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是我国盛唐时期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备受推崇。杜甫一生颠沛流离，晚年穷困潦倒，后因贫病交加，死于耒阳至衡阳湘江舟中。
广交诗友，壮游山河
唐代知识分子不囿于书斋生活，读书之外喜好游历天下。特别是盛唐时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已然成为时尚。杜甫出生的那年，玄宗正好即位。这位天子在执政初期的二三十年间，尚能励精图治，先后任用姚崇、张说、张九龄这些贤人为相，也能采纳一些批评、建议，终于出现了“开元盛世”的大好局面。当时社会财富充足，国库殷实，民生安定，道路畅通，社会秩序也好。这为读书人的漫游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他们被昂扬的时代精神所鼓舞，被祖国的大好河山所吸引，走出书斋，广泛地接触社会人生，广交天下诗友，寻求从政的道路。
杜甫正是抱着这些心愿而开始漫游的。从20岁起到34岁止，共有三次长途远游，第一次是游吴越。开元十九年，他从洛阳出发经水路抵达江宁（今江苏南京）。在秦淮河北岸的瓦棺寺里，他终于见到了渴望已久的晋代名家顾恺之的壁画。瓦棺寺为晋武帝时所建，寺内建有高阁，高达24丈，极其壮观据《京师寺记》载，东晋兴宁年间，瓦棺寺准备重修，寺僧请人捐款。最多者也不过10万钱，而顾恺之出口便是百万。等到兑现时，他让僧人粉好一面墙壁，自己关在这间屋子里达一月之久，精心绘制维摩诘的画像，画完身躯，将点眸子，便对僧人说：请告知世人，第一天来观此像者，捐10万钱，第二天可捐5万。世人皆知顾恺之丹青绝妙，前来观画者挤满寺院，不消片刻，便得钱百万。杜甫早已得知这段艺坛佳话，今日得以目睹此画，心中异常兴奋，瞻顾之间，不禁深深遗憾未能与这位艺术大师生在同时。
离开江宁以后来到苏州。苏州是春秋时吴国国都。在苏州阊门外，他凭吊了吴王阖闾的坟墓。此墓建在城西北的虎丘山上，传说当时曾以扁诸鱼肠剑3000柄作为陪葬，封土三日，有金精结成白虎踞于坟上故将此山称为虎丘。杜甫前来凭吊时，此地已十分荒凉了。虎丘山中有剑池，相传是秦始皇为挖掘阖闾墓而形成的深涧，水深莫测，旁有几丈高的石壁。杜甫游览了剑池，又去游城西南的长洲苑。这里是当年吴王游猎的场所；水汀沙渚间早已消失了帝王的踪影，唯留荷花菱叶，在天水之间吐着清香。城西北有吴太伯庙，太伯是周朝祖先古公父的长子，传说古公预见其幼子季历的儿子姬昌（即后来的周文王）会为君。太伯深明大义，为让父亲的愿望顺利实现，便出走避居勾吴。杜甫怀着仰慕之情，几次拜谒太伯庙，为其礼让精神而感动落泪。
杜甫原想从苏州东渡日本，古代传说那里是太阳出生的地方，当然很吸引人。杜甫已经租了航海的船只，却终究没能成行，于是南渡钱塘江，到了会稽（今浙江绍兴）。会稽是春秋时越国国都，有勾践庙。杜甫凭吊了卧薪尝胆、终报国仇的越王勾践，对秦始皇留在会稽的古迹也作了游览。会稽城南三里有鉴湖（又名镜湖），时当盛夏，杜甫站在湖边，享受着湖面送来的阵阵凉风。又乘船游览了剡溪，那里山水秀异竹茂林深，使他大开眼界，徜徉不已。
他24岁时从吴越回到巩县，准备参加这年在东都洛阳举行的进士考试。他自视颇高，认为自己的文才可以匹敌屈原、贾谊，可以俯视曹植、刘桢。结果却未能考取，但也不以为意，着手准备第二次漫游。
他去漫游齐赵（今山东和河北南部）。这期间，他结识了好友苏源明。二人曾于春日登临邯郸赵王丛台，缅怀古人，翘首放歌。又在冬天射猎于齐景公畋猎过的青丘（今山东益都附近），在皂枥林中、云雪冈上呼鹰逐兽。杜甫箭术不错，有一次，射下一只大鸟，把苏源明乐坏了，称他为晋代的将军葛强（征南将军山简的爱将）。
杜甫之父杜闲此时任兖州（今属山东）司马，杜甫前往探望父亲，登上兖州城楼，极目而望，但见浮云连绵于大海和泰山的上空，平野苍茫，远远伸向青徐二州。他的心神由空间跃入时间，想到兖州东南的峄山上还留有秦皇的功德碑，曲阜城东还留有汉景帝儿子鲁共王所建的灵光殿。物是人非，宇宙悠悠，登临怀想之际，不禁生发万千感慨。
泰山素称五岳之宗，杜甫初次目睹它的雄姿，内心产生强烈的震动，写成名篇《望岳》：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诗中热情赞美了泰山高大雄伟的气象，表现了青年诗人的凌云壮志和阔大胸襟。据杜甫晚年诗《又上后园山脚》，可知杜甫当时于望岳之后确曾登上泰山绝顶，未能有诗传于后代，大约是笔力不敌《望岳》而被作者自行淘汰了。
这一时期，他还游历了任城（今山东济宁），与任城许主簿同游南池，那清澈的秋水、疏淡的秋色，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又与巳上人、张隐士交游，写诗赞美他们的幽雅居处和淡泊情怀。此次漫游齐赵共历五年之久。
他从山东回到洛阳，在洛阳东面、偃师县西北的首阳山下建造一座“土室”（即窑洞），名曰“陆浑庄”。首阳山有他远祖杜预和祖父杜审言的坟墓，建造土室是为了便于祭奠祖先。这年寒食节，土室建成，他写成《祭当阳君文》，表示要以杜预为楷模，建功于当世。大约就在这一年，他与司农少卿杨怡的女儿成婚。夫妻恩爱，感情融洽，相依相守，白头偕老。
从天宝元年到天宝三载，杜甫居洛阳，其间曾与秘书监李令问、驸马郑潜曜等有过交往，拜访过初唐诗人宋之问遗留下的山庄别业，游历过龙门奉先寺等地。天宝三载三月，翰林学士李白因傲岸不羁得罪了朝廷权贵，被玄宗赐金放还，路过洛阳时，和杜甫初次相逢，二人一见如故。一年多的京都生活，使李白对腐败的朝廷加深了认识，他想隐居名山以求精神的愉悦；而杜甫在洛阳居住期间，对世俗的伪劣也十分厌恶。当他得知李白欲往梁宋漫游，便欣然相约同往。这是他的第三次漫游。
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是当时繁华城市，人口密集，建筑壮观。汉文帝少子梁孝王刘武以淮阳王徙封于此，在开封城东南建“东苑”（又称兔园），园林规模宏大，方圆三百余里。梁孝王在其间赏游驰猎，广纳宾客，当时名士司马相如、枚乘、邹阳等均为座上客。园内有春秋时师旷吹乐之台。梁孝王增筑曰明台。因梁孝王常案歌于此，故亦称吹台。杜甫与李白、高适（时高适寓居于梁宋）畅游梁园，登临吹台，环顾大野，思怀古人，并对当时玄宗崇尚武力、频动开边之战表示忧虑。其后，他们又同游单父台，单父是春秋鲁国邑名，故址在今山东单县南，与宋州（商丘）邻近。孔子弟子宓子贱作单父宰时，很得民心，终日弹琴而单父治理得很好。后代人思念他，称其弹琴处为琴台，即“单父台”。杜甫他们登此台时已是冬季，天上万里风云，地上大泽霜冻，树叶纷飞，禽兽哀鸣，萧飒的景象唤起他们对时局的忧怀。天子好武，边将多以武功求宠，连年战争消耗了大量的人力财力，这与宓子贱的鸣琴而治形成鲜明的对比。抚今追昔深为国事而惆怅。
不久，高适离开梁宋南游楚地，杜甫同李白渡过黄河去王屋山寻访道士华盖君，不料华盖君已死，唯余三五弟子守在清冷的道观，只得失望而去，于天宝四载初到达齐州（今山东济南）。当时李邕的族孙李之芳作齐州司马，李邕作北海（即青州，今山东益都）太守。李之芳建造新亭竣工，李邕前来观赏，得知杜甫在齐州，便请求相见。李邕的诗文和书法闻名于当时，声望颇高。杜甫与他交游，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所作诗篇中“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一联，被清人何绍基书写（何氏改“海右”为“历下”）挂在大明湖历下亭上。
国难当头，身陷贼中
杜甫在奉先县与家人团聚的时候，安史叛军已浩浩荡荡由河北攻入河南，仅用33天就攻占了东都洛阳。国难当头，杜甫从奉先回到长安，在右卫率府供职。这年夏天，叛军逼近潼关。奉先受到威胁，杜甫担心住在那里的家属，遂由长安赶回奉先，带着家属向北逃至白水（今陕西白水县），接着又向北逃亡，涉过洪水暴涨的三川县（故址在今陕西富县南），最后把家属安置在富州（今陕西富县）西北的羌村。这时，他得知肃宗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即位，便前往投奔，不料，中途被叛军所俘，被押到沦陷的长安，幸而因为官职低微，地位不高，没有引起敌人的重视。长安沦陷后，叛军把未及逃走的朝廷大员和知名人士都解赴洛阳，逼迫他们接受伪职，如王维、郑虔等人都未能幸免。杜甫没有受到严格的俘虏待遇，尚有行动自由，这使他有可能目睹胡兵践踏下的长安惨象，写出一批反映国难的现实主义诗篇。
《哀王孙》写的是作者在一次散步时，遇到一个被玄宗遗弃的王孙，在街旁一角哭泣。问他姓名，他不肯说，只说生活困苦，乞求当个奴仆。为了免遭叛军杀戮，他已在荆棘丛中躲藏了上百天，身上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肤。这个王孙是个无辜的受害者，他的现实处境说明了两点：一、安史叛军极端凶残。据史料记载，长安沦陷后，安禄山命部将孙孝哲杀害霍国长公主，永王妃及驸马等80人，又害皇孙20余人，皆挖心碎首，血流满街。二、玄宗仓皇出逃，弃骨肉于虎口之下。即诗的开头部份所写：“金鞭折断九马死，骨肉不得同驰驱。”金鞭因催马而折断，众马因急跑而累死，玄宗何其惜命啊！为了减少累赘，甩掉“骨肉”不管了。所以，这个王孙是个双重受害者；作者对安禄山的暴行和玄宗的无情都有鞭挞。杜甫当时的处境虽无力搭救他，但仍冒着危险对他作了嘱咐和安慰。劝他谨慎隐蔽，告诉他回纥援军将到，大唐会复兴的。
《悲陈陶》、《悲青坂》二首记载唐军战败的惨状，表达了对国事的忧怀。至德元载（756）十月，宰相房琯请求率兵收复两京，得到肃宗允许。于是分兵三路，向长安进发。十月二十一日，中军、北军与敌将安守忠相遇。房琯本拟沉着应战，无奈监军邢延恩（宦官）促战，只得仓促交手于陈陶斜（咸阳东）再加上房琯不恰当地使用古代的车战法，用2000辆牛车和骑兵步兵夹着进攻；叛军呐喊、擂鼓，牛皆震骇，又借着风势纵火，官军队伍大乱，死伤4万多人。杜甫在长安听到这个消息，无限悲痛地写了《悲陈陶》这首诗：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
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
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
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
义军鲜血汇满陈陶泽，虽非作者所亲睹，但有“四万”人数为据，想象是合理的。而那些得胜归来的胡兵，携着沾血的兵器，在长安城内纵饮狂歌，则为杜甫所目击。如实写来，便有强烈的震怒涌动其中。敌人获胜，长安百姓则更加遭殃，所以有“向北啼”（当时肃宗临时政府由灵武迁至彭原，今甘肃宁县）和“日夜更望官军至”的举动。
时隔两天，房琯亲自率领南路军与敌交战于青坂（地址不详，当在陈陶附近），又败。杜甫作《悲青坂》，以“山雪河冰野萧瑟，青是烽烟白是骨”的惨烈诗句记录了自己震颤的心，并希望官军积蓄力量，不要再草率用兵。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杜甫这种战略思想无疑是正确的。在《塞芦子》诗中，杜甫陈述了他的用兵之策。芦子，即芦子关，唐属延州境内（今陕西安塞县西北）。杜甫得知敌军欲包抄大西北，从根本上摧毁唐王朝军事力量的意图，十分着急，认为如果能迅速调一万人去防守芦子关，就可以制止叛军西进，从战略上保住唐军力量。可见，杜甫虽身陷贼中，却仍在处心积虑于国家的命运。
《哀江头》作于至德二载春季，是一曲沉痛呜咽之歌。一天，杜甫潜行到曲江岸边，但见往昔繁华的游览之地，如今已寂寥无人，江边宫殿都上了锁，只有细柳新蒲似不解人愁，依旧现出绿色。他想起以往此时，玄宗和贵妃曾在此游幸，而今一个逃了一个死了，彼此间再无音讯可通。通过今昔对比，抒发了深重的家国沦亡之感。
《春望》这首诗是把忧国与思家两种感情融合一体的名篇，写于至德二载（757）的春末，杜甫身陷长安已有七八个月了。诗云：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国破”是说国都长安沦陷，“山河在”是扣住题中“望”字来写，这依然如故的城外山河，与沦陷的都城，构成强烈的对比，抒发了一种“风景不殊而人事已非”的深沉感慨。“城春”的“春”字点题，春天是美好的季节，然而城中却是“草木深”，杂草丛生正见人迹稀少，季节与景观又构成了反差，作者的感慨亦因之而加深。春天的花鸟本是娱人之物，作者却观而“溅泪”，闻而“惊心”，愈见感情的反常与沉痛。作者之所以观花溅泪，是由于“感时”，感慨国家的艰危时局。作者看到自然界的草木经过了严冬重新绽开花朵，进而想到国事依旧留在严酷的政治冰雪中；花儿能在春风中弄着姿色，而沦陷区的人民却在刀光中流着鲜血：人命不如花草，故而溅泪。这就是作者观花而溅泪的心理过程。作者之所以闻鸟惊心，是由于“恨别”，怨恨与家人的离别。作者听到春天里鸟儿欢乐地鸣叫，忙着筑巢，育雏，双双对对，自由飞翔，便由鸟的自由想到个人的拘禁，由鸟的团聚想到亲人的离散，感到人竟不如鸟雀。这就是闻鸟而心惊的心理过程。五六两句分别补足“感时”和“恨别”的内容：烽火相连，可见时局之艰危；家书难得，可见隔绝之严重。章法谨严，可谓细针密线。尾联以无奈之搔首行为作结，总括忧国与思家，蕴含丰富，耐人联想，道出了难以尽道的情感，正是诗家本色。
杜甫被禁在城中虽有行动自由，却无生活来源，经常挨饿，只好去旧相识家中东凑一顿西凑一顿。靠着他对大唐复兴的信念和乐观的性格，顽强地生活着。在诸位朋友当中，苏端待他是最好的了。春天的一个早晨，风雨交加，杜甫在饥饿中醒来，心里盘算着该去谁家混口饭吃，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去苏端家中。于是早早爬起身来，拄着藜杖，走上泥途。苏端的日子也不好过，但每逢杜甫一来，总是想方设法弄点酒还找来要好的宾朋，大家喧闹一番，来彼此宽解愁怀。《雨过苏端》这首诗记载了上述情事，使我们对杜甫当时的生活状况有所了解。此诗颇具风趣，笔触诙谐幽默，是杜甫在困境中力求保持心理平衡的表现。
贬斥华州，悲由心生
至德二载十一月，杜甫携家属自羌村返回长安，继续任左拾遗官职。十二月，玄宗也由成都返回长安。
朝廷对扈从玄宗入蜀和扈从肃宗去灵武的臣子大加封赏，对陷贼的官员六等定罪。郑虔、王维、储光羲等被贬官，郑虔被远贬台州（今浙江临海县），匆忙上路，未及与杜甫辞行。杜甫与郑虔关系最好，得知他已离开京都，自己未能及时赶来给他饯行，深感伤心、内疚，作诗对其所受的“严谴”表示深深的同情，字里行间回荡着对人生友情的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