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定叛乱的同时，为挽救清王朝的衰败，道光帝力图遏制奢靡之风，使整个社会能黜华崇实，因此刚一即位，便颁发《声色货利论》，说明声色“常人惑之害及一身，人君惑之害及天下”的严重危害，表示要谨遵嘉庆帝不迩声色之谕，力崇节俭，返朴还淳，告诫爱新觉罗子孙身体力行，概从朴实，勿尚虚文，竭力倡导在皇族、满族贵族中恢复满洲淳朴旧俗。
道光二年（1822年），他规定为皇子皇孙指婚之福晋，“父家置备妆奁，不得以奢华相尚，一概务从俭约，复我满洲旧俗。将来进呈妆奁清单，如有靡丽浮费之物，经朕看出，不惟将原物发还，并加以议处”。道光十四年（1834年）九月，他在观看八旗前锋护军各营章京骑射时，发现各章京一体穿用蓝色袍服。他对这种“竞尚虚文”的做法极为不满，令管理八旗各营大臣晓谕所属官兵，“嗣后遇有射布耙及引见人员，惟期骑射娴熟，弓箭齐整，所穿袍服，细布俱可，不必再拘颜色……操练衣服毋尚奢华”。他又命八旗兵丁习射时俱穿用布衣布靴，不准穿用绸缎，六品以下旗员平时只准穿用布衣布靴，亦不准穿用绸缎。如有违反者，除将旗员本身斥革外，必将该管大臣严加惩处。
道光帝不好声色，生活节俭，曾大量缩减内廷承担演戏奏乐的机构南府（后改为升平署）的人员，从嘉庆末年的650多人，几经缩减剩下370余名。到了统治中期，道光尤崇节俭，经常穿旧衣服。相传曾经有一件御用的黑狐端罩，衬缎稍阔，道光便让内侍拿到缝衣匠那里，把四周添上狐皮，继续穿用。
遏制奢靡只在皇族、贵族中实施是不行的，因为当时社会奢靡之风无过于河工者。清朝漕运依赖运河，历朝十分重视河政。国家每年靡帑数百万，真正用于工程之费不及十分之一，其余仅供河吏挥霍而已。河督的奢侈，有帝王之所不及者，如宴客集天下之珍馔，为烧一碗猪肉要杀50余头猪，取其背肉一脔，余皆弃之。一盘驼峰肉，必得杀三四峰骆驼。参加河督宴会的人，很少有能终席者，因每次宴会往往历经三昼夜而不能毕。除了河吏的挥霍外，过往官员、举贡生员等皆欲染指分肥。新翰林携朝臣一纸书信谒总督，万金可咄嗟至举人、拔贡携京员一纸书信谒库道，千金可立至。
道光帝对此早有所闻，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下达上谕，严行禁止过往官员及举贡生监幕友人等分肥饱己私囊的卑污行迹。他说：“河工银两，丝毫皆关国帑，河员承领钱粮，均有购料修防之责。倘过往官员、举贡生员、幕友等视为利途，纷纷前往，该员等焉有自己出赀之理？无非滥请支领，克减工程以为应酬之费，于河务甚有关系，不可不严行禁止。”他命令南河总督潘锡恩对上述不法行为“一律严禁，嗣后查有持信往谒意在于求者，即将其人暂行扣留，指明参奏。其有向道厅求助，业经帮助银两者，即一并参办”。又令两江总督明察暗访，“倘此后仍有前项情弊，该河督未即举发，即行单衔奏参，庶几惩一儆百，力挽颓风”。
在遏制奢靡、纠改腐败的同时，为了整顿吏治，道光帝还对那些年老昏聩、诸疾缠身而又恋栈不肯退位者加以罢斥。云贵总督伯麟，年逾七旬，素患骨疾。道光帝将其调离总督任所，授以协办大学士衔，供职京师。回京不久，伯麟即要求外放，随即遭到道光帝严厉申斥：“知总督之养尊处优，而不知任大责重。以伊衰暮之年，使加以简任，尚安望其称职？”他认为伯麟“欲以要君之举，坚其恋栈之心”，故毫不留情地将伯麟休致。
发几道上谕、罢几位老臣，能不能力挽颓风，做到弊绝风清，自当别论，但道光帝力挽奢靡之风的态度是坚决的。当然，随着整个封建制度的腐朽，要彻底解决封建官吏、满洲贵族、地主阶级中的奢靡风气是不可能的。
吏治的腐败是封建制度腐朽的必然产物。清中叶以后，吏治的腐败更甚于前代，这是清朝走向没落的突出表现。究其原因，其中与清代公开推行的捐纳制度有关。公开卖官鬻爵，使得仕途更加混乱，贿赂公行，官吏贪鄙成风，产生了大批腐败、昏聩的官吏和骇人听闻的贪污现象。道光帝即位后，深知吏治腐败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感到有必要加以整饬。道光二年（1822年），他下达谕旨：“嗣后现任官员不准加捐职衔，著为例。”这表明道光帝起初是打算废除捐纳弊政的。然而，后来由于国势的衰弱，尤其是国家财政的匮乏，他又无法摆脱财政困境，不得不仍旧求助于捐纳制度。自道光七年（1827年）始，捐例大开，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后，各省遍开捐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