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是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和商业体系遭受重大打击而面临崩溃的时期，引发了各国政治的危机，并导致大国关系发生深刻的变化。从国际经济的角度而言，由于经济民族主义抬头，各大国都想通过削弱对方、加强自己的办法来恢复经济，因此纷纷构筑关税壁垒，竞相货币贬值，并以各强国为中心建立起由关税壁垒保护的排他性的区域性经济集团，其结果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分别剧降了55%和168%。
30年代，英、法、美三大国的对外贸易都只有一战前的1/3至1/2.英、法两国的对外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914年一战之前的52%和54%分别下降到30年代的24%和33%，美国对外贸易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由1914年一战之前的12%下降到8%。甚至到1938年，各大国之间的相互贸易比1913年仍然要少10%，其中英、法、德之间的相互贸易只有1913年的一半。具体从每个国家的双边贸易来看，英、法、美、苏彼此之间的贸易额与它们分别跟德国的贸易额相差不大。30年代英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是美国，其后依次是德国、法国和苏联。对法国来说，1934年之前德国是它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到1937年则排在第三位，稍次于英国和美国。在苏联方面，1934年之前德国是其第一贸易伙伴，1935年之后英国跃升为苏联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德国第二，法国居末。而30年代美国第一贸易伙伴是英国，其重要性远远超过德法，它与德、法的双边贸易则不相上下。从这些数据来看，各大国的对外贸易都不大，相互之间的贸易依赖性下降。
另外，大国之间经济依存的降低明显表现为价格和利率相关性的下降。大国经济的物价指数的相关性从1930年至1932年期间的80%急剧下挫到1939年的36%；利率的相关性也大幅度下降，1930年至1932年期间的利率相关性达到30%，到1939年则下降到14%。
总之，30年代的国际经济依存呈现出瓦解的态势。正如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P。Kindleberger）所评论的那样：“世界经济在对外贸易、资本市场和国际支付等几个方面的机制都已经上锈，由主权藩篱分割的国家只能自力更生了。”
因此，即现状维持国之间以及现状维持国与崛起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都比较低。由第二章的理论分析可以推知，由于对外经济联系的削弱，利益集团和社会公众与国外的利益关联度降低，它们不愿意为维持外部的均势而付出经济上的代价。英、法、美等国战略决策者的制衡动员能力受到这种利益内向的社会政治力量的严重制约，无法对德国的威胁作出强硬的制衡反应。而且，这种利益内向的制约也使它们不能形成互信的紧密同盟。苏联由于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斯大林具有充分动员国内资源来威慑敌手的能力。但是，西方国家对苏联政治体制不信任，不认为它是可靠的战略伙伴。而西方国家领导人由于受到国内政治的限制，苏联势必也不把它们视作值得依赖的军事盟友。所以，苏联能够进行国内动员作出内部制衡反应，但不会对德国进行强硬的外部制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