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有“诗仙”之称，是我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然而，他的一生却充满了坎坷，落魄潦倒。李白一生不以功名显露，却高自期许，不畏权力，藐视权贵。他肆无忌惮地嘲笑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等级秩序，批判当时腐败的政治现象，以大胆反抗的姿态，推进了盛唐文化中的英雄主义精神。
学诗习剑，自命不凡
李白是个“小时了了”的角色，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五岁时父亲让他读《子虚赋》，他就颇多心得，并对作者的才华心向往之。十五岁时创作《明堂赋》，引经据典，洋洋洒洒，自己觉得已在司马相如之上了。不过，李白大概算不得一个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乖孩子。他从小读书就很杂，“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六甲是计算年月日的历学，百家则是诸子百家的各类杂书。可见李白少时读书也是兴之所至，随心所欲，并不像他同时代别的孩子有明确的目标，把一门心思扑在科举上。这一点当然与李白的天性有关，同时也与其父李客的教育观有很大的关系。作为李白的父亲，同时又是他的启蒙先生，李客对待科举仕途的看法，对李白是有极大的左右力的。李客生长在西域，东归后又赋闲隐居，对科举仕进本身就没有太大的兴趣。他似乎还在按西域教育孩子的观念和方法来培养李白：一方面是读书习文，一方面是练剑习武，文武之道，兼而习之。也许李白毕竟生于西域，也许因为李氏家族毕竟客居西域多代，也许李白的身上还奔流着某种异族的血液，反正李白对仗剑游侠十分着迷。李白一生酷爱宝剑，走到哪里都佩剑在身，仿佛一位职业剑客。读史书，他最爱读的也是那些刺客和义侠的故事。在某种意义上，剑是他人生的武器，是他凌云壮志的象征。以其悟性而论，李白的剑术应当不错。这个酷爱舞剑弄棒又热心修道寻仙的少年，曾经一度给家里惹下不少麻烦。魏万说他“少任侠，手刃数人”，大约不会是冤枉之辞。
起初李白读书也并不专心。相传他的父亲把他送到眉州象耳山读书时，他还时常逃学。有一次他逃学下山，经过一道山溪，看见一位白发老太太在溪边的石头上磨舂米的铁杵，心中颇感奇怪，便问老太太磨铁杵干什么，老太太回答说“磨成绣花针”。李白听了很受感动，并明白了一个重要的人生道理。从此打消了逃学的念头，回到山中刻苦读书，后来果然学问大进。有人说这个故事可能是后人善意附会的，但它确实合乎李白的性格。像李白这样一位任性而早慧的少年，说教往往是难以凑效，而一旦他自己有所启悟，便会坚定地照着去做。
李白在象耳山读书时的先生，应该是一位学富五车的人物。李白后来不仅诗文做得好，而且开口成章，巧言释慧，似乎也得益于这位先生的教育。只是李白在后来的诗文中只字不提他，颇让人猜疑。也许他是个对科举很是着迷的老先生，老是劝李白走科举之道，不对李白的脾性。
开元六年的春天，李白离开象耳山，来到距家不远的梓州，在这里拜会了一个与他情投意合的人物一一赵瑕，赵瑕人称“赵处士”，也有人说他还有一个名字叫“东严子”。李白去拜访时，赵瑕已在山中隐居多年。年轻时他也是一个志在经国济世的人，曾不止一次赴洛阳应试，因为屡试不第，便归卧山中著书自撰。赵瑕早年游历过许多地方，见识广博，加上后来潜心学问，因而名声很大，朝廷多次征召，他都推却不去，仍旧过他闲云野鹤的散淡日子。李白拜见赵瑕，可谓一投而合。赵瑕不仅学贯古今，而且好击剑任侠，喜各种杂学，尤其是对科举之途十分鄙视，称之为误人之途。赵瑕的生活亦颇有情趣：他在山中养了上千只各种各样的鸟，并且为每只取了名字。呼谁的名字，那只鸟就会飞到他手上来。李白上山后一面帮赵瑕饲养飞鸟，一面跟他学习各种立身之学，平治之道。如果说此前李白还只是个朦朦胧胧地怀抱了一种做大事、出人头地的理想，那么，经过赵瑕的教诲指点，李白不仅确立了治国平天下的勃勃雄心，而且坚定了不以科举仕进之途涉足政坛的决心。这是一对真正的忘年交。他们一起击剑啸吟，修仙炼道，一起开怀畅饮，笑谈历史。赵瑕从这个年仅十八岁的英俊少年身上，发现了一种超凡人格和旷世奇才，也预见了他将来的辉煌前程。
开元八年，礼部尚书苏某出任益州（今四川成都）大都督府长史。李白得知，便带着自己的诗文在半路上拜谒，请苏某予以指教。苏某当时文名盖世，与张说并称为两大手笔，李白以弱冠之年，敢以自己的诗文求教，可见他已十分自信。苏某读后，果然大加称赞：“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李白呈信苏某的究竟是哪些诗文，我们今天已不可能知道了。李白早年的作品大多散失，现在还能读到的《访戴天山道士不遇》、《登锦城散花楼诗》和《听蜀僧某弹琴诗》等几首，大概是那前后的之作。《访》诗写景清丽，意境空灵，末尾两句“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秋”，写访友不遇的愁怅颇为动人；《听》诗中“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秋”之句，写弹琴人与听琴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已颇具大家手笔。由此看来，苏某不愧当世大家，他对李白的评价还是中肯的。
苏某的褒奖，可以视为对李白童年、少年读书写诗生涯的一个总结。李白的天才和学养，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和公正的评价。苏某的赞赏不仅显示了他卓越的眼光，而且表现了他奖掖后进的古道热肠。李白后来诗名大成，与苏某的这次权威性的褒奖关系极大。“设太白不经苏某之赏识，或将终其身不出夔门，蛰居蜀地，度其豪奢生活而未必以诗鸣。经颈之鼓励，太白方自觉为可造之才，而志气益加恢廓。於是‘以为士生则桑弧蓬矢，射手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詹镆《李白生平及其诗》）。看来李白后来的蜀中游历和仗剑去国，苏某的赏识还是一个契机和动力。
游历蜀中，冲出夔门
早慧的李白在拜见过赵瑕和苏某之后，一下子就长大了。他不再是一个侍才傲世，目空一切，放任自流的楞头青，而是一个怀抱经世治国、辅弼天子宏伟理想的青年才俊。漫坡渡及其附近的山水已羁束不住他那颗志在四方的心。他要为实现自己那非凡的抱负扎扎实实地进行准备了。他心中已暗下决心：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以自己卓越的才学和过人的见识铺就从政之路。
蜀中是一个富庶而美丽的地方，四周有许多名山大川，中间的盆地有许多名胜古迹。李白“行万里路”的计划便从这里开始。这年他正好二十岁。他身着道袍，腰佩宝剑，漂游在这一片峻山秀水之间：游成都、谒峨眉、访青城、过三峡，凭吊司马相如的古琴台和杨雄故居，凭藉自己一手锦绣诗章和一副雄辩口才，交游蜀中各路名家：在戴天山寻访道士，在峨眉山听名僧抚琴……以他那仗义疏财、一诺干金的侠义性格可以想见这一路他结交了许多朋友，学到了许多东西。有人认为李白后来弹得一手好琴，就是峨眉山上的蜀僧替他启蒙的。这种说法或许有些武断。李白之爱音乐，当是自幼养成的，他家在西域住了那么久，西域人酷爱音乐的天性不会对他没有影响，但毫无疑问，蜀僧的琴声深深地感动了他，蜀僧的琴艺折服了他，使他感悟到了一个更高妙的音乐境界。李白后来琴艺大进，使许多朋友为之倾倒，理当与这次拜会蜀僧有关。
当然，这次游历给李白印象最深，日后影响最大的，还是蜀中的山水。俗话说：峨眉天下秀，青城关下幽，蜀道天下险，三峡天下奇……这些人间的自然美景，他不仅一一到过，看过，而且用心灵感应过、体味过、领悟过。巴山蜀水形态迥异、秀峻纷呈的自然景观，陶冶了他的性灵，扩展了他的襟怀，激励了他的志向，从而濡养了他自然率性、磊磊落落的个性和豪放雄迈、天然浑成的诗风。他这一时期写就的“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峨眉山月歌》）、“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访戴天山道士不遇》）、“江行几千里，海月十五圆”（《自巴东舟行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等诗句，我们已能从中读出巴蜀山水的清峻之气和雄奇之势，读出巴蜀文化的丰厚和奇诡。
就是在这次游历中，李白渐次将故乡的概念扩展为川西平原，以至整个巴山蜀水了。这不仅是一种地域概念的扩大，而且是一种情感的寄托和人生境界的提升。那个漫坡渡血缘亲情编织的小家已包容不下李白辽阔的胸襟和喷薄的激情，他需要一个情感上、文化上、地域上更大的故乡。李白冲出夔门之后，每次回首西望，他看见的故乡就是那一片流云岚雾中的巴山蜀水。峨眉山月也好，巴东三峡也好，成都子规也好，都是他心中故乡的象征。
五年的蜀中漫游，李白虽然指点江山，挥斥方道，有过无穷憧憬未来的梦想与快意，然而也有过对现实的失望和人生选择陷入两难时的苦恼。有一次彰明县发洪水，一位少女在江水中溺死了。当地县令见了，不仅没有丝毫同情，反而无聊地吟起诗来：“二八谁家女，飘来倚岸芦。鸟窥眉上翠，鱼弄口旁朱”。李白听了，对这个草菅人命而又迂腐酸臭的官吏十分反感。从这里他已看到了这个太平盛世的华丽外衣下掩藏的社会丑恶。当然，李白其时更多的苦恼还是来自于他从政与修道选择的两难。他爱从政、也爱修道，要在二者中做出抉择是十分痛苦的。而且这一选择李白一生没能做出，因而这种两难的痛苦也就缠绕了他许多年。颇有意味的是，李白后来以诗名天下，而向皇帝推荐他，使他得以应名入宫的却又是一名道士。
做过这次漫游，李白已“巴国尽所历”，他要向更遥远的目标进发了。他要冲出夔门，去闯荡山外的世界。
开元十三年，二十五岁的李白终于乘舟向山外进发了。他带着剑，带着大量金钱，更带着自己“愿为弼辅，使襄区大定，海县清一”的远大抱负和对人生前程充满自信的美好憧憬，向着万里长江漂流而下。经纳溪、渝州出三峡，一路轻舟顺水，一日千里。他那首著名的《早发白帝城》，也许就是他站在船头，掩饰不住心中的激动而信口哼出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写三峡水势之湍急，状三峡行舟之快意，千年以来，无有出其右者。此刻的李白，履险如平，完全将这凶险四伏的三峡之旅视为了一条安然坦途。像对三峡的危险视若无睹一般，他对未来政治道路上的艰难险阻也完全忽视了。他自信“天生我才必有用”，自信大唐的江山为他准备了一片广阔的政治舞台。此时此刻的李白，如良骥之赴疆场，如大鹏之升九天，心情何其壮怀激烈。
像中国古代绝大多数文人一样，李白的政治理想只是一个终身难圆的梦。不同的是他的梦比别人做得更自信，更辉煌，更绝决，更超凡脱俗。翻过唐代这一页历史，我们就很难理解李白的这种梦想了。因为李白所处的时代，正是唐代这个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朝代中最辉煌的时期，中国作为一个封建大国所有迷人的光彩，都在这半个世纪的岁月中闪耀：疆域辽阔，物产丰富，文艺繁荣，思想活跃。唐朝是一个爱做梦的时代，也是一个许多梦想可以变为现实的时代。在某种意义上李白政治上的浪漫根源于他所处的时代的浪漫以及这种浪漫对各种梦想的宽容。唐代人连女人做皇帝的梦想都接受了，宽容了，那么李白还有什么梦不能做呢？不仅李白，与李白同年的王维，比李白小十二岁的杜甫，不也都有过同样的政治梦想？刺激李白做梦，当然不是这个被历史称之为“盛唐”时代的过错；不使李白的理想变为现实，也未必是这个时代的遗憾。唐代再多一个励精图治的名相，未必强似出一个彪炳千古的诗仙。
乍到巴蜀，初入荆楚，尽管李白豪情满怀，但第一次离开家乡的思念还是如丝如缕地牵心挂怀。他坐在船上，看着愈来愈平缓的江流，回首渐渐远去的巴山蜀水，不禁有些思念：春水月峡来，浮舟望安极！正是桃花流，依然锦江色。江色绿且明，茫茫舆太平。逶迤巴山尽，遥曳楚云行。雪照聚沙雁，花飞出谷莺。芳洲却已转，碧树森森迎。江陵识遥火，应到渚宫城。《荆门浮舟望蜀江》江陵的灯火已遥遥在望了，而诗人的心却依旧想着成都、重庆。巴山依依不舍地在与他告别，而船下的一江流水，却伴他一道从蜀江流来，仿佛还要送他到万里之外。在《渡荆门送别》-诗中，这种情感诗人表达得更为明确：“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这些诗将一个第一次出门远行的游子乡思写得真切动人。大概正因为这些诗的低回委婉，有人认定《早发白帝城》不是此时所作，而是李白后来流放夜郎遇赦时写的。尽管中途遇赦，可能心情会顿然轻快一些，但那时的李白已历经政治挫折，不可能还这样朝气蓬勃。而且细品起来，李白在《早发白帝城》和《荆门浮舟望蜀江》中能表达的，正是他当时情感的两极。这种矛盾的心情是一般初次作人生远游的人都有的。虽然诗人对巴山蜀水有些恋恋，但望见江陵遥遥的灯光，他仍旧是欣喜的。因为江陵是他出川后的第一站，象征着他是真正的“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了。
江陵之遇，侠游长江
李白大约是开元十三年秋天从西蜀家中动身的，到江陵上岸已是次年春天。有人认为李白辞亲远游是二十六时，大概是从江陵算起的。
江陵（今荆州）是唐代山南东道第一大州的首府。一千多年前是楚国首都郢城的所在地，汉末又曾是蜀国重镇，文化传统十分丰厚。加上它是西上巴蜀、东下维扬、北去京洛、南往湘黔的交通枢纽。唐代初年，这里就设置了大都督府，成为各种政要往返之地。李白在此上岸，除却交通上的原因，可能还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李白除了在江陵城内参观名胜拜访朋友外，还经常到附近城乡间游览。他前前后后到过好些地方，具体的游踪典籍所载颇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