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创建的北美情报组织进步很快，表现也堪称出色，但间谍历史比光荣革命还要久远的英国人也不是好糊弄的，亲英派的破坏分子甚至一度还混进了华盛顿的卫队，成为最接近和保护他的人。幸而，华盛顿还有两位优秀的反间谍助手，他们是美国联邦法院第一任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及他的助手科劳斯比。
1776年夏天，纽约地区的托利党人（亲英的保皇派）策划了一个阴谋，企图破坏纽约城的防御设施和军事建筑，迎接英国占领军的到来。在英国总督和纽约市市长的大力支持和资助下，他们有恃无恐，气焰嚣张，甚至设法策反了华盛顿的卫兵。幸运的是，这个阴谋很及时地被察觉到，在杰伊的主持下，革命党人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调查这一阴谋。杰伊四处布满眼线，从嫌疑最大的人着手，绝不轻易打草惊蛇，一个个顺藤摸瓜，最终将阴谋分子一网打尽，华盛顿的卫兵托马斯·希克伊因涉案被处决，英国总督一直逃到纽约港的英舰上，才保住一条性命。
杰伊管辖下的“纽约调查委员会”专管反情报事务，搜捕间谍、亲英派托利党人、阴谋和破坏分子。这是一件很让人头疼的差事。在战争初期，支持独立的北美人并不是很多，英军的节节胜利使一些本来同情和中立的人也对革命失去信心，英国人乘机以土地和金钱为诱饵，招募了大量的亲英分子来刺探情报，其中有不少是颇有影响的社会名流和富商。同时，由于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和缺乏管理，纽约调查委员会最初的反间谍活动也是一片混乱，该抓的不抓，不该抓的乱抓，还有人乘机公报私仇。
科劳斯比原来是个鞋匠，战争爆发后，他采用多个化名，混进了不同的托利党组织内部，收集他们的活动情报并及时向杰伊汇报。他使用的化名如此之多，每隔一段时间就以不同的身份出现，有时甚至连杰伊都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科劳斯比最大的本事就是，总能在自己参加的组织被围捕时“设法逃脱”。这是十分危险的。托利党人很可能因此怀疑并识破他的身份，除了杰伊等少数高级反间谍官员，不明真相的革命者完全有可能将他误作为托利党人逮捕和击毙。更麻烦的是，哈得逊河地区如此狭小，居民住得很密集，几次“大难不死”的科劳斯比到处窜来窜去，很快就成了当地的名人，很多人对他的面容都熟悉。这让他不得不减少用化名的次数，并且为其找到充分的理由，当然啦，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躲避革命党人的追捕”。
科劳斯比也有倒霉的时候。
1777年10月，他去哈德孙河北岸的马尔伯罗执行任务，装成一个被革命党人追捕和迫害的亲英派人士，在一个小酒馆里“不经意”地透露自己在纽约城等地搞破坏的经历，并“惊喜”地结交在这里“偶然”结识的托利党“朋友”。这个酒馆本来就是亲英分子经常聚会的地方，这位极端“崇拜和忠诚”的“史密斯”先生很快就获得了大家的欢迎和接纳，他顺利地混入了一支由英国人指挥，由当地托利党人组成的武装分队。
有一天，科劳斯比得知，部队将在第二天晚上突袭革命军，便以“史密斯”的名义巧妙地把这个情报发给了杰伊。革命军的一支突击队早早埋伏好，把不知圈套傻傻地走进来的托利党人打得无还手之力。科劳斯比本来准备偷偷躲进一堆干草垛，事后再爬出来，假装又一次“死里逃生”。但突击队员用明晃晃的刺刀对着他，他不得不举起双手以示投降。执行任务的突击队长并不知道科劳斯比的真实身份，科劳斯比也绝对不能告诉他。于是，他与所有的“同党”一起都被押回了杰伊的住处。科劳斯比满怀希望，可是杰伊恰好在这个时候外出了，他的运气简直糟糕透了，尤其是他的战友们正在外面拿着枪商量如何处置他们这些“敌人”。
万幸的是，杰伊的女仆认出了科劳斯比。聪明又好心的女仆想法支开了守卫，让他们去喝白兰地，并巧妙地放走了科劳斯比。这次可是惊心动魄的冒险。“史密斯”先生“死里逃生”的消息传遍了托利党分子社团，“勇敢而机智”的他很快又加入了新的托利党组织，同时收获的还有信任和钦佩。
与杰伊同时堪称华盛顿左膀右臂的是一位闻名世界的人物——本杰明·富兰克林。这位发明避雷针的北美绅士，除了是世界公认的杰出科学家，还是华盛顿手下名头最响的间谍。只不过，他的威力主要发挥在外交和社会活动场合。
1776年，富兰克林成为北美革命者驻巴黎的半正式外交公使，他的主要任务是设法与法国结成同盟，共同对抗英国。富兰克林学识渊博、多才多艺、风度翩翩、举止优雅、诙谐幽默，处处表现得诚实无私、谦虚友好，颇得法国人的好感。他所表现出来的北美人的形象与法国人心中傲慢浅薄的英国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法国政要和巴黎民众都很喜欢他，对他所代表的北美革命也充满同情和支持。这种良好的公众形象和不错的私人交情为富兰克林接下来的行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制造宣传和舆论攻势是富兰克林的拿手好戏，他不断地制造假消息，揭露英国政治和军队的种种黑幕，通过各种渠道巧妙地散播出去，而他本人的“正直品格”使得这些消息具有相当的可信度。英国的形象在法国甚至欧洲变得越来越糟糕。
1777年，莫名其妙地在北美殖民地作战的普鲁士雇佣军内部流传出一封信札，据说是普鲁士王储写给他在英军服役的雇佣军将领的，这封信很快也流传到欧洲大陆。王储在信中说，他怀疑英国人为了减少补偿金，故意瞒报雇佣军阵亡人数，他还“建议”雇佣军指挥官不救治伤员，因为伤员都是“残废”，毫无用处，而英国人付给阵亡者的钱比伤员多得多。这封信件在雇佣军中引起了极大的混乱和愤怒，逃兵数量激增。欧洲各界对英国花费“血钱”将那些把士兵生命当做商品出卖的做法抗议如潮，英国外交部和军部一时疲于应付。自然，这封信札的作者正是富兰克林。
1782年，富兰克林又精心炮制了另一杰作。
这次，他伪造了一整版波士顿报纸。在这份报纸上，分类广告、地方新闻和花边轶事样样齐全。其中有则文章宣称，英国派驻加拿大的皇家总督正在向其印第安盟友悬赏收买北美殖民地人的头皮。报道强调说，许多印第安人卖给总督的头皮实际上都是妇女和孩童的。消息立即在英国国内和欧洲各地激起轩然大波，抗议浪潮不断，反对派辉格党人乘机强烈要求政府澄清事实，并尽快结束战争。英国政府这次真是被弄得焦头烂额，狼狈窝火得很。
有趣的是，富兰克林甚至曾经一度当上“海盗”的头子。在北美独立战争中，有相当数量的革命者驾驶着武装船只，在海上四处拦截英国的商船，富兰克林就负责在欧洲各国港口协调这些私掠船活动。他有序地安排出击计划，还组织一批专门的港口工人，负责对这些私掠船提供补给、维修和销货。法国政府对这些“海盗”活动睁只眼闭只眼，有时还同意购买从英国人那里抢来的“赃物”。“销赃”得来的资金则被富兰克林用来购买军火和军舰。富兰克林的“海盗”活动给英国带来了不少麻烦。由于商船经常受到袭击，英国海外贸易利润也跟着急剧降低。英国公众怨声载道。罪魁祸首是谁，英国政府心里有数，他们多次愤怒地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但终因没有证据和后者的偏袒而只得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