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珍珠贝中采集出来的明珠，由于它晶莹剔透，又有药用，人们爱用以比喻珍贵之物。唐代文学家韩愈在《酬卢给事〈曲江荷花行〉》一诗中说：“遗我明珠九十六，寒光映骨睡骊目。”在祖国医药学宝库中，往蕴着何止成千上万颗明珠！这些人间瑰宝，至今有的已被挖掘出来用于人世，有的则被蒙上一层灰尘，有的还被深埋于泥土里。
五十多年前，英国著名。学家、哲学家怀德海说：“我们知道中国的艺术、文学、人生哲学越多一点，我们越敬仰中国古代文化水准之高。千年以来，中国不绝地有聪明渊博的学者毕生在钻研着。若使我们把历史时代所有人物的贡献积杏起来算一笔总账，则中国的文化要算是世界上最宏大的。我们没有疑问，中国人具探索自然科学的才能，但是他们在自然科学上的成就是微不足道的。而且若使中国孤立于世界，也没有理由可相信她对于科学会有什么成就。”怀德海这席话，前者对中国的艺术、文学和哲学作了充分的估计，而后者却贬低了中国自然科学的成就。
为了证实我国古代的自然科学并非像怀德海所说的“微不足道”，我们撷取中医药学宝库中光辉夺目的明珠，串集起来，编成此文。本文仅从已列入世界医林之首的资料，加以汇集、校正、补充。凡属我国独有的如宋天圣针灸铜人等，因无从比较，不予列入。有的近年有新的考证，或笔者认为原材料不足以说明可列入世界医林之首的，均作注释，并引出新的材料，供读者参考、鉴别。
公元前1122年以前，我国殷墟甲骨文中已有记载病名二十二种。如甲骨文的（蛊）字，像虫在皿中，表示腹中寄生虫。甲骨文的（龋）字，表示牙齿上的窟窿，是由虫蛀所致。
世界上古老的美索布达米亚于公元前七世纪，以楔形文字刻在用黏土薄片烧制而成的板砖上的疾病名，有热病、流行病、眼病、牙病、耳病等。印度也于公元前605年在《阿阇婆吠陀》（Atharva Veda，又译《禳灾明论》）中记载了七十七种病名，并提到妇女病和保健术。但中国甲骨文病名的记载比美索布达米亚的板砖和印度的《阿阇婆吠陀》的病名记载要早六百年左右。
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我国第一部医书《黄帝内经》，已有了血液循环的概念。在《素问·举痛篇》云：血液在血管内“流行不止，环周不休”。《素问·五脏生成篇》也载：“诸血者，皆属于心。”这些记载说明全身的血液都流地于心，并在全身循环不已，如环无端。
英国医生哈维（William Harvey）于公元1628年提出：血液是循环着的，血液自左心室经主动脉分布全身，又经过腔静脉流回右心室，再经过肺循环流入左心室，如此循环不已。《黄帝内经》的血液循环记载比哈维的血液循环学说要早两千多年。
公元112—207年，华佗用麻醉法施行开腹术。据《后汉书·华佗传》云：“若疾发累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傅（敷）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
美国医生郎格（Crawford Williamson Long）于1842年于乡间应用乙醚麻醉作背部肿物摘除和截肢术成功。但华佗用麻醉法施行开腹术比郎格用乙醚麻醉施行手术要早一千六百多年。
公元25—219年间，东汉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已记载水银和锡的炼制方法。其中有“胡粉投火中，色坏变成铅”的记述。这是氧化铅被碳还原成金属铅的化学反应，也说明当时已炼制适用于治病的矿物药。
阿拉伯约在公元600—700年间从中国学到炼丹术，制成许多化学药物，如硼砂、升汞等。但比中国的炼丹术要迟五百至六百年。
公元265—341年，晋·葛洪的《肘后救卒方》已记载用水银治皮肤病：即用水银软膏治疗疥癣、恶疮等，并掌握了烧水银的复杂技术。
意大利萨勒诺医校的著名外科医生罗吉尔（Roger of polenmo）在十二世纪才使用水银软膏。他要比葛洪使用水银软膏迟八百多年。
公元265—341年，晋·葛洪的《肘后救卒方》记载：取出狂犬脑髓，研为泥膏，敷贴在被狂犬咬伤的创口上，作为治疗狂犬病的方法。
法国著化学家、微生物学者巴斯德（Louis Pasteur）约在1885年间通过大量实验观察，发现狂犬脑中含有抗狂犬病的物质，又将因狂犬病死亡的兔脑和脊髓经多代接种减毒，制成狂犬病疫苗，并用于人体。但他的发现比葛洪提出用免疫方法防治狂犬病要迟一千五百多年。
公元265—341年，晋·葛洪在《肘后救卒方》中已有关于恙虫病（沙虱热）的记载：在山水或河水中有一种很难以看见的小虫，叫沙虱。人在河水里洗澡或涉水时，沙虱便附着人体，蜇人皮肤，特别在阴雨天气，从水草地里行走，更会被蜇伤。蜇伤的皮肤起一个小，点，疼前，几天后就发烧，全身疼痛。这些记载，与现代医学恙虫病的记载是一致的。
日本桥本氏于公元1810年才发现并描述了恙虫病。直到1910年，立克次（Ricketts）才进一步发现恙虫病的病源是一种比细菌小得多的“立克次氏体”。而葛洪比日本桥本氏的发现要早一千四百多年，比立克次的发现要早一千五百多年。
公元265—341年，晋·葛洪的《肘后救卒方》已记载了疥虫。书中说：沙虱以“针挑取虫子，正如疥虫，著爪上映光方见行动也”。葛洪把沙虱同疥虫做了比较，说明在发现沙虱之前，已经早发现了疥虫。
阿拉伯医生阿文兹（Avenzoar，1113—1162年）到了十二世纪才发现了疥虫。他比葛洪的记载迟了八百多年。
公元265—341年，晋·葛洪已发现天花。他在《肘后救卒方》是这样记载的：病人一经传染就从颜面到全身生疮，疮顶出现脓浆，成批出现，易造成死亡，即便治愈也留有疤痘。当时葛洪把它叫做“天行发斑疮”，实际上就是天花。公元610年，隋·巢元方等编著《诸病源候论》已进一步懂得天花与麻疹的鉴别方法。
阿拉伯著名医学家杏塞斯（Phazes，于公元850—928年），在九世纪才发现并鉴别了天花与麻疹。他比葛洪迟了五百多年，比巢元方迟了三百多年。
公元282年，西晋·王叔和撰写的《脉经》，确定了寸口部位切脉方法，地纳为二十四种脉象，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脉学专著。
阿拉伯著名医生阿维森纳（Avicenna，公元980—1037年）撰写的医著《医典》，其中关于切脉部分，基本上是根据《脉经》写成的。他比王叔和的《脉经》迟了七百多年。
公元624年，唐朝设立太医署，由行政、教学、医疗、药工及学生等各部分人员组成，共340人，并附设药园，从事制药和培养药园生。学制为三年至七年不等。毕业时授予医师、医正、医工等职称。
意大利于公元846—856年，建立闻名于世的萨勒诺（Salerno）医学校，学制为五年至十年不等，毕业时授予医师学位。但唐“太医署”比萨勒诺医学校早了二百余年。
公元652年，唐·孙思邈撰写《千金要方》，共三十卷。他在世界上第一个正确记载了重气病和治疗方法，提倡用海藻、羊靥治疗大脖子病，远较国外马来氏早1200年。
公元659年，唐朝组织了苏敬、李等二十余人集体编著《新修本草》，共54卷，收载药物约844种。这是当时政府颁行的第一部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典。
西欧最早的药典是公元1498年意大利佛罗伦萨药典和公元1535年纽伦堡政府的药典。这两部药典比《新修本草》晚七百至八百余年。
公元659年，由唐朝颁布的《新修本草》中记载：以白锡、银箔、水银制成的汞合金银膏，用以补牙齿。
英国椿尔（Bell）于1819年才用汞合金镶牙。他要比《新修本草》中的记载迟一千一百多年。
公元752年，唐·王焘花费了。十年时间，整理编成的《外台秘要》。书中记载：消渴病（糖尿病）人的尿是甜的。它比西方威尔斯（Willis）于公元1670年才知道糖尿具有甜味早九百多年。
唐·李商隐（812—858）的《李长吉小传》写道：“长吉细瘦，通农，长指爪”而早死，终年才二十七岁。有人考证李长吉（李贺）可能是死于马凡氏综合征。因为该症是遗传性疾病。有染色体异常，除了通农外，还有其他畸形。往往在年轻时死亡，主要死因是心血管并发症，主动脉瘤破裂或心力衰竭。因此，认为马凡氏综合征是我国最早的描述。
法国儿科学家马凡（Marfan 1858—1942）被认为是马凡氏综合征最早描述者。但他比李商隐的描述迟了一千年左右。
公元1102—1106年，北宋统治者残杀起义人民，并进行剖腹，“刳其肾肠”。然后命医生和画工绘成解剖图谱。当时由著名医生杨介整理校对，绘制《存真图》一卷。书中对人体“喉咽而下，心、肺、肝、脾、胆、胃之关属，小肠、大肠、腰肾、膀胱之营叠，其中经络联附，水谷泌别，精血运输，源委流达”等，均有较详细的描述。所绘的解剖形态与位置，基本上都是正确的。
意大利艺术家、现代解剖学创始人之一达·芬奇（Leonardo daVinci），约于公元1472—1519年描绘了人体内脏的位置和形态，绘出。百幅精美的解剖图；证实血管起自心脏。现代解剖学主要奠基人、比利时学者维萨留斯（Andreas Vesalius）于1543年著解剖学名著《人体之构造》，被誉为“世界上第一部科学的系统解剖法”。但杨介的《存真图》比达·芬奇的解剖图和维萨留斯的《人体之构造》要早四百多年。
公元1107—1110年间，宋朝命裴宗元、陈师文等将全国和剂局的配方底本校订印行，名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作为官药局的制剂规范，颁行全国，这是世界最早的一部由国家颁定的药局方。
法国于公元1818年出版了《法兰西方凿》，作为国家药局方，但比《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迟七百余年。
公元1158年，宋代无名氏的《小儿卫生总微论方》，是一部较好的儿科专著。书中肯定小儿脐风与成人破伤风为同一疾病，提出用“烙脐饼子”烧灼脐带以预防脐风的方法。
德国医学家尼司莱（Nicolaier）于公元1884年发现了破伤风杆菌。但他的发现比《小儿卫生总微论方》迟七百多年。
公元1247年，南宋·宋慈著了《洗冤集录》，共四卷，比较全面地记载了人体解剖、尸体检验、现场检查，某些机械性死伤原因的鉴定，并列举用以自杀或谋杀的毒物，以及急救、解毒等方法。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专著。
意大利菲德里（Fedeli）于1602年著成欧洲第一部法医学。他比《洗冤集录》迟了三百多年。
公元1343年，宋·危亦林在《世医得效方》中不仅详述对骨折的手法复位，对髁关节、膝关节、髋关节、脊柱脱臼的手法复位等，而且在世界上第一次创造应用悬吊复位法治疗脊柱骨折。
英国人达维斯（Davis）于公元1927年才提出应用悬吊复位法。他比危亦林迟用五百多年。
公元1343年，宋·危亦林在《世医得效方》中主张在骨折或脱臼复位前先行麻醉，使用药物有曼陀罗花、乌头等。
日本医生华冈青州于公元1805年使用曼陀罗花为主的药物作为手术麻醉剂，被举为世界外科学麻醉史上的首创。但他比危亦林迟了四百多年。
公元1567年，明朝期间，开始使用“人痘接种法”。据清·俞茂鲲在《痘科金镜赋集解》中说：“种痘法，起于明朝隆庆年间（公元1567—1572年）宁国府太平县，姓氏失考。得之异人丹传之家，由此蔓延天下。”十六世纪广泛使用，后来传到俄国、土耳其、英国等欧亚各地。
英国医生琴纳（Edward Jenner）于公元1798年在中国人痘接种法的基础上，首次人体接种牛痘预防天花成功，并撰写了《牛痘的成因与作用》一文，为人工免疫接种法开拓了新的道路。但他比中国的“人痘接种法”迟了二百余年。
公元1578年，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载“三生萝卜”，借助植物生活机能，加以人工刺激，改变或提高它的某种功效，使之适应特定治疗需要。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发明创造。
苏联植物育种家米丘林（1855—1935），经过六十年的研究，提出关于动摇遗传性、定向培育、远缘杂交、无性杂交和驯化等改变植物遗传性的原则和方法。但他比李时珍要迟三百多年。
公元1642年，吴又可著的《温疫论》已提出“戾气说”，指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温，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这种异气叫“戾气”或“杂气”，并指出“戾气”是多种多样的病毒物质，由口鼻传入人体。不同的“戾气”致病，便发生不同的病证。
法国著名化学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通过大量实验观察，于1866年不仅揭示了微生物是发酵和某些疾病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开拓了人类传染病原体探求的道路。但他比吴又可发现“戾气说”晚了二百多年。
公元1765年，清·赵学敏在《本草纲目拾遗》记载：“石斛、白术，物生即久，种类愈繁”。石斛，“今产霍山者，则形小而味甘”。白术，“今出于潜者，则根斑而力大。此皆近所变产”。这已论述生物发展过程中的“变种”。
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查理·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于公元1859年出版了震动当时学术界的《物种起源》一书，提出以自然要选为基础的进化学说，说明了物种是可变的。但他比赵学敏迟了近一百年。
以上事例，不一而足。当然，这样进行比较，也不一定科学。“长江后浪推前浪”，后人继承、发扬、超过前人，是应该的，也是正常的，这恰恰证明了事物发展的规律。十九世纪欧洲的细菌学说比吴又可的“戾气说”当然先进，但吴又可在光学显微镜发明前就能得出这样的累论，也是难能可贵的。就其历史价值来说，“戾气说”未必就比细菌学说逊色。我们作以上的比较，无非是借以说明我们的祖先在许多方面的创造发明，早已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而今天，我们作为后辈，为了振兴中华，振兴中医药学，更有十倍、二十倍进入世界医林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