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利斯朵夫》本书无异一幅巨大的历史画，不单是写实的而且是象征的，含有预言意味的。罗曼·罗兰把整个十九世纪末期的思想史、社会史、政治史、民族史、艺术史来做这个新英雄的背景。因此本书具有反映某一特殊时期的严格的历史性，除了描写个人涉及到的人类永久的使命以外。
对于德国，《约翰·克利斯朵夫》作一极其严正的批判：德国人耗费所有的精力，想把不可调和的事情加以调和。特别从德国战胜以后，他们更想来一套令人作恶的把戏，在新兴的力和旧有的原则之间觅取妥协。德国人自高自大，吃败仗的时候，大家说德国是爱护理想。现在把别人打败了，大家说德国就是人类的理想。看到别的国家强盛，他们就象莱辛一样的说，爱国心不过是想做英雄的倾向，没有它也不妨事，并且自称为世界公民。如今自己抬头了，他们便对于所谓法国式的理想不胜轻蔑，对什么世界和平，什么博爱，什么和衷共济的进步，什么人权，什么天然的平等，一律瞧不起。同时，德国崇尚强力，认为最强的民族对别的民族可以有绝对的权利，而别的民族，就因为弱，所以对它绝对没有权利可言。普通德国人怀有没有反省的爱国主义：德国是活的上帝，是观念的化身，它的进步是用战争，暴行，压力，来完成的。
而法兰西只是一味的温和，苍白，麻木，贫血，憔悴，缺少的是意志，是力。巴黎的文坛、戏剧界一片颓废的气象。诗歌与戏到在此拉丁文化的最后一个王朝里变成只是娱乐的商品。笼罩着知识阶级与上流社会的，只有一股沉沉的死气，巴黎的作家都病了。巴黎的政界，妇女界，社会活动的各方面，却逃不出这腐化的氛围。
《约翰·克利斯朵夫》概括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广泛地反映了这一时期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和矛盾，尖锐地批判了腐朽文化对真正艺术的摧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