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训”
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大愚误国，只为好自用。
“辞疑”
（1）大智：才智出众，才智出众的人。（2）大愚：极端无知，极端无知的人。（3）自用：自以为是。《中庸》记载孔子曾说“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
“训义”
才智出众的人能使国家强盛，不过是汇集了大家的智慧；极端无知的人会败坏国家大事，只因为总喜欢自以为是。
一门知识，一个道理，往往与外界事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表里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现象与本质可能相符也可能相悖，要掌握一门知识，懂得一个道理，不博闻、不多见，就难以纵横比较、全面思考，很难准确地选择并把握“善者”。人由于自身学识、心理、情感等因素的影响，对一个问题的理解，一门知识的掌握，如果不是在博闻、多见的基础上甄别、取舍后得来的，很可能受自身条件的限制、影响，而认识得不全面、不准确。
所以，无论从客观上讲，还是从主观上讲，求知离不开“博闻”、“多见”，但更要“择善而从”。谁能坚持这样做，谁就能求得真知。
医学家李时珍能编纂成《本草纲目》这本医学巨著，在于他能“遍尝百草，去伪补缺”；而从其治学态度、方法而言，正得力于博闻多见，择善而从。李时珍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成就，正是得益于博闻多识、择善而取之的治学之道！我们在敬佩他的精神的同时，更应在自己的学习中采取这种正确的方法，以真正有效地不断提高自己。
我们生活在当今时代的人，更应该具备这种博学多闻的求知能力，如今是一个知识信息大爆炸的年代，谁不学习，就会被飞速发展的时代所淘汰。谦虚地多听听别人的看法和意见，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每个人都有他不同于别人的优势和长处，每个人都有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东西。拥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善于倾听的耳朵再加上一份善于学习的热情的态度，博采众长，我们最终就能够抵达成功的彼岸。
天下大道倡导人们不要自作聪明，自作聪明往往使人最后不能获得成功。
一个聪明的人往往产生很多的想法，但却有可能缺少行动。不是因为能力和条件的限制造成很多想法都没有办法付诸行动，而是因为把想法实施可行性考虑得太少，使自己始终停留在设想的阶段。很多人往往把做事情想得太容易，但实际做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在设想的过程中把很多制约因素给忽略掉了。
“钱门名爵”
钱穆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和历史学家，钱王第33世孙。
钱穆（1895-1990），1895年出生于江苏无锡七房桥。1931一1937年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任教。他毕生从事教育事业，据说他执教中，一口无锡官话，但讲得生动，两眼炯炯有神，居然把学生都吸引住了。1949年春，他应私立华侨大学之聘去广州，后又应张晓峰先生之邀至香港办学。1950年秋，钱穆和唐君毅先生创办新亚书院，这是当时唯一的不牟利的学校，学生近百名，大多免费。新亚书院是以儒家教育思想为宗旨的，校内挂孔子像。
钱穆还亲自为新亚书院作校歌：“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艰难我奋进，困乏我多情，千斤担子两肩挑……”这些歌词充分表达了他创办新亚书院，在香港这块殖民统治的土地上，对民族文化的深情和对弘扬中国文化，对国家前途命运的信心与责任感。钱穆一直以继承祖国传统文化为自己的职责。
钱穆一生任教达75年，由乡村小学教师，而中学、而大学、研究所，到国际讲坛，他从大陆、而香港、而台北、而国外，历任小学、中学教师及燕京、清华、北大、北平师大、西南联大、华西、川大、江南大学、吉隆坡马亚大学、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等教授，主持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昆明王华学院文史研究所，创办香港新亚学院，又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香港大学校外考试委员、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中国历史学会”理监事等，是一位桃李满天下、饮誉海内外的“一代儒宗”。
1986年6月9日，钱穆以92岁高龄在他台北寓所青书楼，为“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班讲中国文化思想史。这是钱老先生75年教书生涯的最后一堂课。不少己任教授或要职的北大、新亚老学生，东南大学的历史系主任，也带着十几位学生，闻讯赶来旁听。据听课的老学生回忆说，他仍不减当年在北大上课时的那种意气风发的神态。在这堂课上，钱老先生最后殷殷寄语学生：“你是中国人，不要忘了中国，不要一笔抹杀自己的文化，做人要从历史里探求本源，在大时代的变化里肩负维护历史文化的责任。”
在这堂课的前三个月（1986年3月），他还发表了“丙寅新春看时局”极具影响的文章，谓“此下的中国，只有全中国和平统一，始是个大前途、大希望。和平统一是本着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和民族性的大前途、大理想、大原则”。
钱穆一生在教育中，积极倡导“爱家庭、爱师友、爱国家、爱民族、爱人类，为求学做人之中心基点，对人类文化有了解，对社会事业有贡献，为求学做人之向往目标”等教育思想和观念。在他的最后一堂课中，钱穆先生在阐扬中国文化思想的同时，依然坚定地表达了他深信中国历史文化已有一个“据旧开新”、不断光大乐观的未来，也表达了他对祖国、对民族、对未来的中国的深切关怀，对青年的深切希望。
1935年lo月，钱穆先生和顾颉刚先生、钱玄同先生等百余人，上书国民政府，促早定抗日大计。1941年，在蒋介石召见时，他规劝蒋在抗战胜利后功成身退，充分体现了钱老先生爱国爱民族的一身正气。钱穆还从一本书中读出日本侵略者的野心，破解日军战术之谜。1937年，日军分兵多路挺进南京，不仅沿铁路向西推进，还分乘百余汽轮直渡太湖，挺进广德、这一路线出其不意，使国民党军队猝不及防。
为何日军能够如此剑走边锋，却招招致命？破解这一秘密的不是军事家，而是学者钱穆。
他在昆明的时候，有西南联大学生奔走前线，临别求见，钱穆告之，随身携带顾祖禹《读史方禹纪要》可以知道历史上军事相争之要害。钱穆一度打算开设军事地理课，后来因为跳槽，此课不了了之。
钱穆在抗战前，读日本汉学家泷川龟太郎（又名泷川资言）长史记会注考证》，这本书对古今地名沿革详译和考证，却不厌其详地引用顾祖禹著作，所以钱穆推断肯定有日本人对这本书特别重视，也进而推断“日人之重视此书，则必为其入侵吾国之野心者所发起”。钱穆的这个推断未免有些绝对，但从日军线路来看，他们确实对中国的军事地理相当熟悉。
钱穆先生1960年获耶鲁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67年迁居台湾，1990年病逝台湾。钱穆先生长期从事历史学和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一生为学不厌，诲人不倦，著述颇丰。从1918年起，先后发表了《论语文解》、《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周公》、《墨子》、长王守仁》、《刘向歆父子年谱》、《国学概论》、《感惠施公孙龙》、坟老子辩》、长先秦诸子系年》、长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等在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的著作。有人说胡适有开创学风之功，而钱穆以学识渊博而受推崇，这样的评语对钱先生来讲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钱氏风流”
北宋年间，吴越王钱弘倧之子钱易与兄钱昆并称于世。钱易才学过人，著文神速，且善书寻尺大书行草。
钱易17岁那年举进士，在崇政殿应试时，三篇策论不到中午就挥笔成章。主考官非但不认可他文才敏捷，反而向上奏称说，此人轻俊躁进，不足以取。发榜时，钱易的名字竟未在其列，然而他的才名却因此闻著朝野，为士林倾倒。有一次，宋太宗对翰林学士苏易简慨叹说：“如今天下承平日久，文治称善，可惜却难得有人身负李白那样的才华啊！”苏易简乘机回答说：“也不尽然。依臣之见，当朝进士钱易的诗才就不在李白之下。”宋太宗闻言大喜过望，忙说：“要真是这样，寡人定要将他由布衣召人翰林。”可惜太宗不久去世，终未能见上钱易一面。当时的太子赵恒却有缘结识了钱易，对他的才气格外欣赏。
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钱易再举进士，本拟为状元头名，可不知何故被定为第二。钱易认为有司从中作梗，便作了一篇《朽索之驭六马赋》，呈送给真宗皇帝，大发了一通牢骚，意涉讥讽。当上了皇帝的赵恒看过文赋后其感不快，一二名之异本非天壤之殊，何必如此斤斤计较，可偏偏钱易这个人还要作篇赋出来生事，单凭这一条，就可以再次罢黜他。但赵恒与钱易毕竟有些交情，顾念其才学确乎有过人之处，故而仅降为第三。第二年还封了个地方推官。如果不是真宗有意怜才，说不定钱易投诉不成，反遭其累，这辈子将因JU：而自误终身，“钱太白”的美名恐怕也不会流传后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