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界中，万物的生长变化都是有规律可循的。事物的变化必须要先达到量的积累，然后才能达到质变。量的积累不足或积累的方向发生偏差，都有可能引起相反的质变。
人生也是如此，任何事情，如果没有量的充足的积累，就难以成功地实现质的飞跃。假如不适合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而盲目的积累，也容易使自己陷入相反的质变之中。
夏平是某大学的学生会主席，由于他出色的组织管理能力，获得了较高的群众威信，所以在临近毕业时，团省委负责人找他谈话，希望他到团省委工作。老师和同学们都觉得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鼓励他去那里工作，认为很快可以得到提拔。可是夏平却认为，自己在校期间，由于较多的社会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耽误了学习，储备状态不佳。因此他毅然放弃了这次“机会”，后来他报考了研究生，决定进一步深造。而他的同学吴小立却被分到了团省委。
考上研究生后，夏平在学习期间，刻苦钻研，弥补了自己在学习上的不足，使理论基础和知识结构更加扎实。毕业后，由于他优秀的学习成绩和几篇出色的学术论文，受到省委领导的重视，被调到决策部门工作，很快又被提拔为秘书处主任。而吴小立在团委工作期间，政绩平平，那次“机会”并没有为他打开成功的大门。
夏平和吴小立二人的不同经历、不同结果，深刻而鲜明地表明了成功与失败由量变到质变的关系。吴小立因没有达到完全的量度，最起码他在能力上没有达到量度，因此工作期间，政绩平平。而夏平因做过学生会主席，工作经验丰富，又意识到了自己的知识还缺少量的积累，所以毅然放弃机会，继续“充电”。他懂得“磨刀不误砍柴工”，具备了质变的条件，最终，被调到决策部门并很快得到提拔。
对这种事业成败与量变质变的关系，曾经依靠自己卓越的胆识开创金钱王国的富豪们，是最有感触的，所以，他们教育培养下一代时也就非常重视这一点。
常言道，富不过三代。纵观中外富豪家史，有许多父辈含辛茹苦，开创宏伟家业，而子孙坐享其成，挥霍无度，终落得祖业衰败的事例。
也许有鉴于此，当今香港富豪普遍重视对自己下一代的培养、教育。人们发现，不少香港富豪的下一代，他们多留学西方，掌握了西方先进的工商管理知识和管理科技，子承父业，发扬光大，成为香港新一代的儒商。在他们身上，“富不过三代”已成为一句过时的话。
据悉，香港“超人”李嘉诚近年已逐渐退居二线，他经济王国的接班人，自然是他的两个儿子。
李泽钜是李嘉诚的长子，1964 年出生。17 岁时，李嘉诚便安排他跟随长江实业的执行董事兼营业部经理洪小莲见习业务。并且一干就是6 年，到1990 年才开始享受薪俸福利。这期间，他勤奋工作，几乎每天工作达十几个小时。他坚持每月用一周时间在加拿大处理商务，一年要坐飞机往返加拿大、香港20 多次，通常是一下飞机就上班，两地黑夜颠倒，不仅疲惫，还吃不香、睡不着。
1991 年5 月，李嘉诚辞退汇丰董事一职，由李泽钜接任。该年底，李泽钜被任命为总督商务委员会委员。1993 年1 月，李泽钜又升任为长江实业的副董事总经理。年轻的李泽钜已经执掌起父亲缔造的商业王国的半壁江山。
李嘉诚次子李泽楷曾在美国读中学，毕业后考入美国一所著名大学学电脑工程。读书期间，他一直靠做杂工、侍应生挣零用钱。他曾经在高尔夫球场做拾球小工，一做就是3 年，每逢节假日，背着装满高尔夫球棒的大皮袋在辽阔的球场上跑得汗流浃背。富豪子弟住靓楼，坐名车，出入豪华场合与他无缘。
李泽楷告诉记者，他们兄弟从小常被父亲安排在会议室一角，看着父亲如何跟人谈生意。李泽楷大学毕业后，自谋职业，在多伦多最大的银行哥顿资本有限公司上班。两年半后，李嘉诚才把他召回香港。
对领导者而言，成熟的人生，更需要有全面的处世能力，即驾驭生活的能力、驾驭自己的能力、驾驭他人及外部环境的能力，而这些能力的获得都必须有充分的量的积累，不管是听来的，看来的，还是经过亲身实践的，都必须为我所用，为将来事业的质变作充分的储备。
失败乃成功之母。每一次失败都是因为知识、能力与经验的不足，而每一次失败对于成功来说都是一次量的积累。我们也常说逆境出人才，因为逆境之中可以产生量变的因素，能够促进能力训练与经验的丰富，而一个顺境中的人所经历的“变”少，而一旦遇到“大变”之时，必然会应付不遐，难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