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帝溥仪从继位到退位，只有三年。在这三年时间，就在他身处深宫、每天只知玩耍哭闹的时候，朝廷上下，宫廷内外，大事频仍，不胜枚举。
大清王朝在历经康、雍、乾三代的兴盛和繁荣之后，内忧外患接踵而来，为了减轻和消除人民反抗斗争的“心腹之害”和外国侵略的“肘腋之忧”，也为了适应阶级力量对比发生的明显变化，清政府逐渐意识到对上层建筑实施某些“变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终于宣布实行“新政”，主要是照搬大陆法系模式进行法律修订。对于立宪活动得以展开的一个直接原因却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本以君主立宪小国战胜俄国那样一个专制大国，给清廷上下以很大震动。于是，数月间，立宪之议遍于全国。因为日本于明治十五年（1882年）曾派员赴欧洲考察宪政，清廷遂于1905年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次年，五大臣先后回国，上书指出立宪有三大利：“一曰皇位永固，二曰外患渐轻，三曰内乱可弭”，建议进行“立宪”。但是，他们指出，“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日本于明治十四年宣布宪政，二十二年始开国会，已然之效，可仿而行也”。清朝统治者看中的正是“预备”两字。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颁发了《宣示预备立宪谕》，“预备立宪”由此而来，当时成立了议院预备机构的资政院和咨议局。
到了宣统年间，“预备立宪”的活动还在继续。溥仪虽然是一个皇帝，但他还是一个小孩子，不可能知晓和过问军国大事，朝廷政务均由摄政王载沣和隆裕太后执掌。宣统二年（1910年）九月，载沣主持召开了九月资政院会议以后，应各省咨议局代表及各省督抚提出的颁布宪法、组织内阁、开设议院的要求，清室同意批准宣统五年召开议院，接下来发生了奉天代表请愿要求第二年即开国会的事件。与此同时，资政院又提出军机大臣们责任不明和设责任内阁的问题。军机大臣们感到军机大臣的官职已不能久居了，于是提出“恳恩开去”，未获允许。庆亲王奕劻又请撤去他个人的军机大臣及总理外务部事务要差。朝廷不但没准许，反而对奕劻大加赞扬，因为力不从心的载沣还得靠他来支撑清室的残局。
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由宪政编查馆、会议政务处拟制的内阁官制十九条、内阁办事章程十四条，经过钦定后颁布了，同时弼德院官制亦批准施行。于是按照内阁官制宣布新内阁成立，所有旧没之内阁、军机处、会议政务处一并裁撤。奕劻仍管理外务部，内阁总理、协理大臣均兼宪政编查馆大臣。从这个国务大臣的班底看，载沣所谓的新内阁仍是旧内阁、军机处、会议政务处及各部的原班人马，只是招牌上增减了一两个字而已。这个内阁由于其全体阁员13人中，满族占9人，汉族占4人，而满族9人中又有7人属于皇族，所以被人们痛斥为“皇族内阁”。尤其使有识之士失望和愤怒的是，这个内阁的总理大臣竟然是近年来一再被弹劾，因招权纳贿而臭名昭著的庆亲王奕劻。皇族内阁的成立，是对国民宪政运动的极大戏弄，暴露了清政府“立宪”的欺骗性，激化了民族矛盾。
一个政府，失去了国民对它的期望，就只有慢慢垮台。清王朝如同一艘行将倾覆的破船，人民群众对它不再抱有幻想，反抗斗争风起云涌。宣统二年（1910年）发生在长沙的抢米风潮是这些民变中影响最大的一次。由于清政府日益腐败，水利失修，灾害连年。宣统元年（1909年）的大水，致使南方各地谷米收成受到严重损失。湖南谷米供应本省已经不足，因水灾歉收的邻近省份却仍然沿袭过去的办法，前往湖南采购粮食。外国商人更是趁火打劫，他们取得湖南巡抚岑春的同意，并经清政府外务部批准，竞相来湘抢购，明运可查的每月两三千石，偷运出境者为数更巨。谷米大量外流，湖南粮荒日益严重，粮价一路暴涨。宣统二年三月初二（1910年4月11日），长沙米价每石突破8000文大关。南门外一靠挑卖河水营生的农民黄贵荪，劳累数日，所得竟无法买回一升米。极度悲愤之中，黄贵荪全家人在老龙潭集体跳水自杀了。
黄贵荪一家惨死的消息，迅速在长沙城内外传散开来，人们无不为之感到极大的愤慨。第二天，一位老妇在南门外碧湘街邹姓碓坊买米，竟也遭到店主的无理辱骂。于是，饥饿的群众再也无法忍受，一声怒吼，冲进碓坊，揪住店主就是一顿痛打，越来越多的饥民包围了鳌山庙巡警局，见没有回应，愤怒的群众又向巡抚衙门冲去。这时天色渐黑，但饥民仍是络绎不绝地涌向巡抚衙门，要求开仓平粜。岑春闭门不见。群众忍无可忍，打破辕门，摧毁照壁，锯倒旗杆，掀翻石狮，有的人则直向内堂冲击。岑春下令开枪，当场打死十多人，伤几十人。饥民愤恨极了，于是涌向街头，一夜之间，将长沙800家米店、碓坊堆栈存米抢得干干净净，将警兵站岗的木棚打毁殆尽。
三月初五（4月14日），抢米风潮更趋高涨。抚院门前围聚的人越来越多，有的已拥入抚署大堂。岑春再次下令开枪，又打死20多人。面对血腥屠杀，群众更为愤恨，行动也更加激烈。他们首先放火焚烧巡抚衙门，抚署内的号房、赉奏厅、文武巡厅、大堂、二堂、一实堂等处，浓烟滚滚，直至下午，余烬犹炽。接着饥民们又将日本领事署、美商美孚洋行、英商怡和洋行、日商东情三井洋行及教堂、趸船等都予以捣毁或焚烧。清政府的大清银行、长沙海关等衙署也遭到同样的命运。
风潮发生后，清政府惊慌万分，连忙调集军队，开进湖南。三月初六（4月15日），护理巡抚事务的布政使庄赓良开始了对群众的残酷镇压。刽子手们举着“放火捣乱者，就地立杀无赦”的高脚牌，扬起沾满鲜血的马刀，提着血淋淋的人头，在大街小巷杀气腾腾地对人民进行恐吓。连日间，“无辜受戮者，时有所闻”。英、日、美、德等帝国主义国家也纷纷从上海、厦门、武汉调来十多艘兵舰，帮助清政府镇压群众。轰轰烈烈的长沙抢米风潮终于被中外反动派残暴地镇压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