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名李隆基，是睿宗李旦第三子。他英明果断，多才多艺，知晓音律，擅长书法，仪表雄伟俊丽。
他是一位先明后暗的皇帝，在他执政前期，重用姚崇、宋璟等名臣，励精图治，除旧布新，开创了唐朝乃至中国历史上的最为鼎盛的时期，史称“开元盛世”。可他到了晚年，奢侈享乐，又使唐朝由盛而衰。
唐玄宗不是不能阻止安禄山谋反，只是他从来不相信安禄山会反。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有一个渐进过程，不可能无端地突然爆发。关于安禄山谋反的动向，早就有人察觉，也有人明里暗里告诉过玄宗，但玄宗不肯相信。
安禄山的叛乱阴谋并不是都掩盖得非常成功，而且至少安禄山身兼三镇节度使，手下拥有强兵，存在着发动叛乱的严重危险，怎么就始终不能引起玄宗的警惕呢？安禄山拍马屁的水平并不算高明，他说的话极其浅薄，其中的虚情假意都是极容易被看穿的。可是玄宗怎么就深信不疑呢？
李林甫活着时，安禄山觉得自己没有李林甫狡猾，所以不敢轻举妄动。他只能悄悄地做点儿准备，在雄武城贮存点儿兵器，已经被王忠嗣看破玄机，王忠嗣不止一次地反映，玄宗不介意。及至杨国忠为相，安禄山瞧不起他，经过长期的准备，安禄山叛变的条件已经成熟，更不把杨国忠看在眼里，因此将相间产生了嫌隙。杨国忠一再说安禄山可能谋反，玄宗都不听。太子李亨也察觉到安禄山反叛的迹象，告诉玄宗，玄宗也不相信。发展到后来，许多人告诫玄宗，安禄山有反叛的可能，但都动摇不了玄宗对安禄山的信任，玄宗甚至把告发安禄山的人绑送给安禄山处理，对安禄山的信任，几乎达到了一种变态的程度。
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一百多年来，唐王朝政治上的斗争主要表现在宫廷政变上。唐太宗发动玄武门兵变，杀死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逼父下台；武则天把亲生儿子杀的杀，放的放，终于篡位夺权，再诛杀李氏宗室。张柬之等人发动政变，逼武后让位，拥立中宗复辟；太子重俊发动政变，诛杀武三思，率兵众杀入内宫，以失败告终；韦后和安乐公主合谋，毒死中宗，十六岁的太子重茂即位，韦皇后临朝称制；太平公主、李隆基联手诛武韦集团，扶持睿宗上台；中宗次子重福阴谋在东都洛阳叛乱，自立为帝，被洛州长史崔日知平定；太平公主策划废黜太子李隆基，李隆基却收拾了太平公主，继位为帝。一直以来，唐朝政治上的斗争或最高权力的争夺，主要在皇室内部，一场又一场流血的、不流血的政变令人触目惊心。
玄宗年轻时亲眼目睹或亲身经历了一系列的宫廷政变，这对他的心理影响非常深刻。因此我们推测，他即位以后，所感到的对皇权的威胁仍是朝廷高层和皇室内部。玄宗和他的宰相们如姚崇等人认真总结了“再三祸变”的起因，极力避免重蹈覆辙，以安定皇位。他们采取的重要措施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是不用功臣，二是诸王外任和伺察，三是整顿禁军。
那些功臣有特殊的地位，有号召力，能够影响甚至动摇皇帝的地位。玄宗采纳了姚崇的建议，把拥立玄宗为帝的功臣们都一个个罢免，或调到外地任职，或解除实权，虚职架空，如郭元振、张说、刘幽求、钟绍京、王琚、崔日用、魏知古等人，都在玄宗夺权的斗争中立过大功，先是受到重用，任为高官，但不久都或被罢职，或被外任，或被流放。玄宗在位时任用的宰相，如果考察一下他们的出身，大致有两类，一是边帅，出将入相，这种情况后来被李林甫杜绝；二是门第不高，也没有太多的政治资本，如张九龄、李林甫、杨国忠等，他们不可能在朝廷形成大的势力。所以，尽管后来李林甫、杨国忠等人专权自恣，还是都要讨好玄宗，都要看玄宗的眼色行事。
李氏诸王也常常是祸乱的根源，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可能在政变中被人拥立为帝，成为对皇权的直接威胁。玄宗即位不久，根据姚崇的建议，命诸王外任刺史。开元二年（714年）六月，以宋王李成器兼岐州刺史，申王李成义兼幽州刺史，豳王李守礼兼虢州刺史。七月，以岐王李范兼绛州刺史，薛王李业兼同州刺史。考虑到诸王未必有行政能力，而且朝廷并不希望他们掌握地方实权，因此特作如下规定：州务由州长史、司马主持；外任刺史诸王不得经常回京师，每季二人轮流入朝，周而复始。
后来政局稳定后，朝廷陆续召回外任诸王，但并没有放松对他们的警惕，“上禁约诸王，不使与群臣交结”。我们看到开元十年的《诫宗属制》云：“自今以后，诸王、公主、驸马、外戚家，除非至亲以外，不得出入门庭，妄说言语。所以共存至公之道，永协和平之义，克固藩翰，以保厥休。贵戚懿亲，宜书座右。”玄宗把亲王们的日常生活和行动置于严密的监督之下。这种约法三章，是非常不人道的，在这样的制度下，身为皇室的人皆形同禁囚。至于玄宗有时亲赴诸王住处，赐金分帛，都不过是掩盖其提防猜忌心理的面纱而已。
从唐初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夺位以来，唐朝一系列的宫廷政变常与北门禁军有关系。玄宗非常注意对北门禁军的掌控。他先是重用心腹王毛仲掌管禁军，当王毛仲权势过高时，又及时撤消了他的兵权，把他流放。接着任命“淳朴自俭”的陈玄礼为禁军将领。陈玄礼对玄宗忠诚不二，一直到安史之乱发生，禁卫军没有发生过类似过去参与宫廷政变的行动。
在防范政变方面，玄宗用心极细。他注意到在历次政变中，常有僧道，即和尚、道士参与其中。这些人与朝官相勾结，而且利用宗教迷信，妄说天象吉凶，为一些人谋反篡位制造舆论，还利用他们的特殊身份出入达官贵人之家，传递情报和消息。所以，他即位不久就下了一道诏书，禁止百官与僧道交往。诏书中指斥那些僧人、道士“诡托禅观，妄陈祸福，事涉左道，深斁（败坏）大猷（道术）”，并规定如果谁家有婚丧之事，需要请和尚道士设斋作法事，必须向州县打报告，指定人数。违犯者，御史台和金吾卫可以随时抓人。
在防范政变、巩固皇权的各种措施都取得良好效果以后，玄宗的心里便产生了强烈的安全感。从唐朝建立以来，还没有发生过统兵的将军发动叛乱的严重事件，没有前车之鉴，不太容易产生后顾之忧。不仅本朝，再回溯一下唐以前的历史，由边将发动叛乱成功的例子也极少，改朝换代要么是农民战争，要么是大丞相篡位，要么是北方那些游牧民族一窝蜂地涌进中原，而由一位边将举兵成功的例子几乎没有，这可能是他对安禄山放松警惕的原因之一。
不光是他，宰相李林甫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才敢放手让那些蕃将常任久戍，拥强兵保卫帝国的边境。
玄宗在处理安禄山的问题上，缺乏他早年那种明察果断的作风，也与他年事渐高，追求高居无为有关。
历来的统治者于政局稳定时，一般都会产生某种程度的知足保和思想，追求享乐，奢侈淫逸。玄宗是唐朝活得年岁最大的一位，也是执政时间最长的一位，他从712年即位，至756年，即肃宗至德元年，当了四十五年皇帝。他的政治作为和思想表现大致可以从中间断开，前期勤勤恳恳，励精图治；后期则自满自足，渐肆奢欲——越来越纵情地追求奢侈享受。
张九龄任宰相时，正是玄宗从早年励精图治到后期渐肆奢欲的转变时期，他一方面越来越听不进相反意见，一方面仍不时表现出一位尚不失明察卓识的君王。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八月五日是玄宗的生日，群臣都进献宝镜祝寿。张九龄认为，以镜自照，能看到自己的容貌；用古人的得失对照自己的言行，能够认识到吉凶。所以他与众不同，讲述前代兴盛与衰废的根源，撰成五卷书，名为《千秋金镜录》，献给玄宗。玄宗知道张九龄用心良苦，特意写了一封回信表彰他。
这一年，玄宗从东都回长安。李林甫知道玄宗对频繁东幸有厌倦之意，就和牛仙客谋划着增加长安附近各道的粟赋征收，通过和籴的办法，充实关中粮仓。所谓和籴，就是政府向民间强制征购粮食，强制农民以低价出售粮食，或先赊购而后付钱。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是关中经济形势好转的重要年头，从这一年开始，玄宗不再东幸洛阳。这一年有许多事情使玄宗感到心情舒畅，由于裴耀卿的努力，疏通了东都和长安间的黄河漕运，历年来关中地区常常遇到的粮荒得到了解决。经过多年的积蓄，长安粮仓逐渐丰满。此后玄宗一直感到高枕无忧，日益耽于享乐。
天宝三载（744年）的一天，玄宗和高力士闲聊，征求高力士的意见，他说：“老奴你看，我不出长安快十年了，天下太平。我也该享享清福了吧，朝廷的事务呢，交给李林甫去办，你觉得怎么样？”高力士回答说：“天子巡视各地，是自古以来的制度，可以使皇上更多地了解下情。而且朝廷大权是不能交给旁人的。他的权势威望一旦形成，就没人敢议论他的是非，那样他的威望就可能超越皇上，那还不把皇上您给驾空了！”高力士的话里包含着批评，玄宗顿时不高兴。高力士赶紧跪下，叩头谢罪，说：“奴才头发昏，胡言乱语，罪当万死！”玄宗看高力士可怜巴巴的样子，有点儿过意不去，为他设宴饮酒压惊，旁边的人看到玄宗原谅了高力士，都高呼万岁。高力士从此不敢再对朝廷事务随便发表意见，说话时总是小心谨慎，注意分寸，害怕说不好得罪李林甫，惹玄宗生气。
玄宗当然也没有听进高力士的意见。当玄宗放手让李林甫执政时，随着年事渐高，他越来越感到自己有好好享受的必要了。杨玉环的入宫，令玄宗的晚年顿时进入一个称心如意的新阶段。杨玉环入宫，历来被人们认为是玄宗腐化堕落的主要原因，虽然我们不太同意这种说法，但此事对玄宗晚年生活和思想肯定发生过负面影响，也是不必讳言的。
白居易的《长恨歌》写杨玉环入宫后的生活：“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自从有了杨玉环，玄宗就有了睡懒觉的习惯，懒得打理朝政了。
杨贵妃恃宠，生活骄奢，“玄宗凡有游幸，贵妃无不随侍，乘马则高力士执辔授鞭。宫中供贵妃院织锦刺绣之工，凡七百人，其雕刻熔造，又数百人”。贵妃生于蜀中，喜吃带叶鲜荔枝，玄宗为了满足她的嗜好，不惜耗费人力物力从千里外的蜀中运到长安，后知岭南所产荔枝更胜蜀中，则每岁令人飞驰进献，人不过宿，马不停蹄，人马有累死于道者。晚唐诗人杜牧作《过华清宫》诗讽刺此事：“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玄宗晚年的情感生活，就沉浸在与贵妃的恩恩怨怨温柔富贵乡里。杨贵妃因骄纵使性，亦曾触怒玄宗，一次以妒悍忤旨，玄宗令高力士把她送还杨宅。但玄宗很快便思之不已，时过中午，还无心吃饭，动不动就发火。高力士察知玄宗本意，请召贵妃还宫。玄宗重见杨妃，恩宠又过平时。杨贵妃成为玄宗的情感所系和精神依赖。又一次是天宝九载（750年），贵妃因吹宁王玉笛，又忤旨，送归外第。杨贵妃悔恨号泣，抽刀剪发交给高力士，请高力士转交玄宗，并转告玄宗：“珠玉珍异，皆上所赐，不足充献，唯发父母所生，可达妾意，望持此伸妾万一慕恋之诚。”玄宗得发，挥涕悯然，急命高力士将贵妃迎回。这次召归后，杨妃更受宠嬖。
天宝年间，玄宗荒淫腐化，政治黑暗，不能归罪于杨贵妃。史书上没有看到杨贵妃干政的记载，但如前所述，其堂兄杨国忠因裙带关系而任宰相，结党营私，贿赂公行，造成天宝末年的政治黑暗，对战乱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太平的社会，温柔风流的生活，越发使玄宗感到人间可恋，但面对岁月流逝，老境将至，他当然也产生畏死恋生的意念，所以，很自然地，他接近一些道士，试图求仙学道。当然，这些道士并没有什么长生久视之术，只是会一些旁门左道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