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叶以后，鸦片烟毒的泛滥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吸食者遍布城乡各地，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均在吸食。鸦片烟毒，危害生灵，“势将胥天下之编氓丁壮，尽为委靡不振之徒”，野有游民，国无劲旅，这是多么令人触目惊心的情景！
鸦片毒害国计民生，因此道光帝即位伊始，连连发布严禁鸦片的命令，查拿烟贩，禁民吸食，对地方官查拿鸦片不力者，订立议处失察条例，严饬地方官晓谕居民，不准私种罂粟，防止鸦片蔓延。道光十一年（1831年），他又命两广总督李鸿宾等“确加查核，如何使烟土不能私入，洋面不能私售……务将来源杜绝，以尽根株，勿令流入内地，以除后患”，当时广东有瑶民之乱，两广总督李鸿宾领军出击，但清兵多吸食鸦片，体弱力薄，不堪一击，几乎全军覆没。十二年八月，道光谕令各省督抚提镇严禁陆路水师将弁兵丁吸食鸦片。但是，这些禁烟措施并未能遏止鸦片流毒的汹涌泛滥。
道光十八年（1838年），鸿胪寺卿黄爵滋向道光皇帝上了《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在这个奏折里，他从国家财政收入支出的严重困难出发，提出若要堵塞白银大量外流，“必先重治吸食”的主张。他列举近年来白银大量外流的数字，说：道光三年以前，每岁漏银数百万两；而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每年漏银1800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每年漏银竟达2000余万两；自十四年至今，又渐漏银至3000万两之多。此外福建、江苏、浙江、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也有数千万两。因此，他不胜忧虑地说：“以中国有用之财，堵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他说“今天下皆知漏卮在鸦片”，认为“夫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倘若“无吸食，自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因此，从根本上说，“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他主张对吸食鸦片者，限期一年戒掉，否则即“置之重刑”。
道光帝得到这个事关重大的奏折，立即命令各省督抚各抒己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在一年时间内，各省督抚纷纷遵命发表意见，其中绝大多数对黄爵滋的主张持反对态度，支持黄爵滋的为数极少。湖广总督林则徐早就力主严禁鸦片，而且已在湖南、湖北厉行禁烟。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九月的《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奏折中，林则徐指出重治吸食的必要，痛陈严禁鸦片的迫切性。他说：“当鸦片未盛行之时，吸食者不过害及其身，故杖徙已足蔽辜。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林则徐在奏折的后面，还附有详尽的戒烟药方，以说明在限期内戒绝烟瘾是可能的。
黄爵滋、林则徐等人有说服力的禁烟主张，给道光帝以极大震动。他在读到“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时，挥毫“朱圈赞赏”。兵痼银竭的危险，终于使他下决心禁烟。
道光帝采纳禁烟主张之后所采取的最具决定性的步骤，是于十二月三十一日，颁给林则徐钦差大臣关防，令他“驰赴粤省，查办海口事件，所有该省水师兼归节制”。道光十九年二月初四（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到达广州。第二天他就在辕门外贴出两张告示，《收呈示稿》宣明钦差大臣到广州的目的是查办海口事件；另一个《关防示稿》无异于钦差大臣此行的第一个宣言，是采取禁烟行动的先声，这个告示是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向广州官员、百姓和外国人的首次公开亮相，它再次以清廉告白天下，并着手准备驾驭极其复杂的局面。林则徐的日记记载，他当天住在越华书院。广州处在暴风雨的前夕，不管是欢欣还是惧怕，期待还是仇恨，它总归要伴着雷鸣闪电，铺天盖地地来了……
为了实现“积习永除，根株断绝……为中国祛此大患”这一目标，道光十九年（1839）三月至六月禁烟期间林则徐的一切措施，都得到道光帝的首肯和支持。他对于林则徐向外商宣示的“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的决心尤为赞赏，称誉林则徐“忠君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矣”。道光帝屡次指示林则徐，应于各国船只出入经由要道的广东海口水陆严查，“务使外海夷船，不得驶进口门，妄生觊觎，内地匪船，不敢潜赴外洋，私行勾结……要期除恶净尽”。林则徐不负道光重托，采取有力措施，终迫使外国鸦片烟商缴出鸦片100多万千克。
缴烟获得了完全的胜利，但如此巨量的鸦片如何处置，外国人推测中国可能对鸦片实行专卖，从而使鸦片买卖合法化，但他们想错了。林则徐报告道光皇帝，要求验明实物数量，然后焚毁。道光对林则徐表示了很大的信任，令林则徐等“毋庸解送来京……即于收缴完竣后，即在该处督率文武员弁，共同查核，目击销毁。俾沿海居民及在粤夷人，共见共闻，咸知震慑”。六月三日，历时23天的虎门销烟，在林则徐的指挥下，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民族决不屈服于侵略的决心。
道光帝接到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奏报，揽奏兴奋至极，提笔批曰：“大快人心之事！”这样，从道光十八年年末开始，在皇帝的敦促下，一场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在全国展开。
除了禁烟，道光在执政后期还做了另外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鼓励开矿。前朝各代基本都是重农抑商的，因此开矿一事始终被朝廷禁止。清代前期，从康熙中叶到乾隆中叶，曾采取了开放矿禁的做法，使中国的矿业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但自乾隆中叶以后，由于阶级矛盾的尖锐，清廷经常以“开矿聚集亡命，为地方隐忧”为由，不断下达一道道“严行封禁”“永远封禁”的命令。嘉庆帝时仍延续这一政策，使国家大利坐弃，民生日困。道光帝即位之初，仍企图实行这种政策。道光六年（1826年），他曾以畿辅重地，有碍地脉风水为由，禁止商人于宛平等五州县开采银矿。但到了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他对开矿有了些新认识。当时漕粮北运受阻，府库款银被盗，京师官饷军饷要粮要钱，剿捕逆匪要钱，治理水患也要钱。为纾国困，解除矿禁被提上了日程。“为充盈府库，朕决定开源节流，诏谕广西、贵州、云南、湖南等省解除矿禁，准予开采。各地官员不得借故推辞、阻挠或压制勒索商民。”
后来，为使开放矿禁不成为一纸空文，道光帝又以实际措施鼓励开矿，他对借口办矿“累民扰民”，“人众易聚难散”而反对开放矿禁的官员进行劝导，告诫他们不能“因噎废食”。他严饬地方官员不得“畏难苟安，托词观望，游移不办”。他又根据过去官办矿政，“官吏因缘为奸，久之而国与民俱受其累”的弊病，提出“官为经理，不如任民自为开采”。由此看来，道光帝对开矿一事，提倡得力，措施亦得当，这对开发资源、提高人民生活起了积极作用。
道光帝当政30年，在改革内政方面，不无建树，绝非昏聩、贪鄙、淫暴之君，而是一个企图有所作为的皇帝，但是，他最终还是流于平庸，并未成为一个除弊起衰的中兴之君。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历经2000余年已百孔千疮，它的基础已朽烂动摇，任何修补粉饰已无济于事，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将整座大厦拆除。这一点，显然是作为封建君主的道光帝所不能做到的。他所能做的不过是粘补修理。他曾经对人说过：“譬如一所大房子，年深日久，不是东边倒坍，即是西边剥落，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若任听破坏，必致要动大工。”而道光帝所进行的粘补修理，往往也因为各种势力的反对而不能坚持到底。在他进行的所有改革中，没有一件是善始善终的，或者不了了之，或者恢复到原来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