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的名称最初见于记载的为隋代。唐韦述《两京新记》云：
东都丰都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四面各开三门，邸凡三百一十二区，资货一百行。
大业六年，诸夷来朝，请入市交易。炀帝许之。于是修饰诸行，葺理邸店，皆使门市齐正，卑高如一，环货充积，人物华盛。时诸行铺，竞崇侈丽，至卖菜者亦以龙须席藉之。夷人有就店饮噉，皆令不取直。胡夷惊视，寖以为常。
隋曰利人市。南北尽两坊之地，隶太府寺。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市署前有大衣行，杂糅货卖之所。
又隋杜宝《大业杂记》“大业元年”条：
丰都市周八里，通门十二，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甍瓦齐平，遥望如一榆柳交荫，通衢相注。
这与元《河南志》卷一“京城内坊街隅古迹”条所载大同小异：
唐之南市，隋曰丰都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
同书同条内又另有“行”的记载：
本曰植业。隋大业六年，徙大同市于此。凡周四里，开四门，邸一百四十一区，资货六十六行，因乱废。唐显庆中，因旧市以名坊。
依此可知隋代的洛阳各市内，有多数的“行”的存在。
这种“行”到唐代仍然存在，而见于记载也较为广阔。宋敏求《长安志》卷八“次南东市”条：“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同书卷十“次南西市”条虽然没有讲到“行”，但亦推定：“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把这个数目和隋代的比较一下，我们可以知道：唐代的工商业越发复杂化，同时在分工上亦更为精密化，所以由隋代洛阳各市的“六十六行”、“一百行”、“一百二十行”一跃而变为“二百二十行”。又：
夜三更，东市失火，烧东市曹门以西十二行，四千余家。（日本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会昌三年六月二十七日”条）
隋代丰都市中，“一百二十行”只有“三千余肆”，而唐代“东市曹门以西十二行”却有“四千余家”。可见由隋至唐，不单是“行”的总数，就是每行的家数，都有激剧的进展。此外，关于唐代之“行”的记载，有如下述：
有敕问：“求仙由何药？具色目申奏者！”道士奏药名目：李子衣十斤，桃毛十斤，生鸡膜十斤，龟毛十斤，兔角十斤等。敕令于药行觅，尽称“无”。（同上“会昌五年正月三日”条）
鲔密言有一事或可救之，然须得白牛头及酒一斛，因召左右，密令求觅。有度支所由干事者，经诣东市肉行，以善价取之，收牛头而至。（唐康骈《剧谈录》卷上“王鲔活崔相公歌妓”条）
先是西市秤行之南，有十余亩坳下潜污之地，目曰小海池。……崇贤里中有郎将曹遂兴，堂下生一大树。遂兴每患其经年枝叶，有碍庭宇；伐之又恐损堂室。乂因访遂兴，指其树曰：“中郎何不去之？”遂兴答曰：“诚有碍耳。”因虑根深本固，恐损所居室宇。乂遂请买之，仍与中郎将除之，不令有损，当今树自失。中郎大喜。乃出钱五千文以纳中郎，与匠匠人议伐其树。自梢及根，令各长二尺余，断之。厚与其直。因选就众材及陆博局数百，鬻于本行。乂计利百余倍，其精干率类是也。（《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十三“治生”“宝义”条引乾馔子）
今日在西市绢行举钱。（同书卷三百六十三“妖怪”五“王愬”条引乾馔子）
成式三从房叔父某者，贞元末，自信安至洛，暮达瓜州，宿于舟中。夜久弹琴，觉舟外有嗟叹声，止息则无，如此数回。及缓轸还寝，梦一女子，年二十余，形悴衣败，前拜曰：“妾姓郑，名琼罗。本居丹徒，父母早亡，依于孀嫂。嫂不幸又殁，遂来杨子寻姨。夜至逆旅，市吏子王惟举乘醉将逼辱。妾知不免，因以领巾绞项自杀。市吏子乃潜埋妾于鱼行西渠中。”（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三“诺皋记”）
由上述的种种零星记载，可知唐代的“行”绝不限于首都一二地，且及于各处，其普遍性比隋代更大。
“行”的名称虽见于隋代，但这种组织的成立都绝不始于隋代。它一定是很缓慢的经过了长期不为人所知的历史，才明确的被赋予这个名称的。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些后来所谓“行家”的同业者，因为营业上种种的便利，很早便在一块儿设立商店，成功了同业商店区；后因为相互间有帮助的义务，而对外交涉在共同利益上亦有团结协力的必要，于是成功了这个所谓“行”的组织。远的且不说，在比它前一百年左右的洛阳便有这种典型的同业商店区。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四说：
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有刘宝者，最为富室，云云。
市南有调音、乐律二里。里内之人，丝竹讴歌，天下妙伎出焉。有田僧起者，善吹笳，能云《壮士歌》、《项羽吟》，云云。
市西有退酤、治觞二里。里内之人，多酝酒为业。河东人刘白堕善能酿酒。季夏六月，时暑赫晞，以罂贮酒，暴于日中，终一旬其酒不动，饮之香美，而醉经月不醒。京师远贵，多出郡登藩，远相饷馈，逾于千里；以其远至，号曰“鹤觞”，亦曰“骑驴酒”，云云。
市北慈孝、奉终二里。里内之人，以卖棺椁为业，赁软车为事。有歌。孙岩，娶妻三年，不脱衣而卧。岩因怪之，伺其睡，阴解其衣，有毛长三尺，似野狐尾。岩惧而出之。妻临去，将刀截岩发而走。邻人追之，变成一狐，追之不得，云云。
别有准财、金肆二里，富人在焉。
凡此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通，迭相临望，云云。
不过，“行”之所以特别明显的开始于隋也自有其特殊的原因：（1）隋对外贸易日繁，商人为着共同应付这种新市场的要求计，遂有“行”的组织。上引韦述《两京新记》“大业六年诸夷来朝”条可见一斑。（2）隋规定县官不得以本地人充任，而外来县官往往不谙当地民情，只顾抽剥，商人不堪其骚扰的结果，自然组织团体来与之对抗。故耐得翁《都城纪胜》说：“市肆谓之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