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洋务运动是每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人办洋务是先从办军事工业开始的。这是由于中国人和西方接触，首先遇到的是西方的炮舰外交。西方列强凭借他们的“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他们可以随意将兵船开到沿海以至大沽口，甚至开进内河；可以随便用大炮轰击沿海沿江的炮台和城市。西方人给中国人的印象是不友善的和邪恶的，是“侵略”；即使是通商和传教也常有强迫性。中国人害怕西方的军舰和大炮。
左宗棠第一次亲眼目睹外国轮船是在1864年，当时他正在浙江湖州与太平军作战。看到外国轮船的先进之处，左宗棠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于是，左宗棠在杭州找来了一个六十多岁的中国工匠，试制了一艘蒸汽船，并于10月16日在杭州西湖试航。这次试航虽然最终未能成功，但他还是感到几分欣慰，他坚信中国人是有能力造出自己的轮船军舰的。这次造船过程，是左宗棠将制船御侮思想变为实际行动的一次有益尝试，也是他从事洋务运动，在福州设厂造船的前奏。
此时，左宗棠已经有了一个发展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初步设想。他先后与法国军官、常捷军统领德克碑和日意格商谈此事。
1865年1月，德克碑奉左宗棠之命回法国购买机器，寻觅技工。2月，德克碑还给左宗棠提供了一个关于船厂经费预算的详细报告。
1865年2月，左宗棠在上总理衙门书中谈到自强时说，除修明政事，精练兵勇之外，必须仿造轮船，才能“夺彼族之所恃”，明确地把造船视为自强御侮的重要内容。
后来，左宗棠在给吴全美的另一封信里，认为：“名为水师，而无炮船”的现状是应当改变的。他提出了用裁汰兵勇的钱，作为“制船买炮之费”的建议。为什么必须自己造船呢？是因为他曾经历了借船、租船，并谈到“唯购买则一切尚可自扫，较之借、雇均为省事”。但他又认为，买船仍有三个难处：
1.洋人的贪利之心无微不喻。他们出售船只，必定是先将旧者、敝者卖给你，或者是制作未能坚固的劣等品，以及他们已视为陈旧、过时淘汰的。他们在未卖给中国之前，都噤不出声，待成交之后，再扬言某些部件已坏……必须改造，才能适用。既然依照他们所论进行改造，又必用他们的料、用他们的工，任意勒索，莫能驳减。
2.船即使买定了，仍须要雇用他们的人来管驾，以管车、看盘等技法，非熟习者不能胜任。如宁波、上海及广东等各海口，中国人在轮船上受雇当水手舵工者多，而能当上船主者却极不易得。既然必须用外国担任人管驾，则“另雇更换均难由我，不得不勉强将就以冀相安”。
3.轮船使用一年半载之后，没有不需要维修的，想要维修则必就外国所设船厂铁厂估价兴工，洋人又得居为奇货。我们想价廉物美而他们故意虚报高价，我们欲速而他们故意迟缓，不得不由他们控制和愚弄。
如此三难，则购买轮船又不如自造轮船为妥善。可是，要自己设厂制造也非易事，其中有机器、技术、人才，以及经费、舆论等一系列的困难。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总税务司赫德和英国使馆参赞威妥玛分别向总理衙门送交《局外旁观论》和《新议略论》，建议采用华洋合办或借资举办等办法，修筑铁路、敷设电线、开采矿产、训练海陆军、开办学堂等所谓“借法自强”，并且是“缓不济急”，企图以此扩大在华势力，达到其扩张侵略的目的。同时，由于他们高唱和好，进行资本输出，在客观上为洋务运动提供了一个短暂而表面的外部环境，也有利于引进外国机器、技术和人才，“充当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对赫德和威妥玛的论略，总理衙门认为，“目前无可寻衅”，恐“为日后借端生事”，主张“先事通筹”。清政府亦说：“因思外国之生事与否，总视中国之能否自强为定准。”谕令各地督抚，对赫德和威妥玛就“中国文治、武备、财用等事之利弊，并借用外国铸钱、造船，军火、兵法各条”，“应如何设法自强，使中国日后有备无患，并如何设法预防，俾各国目前不致生疑之处”，“详慎筹划，不可稍涉疏略”。
在这场有关洋务的讨论中，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等人，都看到赫德和威妥玛的意图，主张雇募洋匠，购置机器，自己兴办，使权操之于我，免受外人控制。
左宗棠对此更是洞若观火。1866年6月25日（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他在《复陈洋务事宜折》中，指出了赫德和威妥玛所送议略，“悖慢之词，殊堪发指”，“唯利是视，于我何有”，分析了他们的意图和中国面临的严重形势，然后骂道：道光十九年（1839年）海上事起，当时火轮兵船已成，英吉利遂用以人犯。此后寻衅生端，逞其狂悖，趁我寇事方殷，未谋远略，遂敢大肆狡猖。第二次鸦片战后，情况虽有变化，可外国侵略者“不夺不餍”，欲壑无底，“借端要挟，恐所不免”；如有决裂，则彼必寻衅生事。陆地之战，尚可无忧，若纵横海上，彼有轮船，我方无之，将若之何？他说，对这个问题，他反复考虑了3年，“习造轮船，兼习驾驶”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同一天，左宗棠以闽浙总督身份，竟向清政府连上四折，其中《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正式向清政府提出设厂造船，创办福州船政局的报告。这是他20多年来造船御侮思想的光辉结晶，是最近3年筹划设厂造船的重要成果，是驳斥赫德和威妥玛议略，阐述借新法自强主张的具体化，是我国第一个近代造船企业的重要历史文献！
首先，左宗棠在奏折中首先指出了“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七省之储可通一水，匪特巡洋缉盗有必设之防，用兵出奇有必争之道也”。从清政府“建都于燕，津、沽实为要镇”来看，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接着，左宗棠又指出：由于外国以船舰侵略，东南水利成为海害，并从四个方面指出其害，亦是他“非设局急造轮船不为功”的理由：
1.在海防方面，“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飚举，无足当之”；
2.在商业方面，“自洋船准载北货行销各口，北地货价腾贵。江浙大商以海船为业者，往北置货，价本愈增，比及回南，费重行迟，不能减价以敌洋商，日久消耗愈甚，不唯亏折货本，浸至歇其旧业”；
3.在民生方面，“滨海之区，四民中商居什之六七，坐此阑阌萧条，税厘减色，富商变为窭人，游手驱为人役”；
4.在漕运方面，“恐海船搁朽，目前江浙海运即有无船之虑，而漕政益难措手”。
可见，左宗棠把设厂造船视为变海害为海利的关键。他认为，外国船舰在我国沿海横行和恣意侵略造成了海害，怎么解决这个难题呢？
左宗棠在指出防海害必用海船的必要性后，还从欧美各国造船日精和日本仿造进展迅速的事实出发，指出了设厂造船的迫切性，批判了那种盲目自大和安于落后的思想，提倡奋起直追、振作有为的精神。
左宗棠还说了两句针对顽固派因循守旧而发的尖锐深刻、令人反省的话：“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
对于当时设局造船所面临的从选择厂址到解决机器设备、科学技术、筹措经费、驾驶养船、谤议易兴等一系列困难，他既有知难而进、勇挑重担的精神，又有实事求是、寻求解决困难的务实态度。他说：
“如虑船厂择地之难”，则福州罗星塔一带，“开漕浚渠，水清土实，为粤、浙、江苏所无”。他在浙江，“即闻洋人之论如此。昨回福建，参以众论，亦复相同”，是较理想的设厂造船地方。
“如虑机器购雇之难”，可以先购一部分机器，然后利用从外国雇聘的技术人员，采用“以机器制造机器，积微成巨，化一为百”的办法，以解决造船所需要的轮机等机器。至于购买机器，中国人不懂难办，可“托洋人购觅，宽给其值，但求其良，则亦非不可必得也”。
“如虑外国师匠要约之难”，那么，雇用外国师匠，要“先立条约，定其薪水”。这些人到来，就让其向从各地挑选来的年青工匠传授技术，在教和学中有成绩的奖励，否则，更换另补，扣薪水。这样，对迅速掌握技术，“似亦易有把握”。
“如虑筹集巨款之难”，开始建厂、购器、雇匠需银30余万两。随后，每年工料、薪水，每月约五六万两，全年60余万两，5年所需不过300余万两。这些款项，先由闽海关支付，不足再厘税提取。他认为，“创始两年，成船少而费极多；过三四年，则工以熟而速，成船多而费亦渐减”。5年内，国家用此百万造船，“合虽见多，分亦见少，似尚未为难也”。
“如虑成船以后中国无人堪作船主，看盘、管车诸事，均须请洋人”，则在与外国定议雇聘造船技术人员时，就要“先与订明教习制造即兼教习驾驶”，把培养造船和培养驾驶视为同等要任务。而且，他采取不拘一格的选才用才办法，不管何人，讲习精通驾驶，就授以武职，让其领导水师。如此，“则材技士争起赴之，将来讲习益精，水师人才固不可胜用矣”！何况，江浙等地“有不少粗知管驾轮船之人，如选调入局，船成即其管驾，似得力更速也”。
同时，左宗棠还预见到了设厂造船更大的阻力和困难，还在于“非常之举，谤议易兴，始则忧其无成，继则议其多费，或更讥其失体，皆竞中必有之事”。然而，“天下事，始有所损者，终必有所益。轮船成，则漕政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一时之费，数世之利也。”这番深谋远虑的论述，描绘了建立中国近代造船工业和海军的蓝图。
左宗棠这则饱含激情、见解深刻的奏折，于1866年6月25日于福州发出，立即在京城引起了轩然大波。
此时，李鸿章虽也想辟建水师，但认为雇购洋船则可，自造万万不行。他不便与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左宗棠唱反调，乃与英使威妥玛及赫德一个鼻孔出气，求他们出面游说“老佛爷”，说中国自强当广求新法于外洋，轮船器械以购雇为便，慈禧太后听了未置可否。
由于左宗棠这个奏折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符合清政府自强御侮的要求，同时，因为在清廷中央，当权的恭亲王等人也是主张办洋务、建海军的，通过他们的影响，左宗棠的奏折很快得到了清廷最高决策人慈禧的首肯。因此，在这个奏折发出后只有20天，即1866年7月14日，清政府就正式允准了他设厂造船的建议。
清廷之所以批准左宗棠的造船计划，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就是慈禧、恭亲王等人对刚刚结束不久的“阿思本舰队”风波记忆犹新。清政府花钱买气受，深感自己不能制造舰船的屈辱，产生了发展中国自己的近代造船业的强烈愿望。左宗棠的这个造船计划正合其心意，故能和清政府的当权者一拍即合。
而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有两个方面的目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做“内纾国计、利民生，外销异患、树强援”，即“以防外侮，以利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