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变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自己变被动为主动，从而更好地驾驭事态的发展。虽然应变中的“变”是多种多样，千姿百态的，但是，“应”却可以见招拆招，将“变”迎刃而解。应变是考验一个人快速反应和临场发挥的试题，从中无不体现你的才智和胆略。
语言是我们在沟通过程中的主要工具，我们运用语言进行沟通的同时，不免会遇到形形色色的困难和窘境。面对周遭环境的突然恶化，面对谈话的戛然中断，面对对方令人猝不及防的刁难，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对诸如以上突发的危机，我们一定要学会语言上的应变，好让我们在短时间内想出应对之策，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化险为夷。
既然“变”是千变万化的，那么“应”也是多种多样的。我们要看情况而选择应变的策略。
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青年时期，曾宣布他五十岁时不论政绩如何都退出政坛，然而他五十五岁正值事业巅峰期的时候，舆论将旧话重提，问他如何早已过了五十岁还不退休？
田中应变地说：“我宣布五十岁退休的话是在二十多年前说的，那时候人的平均寿命才不到六十，现在都超过七十岁了嘛！”
田中这番话终于给自己解了围，足见转移语义的妙用。
同一个语词或语句，在不同的语境中或从不同的角度看会有不同的含义。像田中角荣这样通过语义的转移，自圆其说，来改变不利的情境的方式，很是聪明。在外交场合不乏像这种化尴尬为神奇的例子，周总理用的却是另一套路数。
美国代表团访华时，曾有一名官员当着周总理的面说：“中国人很喜欢低着头走路，而我们美国人却总是抬着头走路。”此语一出，话惊四座。周总理不慌不忙，脸带微笑地说：“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走上坡路，而你们美国人喜欢走下坡路。”
美国官员的话里显然包含着对中国人的极大侮辱。在场的中国工作人员都十分气愤，但由于外交场合难以强烈斥责对方的无礼。如果忍气吞声，听任对方的羞辱，那么国威何在？周总理的回答让美国人领教了什么叫做柔中带刚，最终尴尬、窘迫的是美国人自己。作为一个外交家或政治人物，既然善于运用语言特义为自己解除因境，那么他就必然善于运用双关修辞保护自己和攻击对方。但是作为一名普通人，我们在生活中又该怎样说话，才能达到维护与反击的目的呢？
有一个常愚弄他人而自得的人，早晨，他正在门口吃面包，忽然看见邻居骑着毛驴哼哼呀呀地走了过来。于是，他就喊道：喂，吃面包吧！邻居连忙说，谢谢您的好意，我已经吃过早饭了。汤姆一本正经地说，我没有问你呀，我问的毛驴。然后得意地一笑。
邻居以礼相待，却反遭一顿侮辱。是可忍，孰不可忍！他非常气氛，可是又难以责骂这个无赖。于是邻居抓住无赖语言的破绽，进行狠狠的反击。他猛然转过身子，照准毛驴脸上“啪”“啪”就是两巴掌，骂道：“出门时我就问你城里有没有朋友，你斩钉截铁地说没有。没有朋友为什么人家会请你吃面包呢？”
邻居的反击在于以牙还牙，既然你以为你和驴说话的假设来侮辱我，我就姑且承认你的假设，借教训毛驴，来嘲弄你自己建立的朋友关系，给你一顿教训。这个故事另一方面也说明，遇到突发情况，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不要激动，要控制情绪。这个时候心境平和，一方面表现了自己的涵养与气量，另一方面，可以让那个自己冷静地思考。
当然，生活中不论是处理这样的突发情况，还是与人交流、演讲、讲话、论辩，都需要一个冷静的头脑，只有心境平和做前提，我们才不会仓促和不知所措。
应变有很多灵活的方法，下面我们以演讲为例，看看比较好用的几种：
首先，将错就错。演讲是在某种特定的现实场景中进行的，它的现场效果，要受演讲者和听众两个方面的制约。一旦发生干扰，就可能造成演讲者无法预料的语言差错，而使自己陷入尴尬的境地。倘若出现这种情况，演讲者不妨将错就错，来一番即兴发挥，就会消除窘困，获得意想不到的现场效果。
另外，以正改错。演讲中，演讲者有时因为过于紧张或过于激动而造成口误，在这种情况下，演讲者既不可为了面子而置之不理，也不能因为自尊而掩饰错误，“最好的办法是按正确的讲法再讲一遍”，也就是把错误改正过来。倘若能够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将正误对照起来巧作辨析，给听众的印象反而会更加深刻。
第三，化错为正。在讲话中，演讲者一旦觉察自己的语言错误，往往会因为心理紧张而产生思维障碍，以致无法继续讲下去。倘若出现这种情况，演讲者应立即针对自己的失误，进行一番合乎情理的阐释，只要能够自圆其说，也不失为一种化错为正的补救方法。
随机应变是一门艺术，虽然奥妙无穷，但也并不像九霄云烟，令人不可企及，它来自于一个人的知识积累，人情世故的练达，超凡脱俗的洞察判断能力，是经过长期的生活和工作锤炼而凝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