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
奖惩分明是曾国藩用人的一个基本原则。他对部属要求极为严格，尤其是立下的军令，更要求必须做到。他认为“视委员之尤不职者，撤参一二员，将司役之尤不良将，痛惩一辈”，那么“自然人知做慎，可望振兴”。他经常引用孙武演兵杀宠姬的故事来说明这个道理。
孙武演兵杀宠姬之事，载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讲的是春秋时著名军事家孙武为吴王闽闾操演兵法，三令五申，杀一做百，训练女兵的故事。孙武原为齐国人，精习兵书战策。吴王阖闾读过孙武的《兵法十三篇》，十分钦佩，便想拜为将军。但他又有些信不实，就对孙武说；“你的兵书我都看完了，可以当场试验一下吗？”孙武说可以。吴王想难为他，又问：“可以用妇人来操演吗？”孙武又很爽快地回答说：“可以。”
于是，吴王阖闾就在宫女中挑选了180人，交给孙武。孙武把宫女们分为两队，命吴王的两个宠姬做队长，令她们每人持戟，站好队。孙武问宫女们：“你们都知道心、左右手和背的方向吗？”宫女们答：“知道。”孙武说：“心在前，左手在左，右手在右，背在后。”
布署停当后，孙武又设下执行军法的斧钺。然后传下命令，一通鼓响，令其向右。号令一出，众女掩口嘻笑，哪里顾得前后左右。孙武说：“约束不明，申令不熟，这次应由将帅负责。”令军士再次告谕众女，然后再击鼓呼进，宫女们愈发笑个不停。孙武三令五申，又传令向左，宫女们仍然不听调度。孙武变了脸色：“申令不熟，将之罪，现在已经三令五申，仍不执行，罪在吏士。”立刻传令将左右队长斩首，以正军纪。
吴王正在台上观看操练，见孙武要杀他的爱姬，急忙派人传话，说：我已知道将军善于用兵了，没有这两个爱姬，我连饭都吃不下，请不要杀她们。孙武正色说：“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当即把两个队长斩首示众，依次派另外二人分任队长。于是接着击鼓操练，宫女们见此情形，再也不敢怠慢，确认左右前后，无不严格听从将令，连声都不敢出。
于是，孙武命人请吴王下台阅兵，说现在宫女们可以参战了，即使赴汤蹈火，也会勇往直前了。吴王虽心痛两个宠姬，心有不悦，但毕竟知道了孙武善于用兵，终于拜他为大将。孙武率兵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吴国显名于诸侯各国。
一个想成大事的人，必须要在下属心中建立良好的形象，树立有力的权威，只有这样他们才会从内心上真正服从你，真正地为你卖命。因此，除了施威之外，他还必须巧妙地下属施以恩惠，做到投之以桃李，而报之以琼瑶。
“钱门名爵”
钱瑛（1903-1973），祖籍湖北咸宁，出生于湖北潜江周家矶。
钱瑛早年投身革命，1927年5月加人中国共产党，1928年被派往苏联学习。土地革命时期，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洪湖和潜江县委的领导工作，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是一位威震敌胆的传奇式女英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她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历尽艰辛，出生入死，为我党在“白区”斗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新中国成立后，钱瑛曾出任国家监察部部长和内务部部长，立党为公，坚持原则，铁面无私，被人民群众誉为“女包公”。
钱瑛同志的一生是为广大人民翻身解放战斗的一生，是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的一生。
钱瑛从小聪明颖慧，勤奋好学，有着良好的文化基础姻的束缚，走出家门，寻求学习新知识的道路。
钱瑛，原名钱秀英，又名生桂，号海霞，曾用名彭友姑、陈萍等。
钱瑛从《女儿经》、《教儿经》启蒙，读到“四书”、“五经”。既能吟诗、属文，又会编织、绣花，当年一说起周家矶的秀英姑娘，十里八乡人人称赞。
钱瑛天生丽质，端庄秀丽，溺爱她的父母在她几岁时就为她“拿了八字”（定亲），男方是附近黄家场大户陈老板的儿宁。她十三四岁寸，那个小少爷死了，家长和族人却无端要她去“吊孝”。依封建习俗吊孝就得守寡，钱瑛气愤极了，死活不愿去吊孝，父母没法，只得作罢。随着年龄的增长，钱瑛逐渐懂得要真正摆脱封建婚姻的枷锁，必须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于是她决定冲出家门，寻求学习新知识的道路。
青年钱瑛思想活跃，忧国忧民，在共产党人创办的进步刊物的影响下，逐步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走了上革命的道路。
1923年，20岁的钱瑛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北省女子师范学校。她成绩拔尖，经常在校刊上发表文章，在同学中有很高趵威信。她如饥似渴地研读共产党人恽代英等主编的《中国青年》，懂得了年青一代要树立革命的人生观，正确对待和处理理想、前途、学习、工作和恋爱婚姻等问题。1925年，她参加了学生运动，1927年5月加人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党组织把她派到江西省九江市总工会组织部担任干事。“七一五”之后，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党组织指示她赶赴南昌参加八一起义，未及启程，南昌起义受挫。她又赶往广州，找到叶剑英同志领导的教导团，在恽代英同志的领导下搞兵运工作，参加了广州起义。
1928年7月党组织派钱瑛到上海全国总工会秘书处工作，这期间她和全国总工会秘书长谭寿林同志相识、相爱，结为革命伴侣。新婚未满三个月，钱瑛接到中央组织部的通知，要她赴苏联学习。为了革命的需要她没有丝毫的犹豫，谭寿林也坚决支持她去。1931年春，钱瑛由苏联回国，党组织决定派她和谭寿林到洪湖苏区去工作，正待出发，党在上海的工会组织遭到破坏，谭寿林出于高度的革命责任感，主动请求留下来处理善后工作，他让钱瑛先去洪湖，并约好，事毕即刻赶赴洪湖。不料，钱瑛走后不几天，谭寿林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狱中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后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钱瑛到洪湖不久，即得知丈夫被反动派杀害的噩耗，一时间如万箭穿胸，悲痛万分，但她没有被击倒。她把巨大的悲痛化为对敌人的无比仇恨，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她担任了洪湖革命根据地和潜江县委的领导工作，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反渔霸、抗洪水，飒爽英姿，威风凛凛，成为革命根据地的传奇式人物。张执一同志在他的《听（洪湖赤卫队）歌剧，遥忆江汉湖区》一诗中写道：“一面红旗向日擎，几多鲜血染将成！韩英已死钱瑛在，赢得英雄儿女名。”
因叛徒出卖，钱瑛在敌人的监狱里整整被关押了五个年头。铁窗高墙没有动摇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信仰，脚镣手铐没能击垮一个革命者的坚强意志，钱瑛在狱中领导了三次大规模的绝食斗争。
1933年初，钱瑛到江苏省委妇委工作，因叛徒出卖被捕。当年7月，她被押解到南京“模范监狱”。在狱中钱瑛利用各种形式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她鼓励难友们锻炼身体，努力学习，放远眼光，为祖国的明天奋斗。当时，国际友人牛兰和汪德利珍夫妇被无罪判刑关进监狱，牛、汪不服，进行绝食，狱方不予理睬，钱瑛组织同监的政治犯以绝食援助国际友人。到第四天典狱长答应了全部要求。经过这次绝食斗争，形成了以钱瑛、帅孟奇、夏之栩为核心的领导小组，同时也使难友们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增强了斗争的意志和信心。
一个多月后，互济会派人给难友何宝珍送来饼干，监狱方违背诺言，出尔反尔，不仅将饼干退了回去，还把何宝珍拉出牢房毒打，钱瑛在二号牢房看到敌人的兽行，就大声地喊：“政治犯不受污辱，不许罚跪，不许打人！”因此，她组织难友们绝食。绝食斗争进行到第三天，狱方答应不再打犯人，才复食。
1935年1月，钱瑛见难友彭镜秋带着孩子，衣着单薄，担心她母子受冻，就托人把一条棉被捎给彭镜秋。敌人不知从哪里得知棉被是钱瑛送的，就把钱瑛叫去讯问，钱瑛理直气壮地说：“棉被是我给她的，这是一种人道主义，有什么错？这么冷的天，她带着孩子，谁没有恻隐之心？！”敌人自知理屈，又不肯认输，竟恼羞成怒把钱瑛的两手也铐了起来。钱瑛回到牢房后，同难友们一起绝食，两天后典狱长给钱瑛解了铐。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联合抗日，同年8月周恩来到了南京，向国民党当局交涉，要求释放被关押的共产党人，钱瑛被释放出狱。
1939年至1946年，钱瑛在“白区”坚持战斗了七年，她英勇机智，出生入死，为我党在“白区”斗争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1940年，钱瑛调到南方局工作，担任驻川康特委代表、西南工作委员会书记。“皖南事变”前后，特务头子康泽带着一批叛徒、特务到成都，部署对共产党人的大捕杀，情势十分危急。钱瑛根据当地的情况，作出工作部署：她让一批革命者迅速转移，让那些“尚未暴露的”长期潜伏，并要求有进步倾向同情革命的人改变工作方式以迷惑敌人。在复杂而又尖锐的斗争中，钱瑛头脑清醒，高度警惕，处理问题沉着、冷静，巩固了党的组织，保存了革命力量。
1946年，八路军办事处由重庆迁到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中央重庆局改为南京局，钱瑛跟随周恩来同机到达南京，继续担任组织部长。当时，国统区的许多地下党员纷纷到南京来接关系，在敌特横行的“白区”，既不能有文字记载，更无档案可查，钱瑛就靠她那坚强的毅力和超人的记忆力，不但对分布在国统区的广大党员的姓名、职业熟记无误，而且对他的履历、特点、家庭情况、社会关系等细节也都能如数家珍。
1946年7月，国共和谈破裂，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分批撤退，钱瑛奉命转到上海，开辟第二战线，继续坚持白区斗争。她被任命为上海局组织部长，分管组织工作及学生运动、青年工作。在领导学生运动和青年工作时，她非常注意激发青年的革命热情，又引导他们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斗争。
全国解放后，钱瑛走上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岗位，为了党和国家的尊严，她忘我工作，呕心沥血，公正执法，刚直不阿，被人们誉为铁面无私的“女包公”。
1954年冬，钱瑛担任国家监察部部长、党组书记。
她坚持原则，维护正义。1962年，钱瑛根据中央的指示，带工作组到安徽去协助省委进行甄别工作，对当时的省委领导干部李世农、张凯帆被划为“右派”、“反党分子”那样的“铁案”，也予以平反。
在四川，复查审理原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原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的案件，尽管康生这样的大人物为两人叫屈，但她认为中央监委对他们的处理是正确的，维持原开除两人党籍、撤销职务的处分。这种刚直不阿的精神，受到了中央的赞扬。
钱瑛有句口头禅：“不怕鬼！”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她决不趋炎附势，也不随风转舵，而是一如既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她在检查、甄别案件时总是深入细致地反复核对，不妄断，不轻信，也不苟同，坚决地维护党纪，保护好人，打击坏人。
“文化大革命”中，64岁的钱瑛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莫须有的罪名抓起来“隔离审查”，受到残酷的迫害，于1973年7月26日含冤去世，终年70岁。1978年3月23日，经中央批准，为钱瑛同志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为她平反昭雪，并将其骨灰移至八宝山革命公墓。
“钱氏风流”
千古一族
钱氏一门，自吴越钱镠始，积微渐著，发煌至显，创造了钱姓发展史上最为耀眼的时期。纳土归宋后，吴越钱氏在江浙一带繁衍迁播，其后裔子孙湛然向学，耕读自娱，选择了一条易武尚文的经世之路。
如吴越钱氏后裔中率性直言、文才出众的钱昆、钱易兄弟，受戒佛门、嗜学不辍的钱俨，博学能文、著书自娱的钱惟演等人，无不以诗文称名，文才称显。明清时期出身贫寒、嗜藏成癖的钱谷，东林名士、文坛大家的钱谦益，嗜书近痴、读书敏求的钱曾，三元及第、有清一人的钱棨，博洽经史、一代通儒的钱大昕等人，或为藏书大家，或为文史俊彦，无不引领风骚，极一时之盛。
总之，经过数百年的积累，吴越钱氏终于开创了一代诗文世，德学传继的经典家风，成为江南矜尚文化、代有达人的簪缨望族，足可与吴越钱氏三代五王，累世勋业交相辉映，造就了钱姓发展史上又一大文化盛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