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兰的怀疑派哲学家休谟26岁上站到了洛克和贝克莱两人的中间，而且说这两个人都错了。休谟认为，意识无非是对感知、记忆和情感的摘要和综合。有了意识，每个人才得以成为与他人不同的“我”。一个人无非是一束体验，但体验既不单单依赖于感官，也不单单依赖于物质，而依赖于这两者的结合。因此，贝克莱的头脑和洛克的物质，它们哪一个也不是思维的惟一源泉。休谟说：当我进入我称之为“自我”的最为贴身之处时，总会与这个或那个特定感知相逢：或热，或冷；或明，或暗；或爱恋，或憎恨；或疼痛，或欢愉。我无时无刻不处于感知之中，而除了感知之外，我也不会再有任何其他所获。
休谟的《人性论》一书开始时读者寥寥，但终于得到了一些人的拥护。这些人认为，休谟证明了体验和理性这两者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有一位才子在听说唯物质论者洛克和唯精神论者贝克莱的争论已因休谟而告解决后，说了这样一句俏皮话：“物质单独不坐镇，意识独木不成林。”
休谟颇为大不敬地宣称说，为科学所千辛万苦地发现的条条定律，到头来却只是科学家头脑中的人造成分，而并非这个世界的固有内容。他说：“注意，人们从未感知到什么‘原因’或者‘定律’；我们所感知到的，只是以特定顺序发生在空间的一系列事件，而顺序是不应当与因果‘定律’混同一谈的。”事件A后发生了事件B，这并不意味着A导致了B。20世纪的哲学家罗素用这样一段话表达了休谟的观点：所谓“普适的因果律”……（是）人们给自己打气，说凡发生过的事情还会再度发生。这样说的根据，其实并不比马儿相信自己承载的骑手这次仍会在老地方拐弯更为可信。
对休谟来说，科学的立足点无非就是科学家都接受了的“习惯”，其实，在任何包含多个事件的长系列中，因和果都不是“必然”的。而出自对因和果的顽固信念，人们的意识硬是给事件之间加上了一种叫做连续性的东西。不过休谟又说，可是，有一个例外，有一个确定的东西，这就是数学方程式。休旗认为，数学方程式是有必然性的东西，数学本身具有内禀的真确性和恒定性：2加2永远等于4。他这是给带有哲学倾向的科学家下了软禁令，强令他们不要想得太远太宽。在休谟看来，科学家从此就应当老老实实呆在由抽象的数学所囿定的范围之内。对此，其他哲学家不肯苟同，认为这不啻将人关人一无所有的空荡房间。休谟不认为人和人之间能够进行任何有意义的交流，理由是人们各自生活在自己的信念世界里，因此无法证明是否存在有任何独立于自己参考系统之外的东西。
除了因果论这一链条被削弱之外，遭受休谟的严密逻辑打击的另一个目标是“灵魂”。灵魂是任何一种宗教信念所绝对需要的东西。不过，挨到休谟最凶狠打击的是其他的哲学家：人们看了那么多书，领教了那么多原理，其实只是遭了多大的糟踏！不管你拿起哪一本书，如果我问：“这本书里有没有什么涉及量或者数的抽象推理呢？”而答案是没有；如果我问：“这本书里有没有什么谈论事实与存在的实验论证呢？”而答案也是没有。那么，把这本书烧掉吧。那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迷阵和幻象。
到了这般田地，有的哲学家简直搞不清楚，人们从教会的条条框框下解脱出来，究竟是否真是一种伟大的解放。早些时的哲学家所期望的是设计出一种能与现世的艺术与物理协调并进的新哲学，可休谟却把他们精心绘制的蓝图撕得粉碎，然后付之一炬！
就在这时候，一位英雄出乎意料地出现了。他就是康德。这位小个子德国教授将哲学从休谟的体系下解救出来，并使之立足于相当坚实的基础上——坚实得足以能与写实的艺术和牛顿的物理共存。康德的思维大厦是从数学这个休谟体系中的薄弱点上开始构筑的。康德这样说：“人们只凭先验的知识而不借助任何体验能走出多远，数学在这里给出了很好的例子。”他根据自己的观察结果给出了一个扼要的结论，一个被以往欧洲哲学家漏掉的观点，这就是人类有关世界的知识并非全部来自自身的体验。
康德认为，在有关人类自身和世界的知识中，存在着一个基底层次，这一层次是当人还在母体中时便已在意识中形成的。他设问道：如果人们有这样的独立于感官体验之外的知识，即还在人去体验之前便已能肯定是真确的知识，也就是所谓的“先验性”知识，情况又该如何呢？康德的看法是：如果先验性知识果真是存在的，绝对真理和绝对科学就也是存在的。康德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他注意到，人的自身体验从未能给人类带来有关世界的全部真知。有些东西，人们知道它们过去在宇宙的任何地方都是真确的，将来在宇宙的任何地方也会是真确的。比如，“2加2等于4”，人们不需要在每次遇到这一简单加法时返回、自己的体验之中去证实这是正确的。从逻辑学的角度来看，人做加法的能力源自于人们具有分辨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中的物体的能力，那么，康德由此得出的推断是，有些真理一定是独立于人类体验之外的，也就是本身是清楚明了而且确定不移的。依康德自己来看，几何公理“两点间的距离以直线为最短”就是先验性真理，因为“它提出了带有必然性的东西，而这必然性是无法从体验中得出的”。
据康德认为，人的意识中必然存在着一套选择过程，以通过它们在头脑中的“一窝蜂的感受”（柏拉图语）中建立起秩序来。
他提出，建立秩序的过程首先，也是最重要地，依靠着两个呈现范畴，即空间和时间。康德相信，这两者——它们也是牛顿描述外部世界的基本构体——是直接存在于人类的思维构造之中的。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空间与时间是进行感知的器官。
在康德生活的那个世纪，作为推理的首要工具的因果律，特别依靠于绝对的空间与恒态的时间。因此康德提出说，人们之能够用因果关系分析世界，是因为这是供人们组织意识之用的与人生之俱来的先天能力。人们“知道”如何运用因果论，那是因为空间和时间是人的先验知识，它先于人的体验而存在，也无需由感官输入。察知空间与时间的最重要的感官是视觉和听觉。既盲且聋的伤残人海伦·凯勒能进行推理思考，这支持了康德的观点——思维具有通过空间和时间的内感官进行思考的先验能力。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是构筑在存在于外部世界的绝对空间与恒定时间这两大支柱上的。康德则可以说将这两大绝对支柱从外部的物质世界扩展开来，而且一直穿透大脑和思维的障碍，进入思维领域的最深层，即人的知觉。康德在将这两个“外部”带进“内部”之后，便在这两者的基础之上解释了人的意识过程，由是构筑起他的整个哲学大厦。康德也曾试图在牛顿和康德的同胞莱布尼兹的观点间进行调和。牛顿相信绝对时空，而莱布尼兹认为空间和时间之间可能彼此关联。不过，康德并没有全力以赴地进行这一工作。在康德看来，空间必然是欧几里得式的，它只能有三个维度；欧几里得的几何公理也和2加2等于4一样，属于先验真理，而且是在同一等级上。进一步地，他又提出“时间无非是人的内感官的形式，也就是说，时间是人对自身及其内部状态的直觉”。不过，康德也隐隐约约地提到时间是以恒定的速率沿一个方向流逝的，以及人生来便具有感知时间的禀赋。对于休谟的怀疑派论点，康德的回答是：空间、时间和因果关系是人的思维所天然具备的概念性与直觉性的内容。它们都属于先验知识，这使得人们得以一致地认为，大家各自的内部世界是足够相类的，因此可以相信彼此的思维和感受是一致的。这样，康德便将哲学从休谟的隔裂观点下解救了出来。
后来，哲学界终于看出了康德观点中的明澈性，并特别欣赏有关先验观念的部分。先是艺术，再是科学，然后是哲学。这一切看上去挺合拍。但十分不幸，这里面有不对劲的地方。
从17世纪初期开始，诗人成了反对科学因果论和逻辑学的首要力量。随着科学战胜了宗教，诗人们看出，如今的理性已经凌驾到了艺术和灵感之上。他们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
牛顿的权威不久便变得十分强大，《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使确定论看上去是无可辩驳的。
诗人多恩预见到了科学行将主宰思想，遂于1611年表达了自己对科学确定论行将统领天下，从而使前因后果成为必然的忧虑。他在题为《世界的剖析》一诗中这样提到了这一令他伤感的哲学前景：新哲学召致了所有的疑虑，将火扑得奄奄欲灭；太阳和大地失去了方位，人们不知向何处巴望。大家公开谈论着：在行星和天穹中寻求如此多的新东西然后使它们再度还原为小小的原子，一切都成了支离的残片。所有的联系，都将消失干净，剩下的只是物质，和物质间的关系。这是世界的完结。
诗人蒲伯在写于1728年的长诗《愚人志》中也这样慨叹着科学的胜利：徒劳，徒劳，这曾经带来一切的时光，如今毫无抵抗地坍垮。文学艺术得听命于力量。美狄亚来了，美狄亚来了，头上戴着王冠，身上佩着长剑，这原初的黑暗与混沌。她使幻想的金色云朵萎缩失色，令色彩变幻的想象虹霓消遁无形，智慧之火只能倏忽一闪，便如陨星般坠落，再无重放光华之日。可怕的美狄亚施展巫法，使星辰受益萎靡一一熄灭。赫耳默斯挥动着权杖，阿古斯的百目依次长闭不醒。（美狄亚、赫耳默斯和阿古斯都是希腊神话中的神祇或半人半神：美狄亚善使巫术，赫耳默斯为众神传信兼司商业与道路，阿古斯生有100只眼睛，目光极为锐利。）美狄亚她来了，发出神秘的力量，各种艺术逐一消亡，世界是漫漫的永夜。
再接下来，在启蒙运动的初期阶段，富于诗人浪漫气质的哲学家卢梭也试图遏制一下逻辑的涨潮力量。他声言说，直觉和感觉是高于理性的两根导索。卢梭得出这一结论，是由于他“认识到人的存在，其实只是通过感官察觉到的一系列时刻”。他把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翻造成“我感觉，故我在”。然而，卢梭无法逆转理性的浪潮，他的声音淹没在科学所取得的成就中。
随着科学的确定论逐步取代了教会的命运说教，那些仍相信自由意志的人发现自己变成了被牛顿的因果论——每个果都有其因——围成的铁牢笼中的精神囚徒。这时，就连伏尔泰这样的自由意志信奉者都不得不承认说：“当整个大自然，当所有的行星都在遵循着永恒的真理行事时，若再让一个区区五尺高的渺小生物去对这些定律示以蔑视，去随心所欲地行事，那真是十分不协调的。”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自由意志也一直是相信逻辑法的人所无法解决的问题。赛缪尔·约翰生曾说过“所有理论都反对自由意志，一切体验都支持自由意志。”弥尔顿在《失乐园》里有一句诗出色地解决了这个难题，他的这句诗是：“但上帝给意志以自由，因为服从理性就是自由。”
最不留情地奚落西方已陷入灵魂麻醉状态的是美术家兼诗人布莱克。这位激进的预言家是个神秘主义者，他不断体验到来自其他世界的幻觉。他在写给其保护人巴茨的信中承认：“我将您理应知道的如实奉告；对此，我并不感觉羞耻、害怕或勉强。来自天界的信使置我于其引导之下，日间如此，入夜依然。”甚至就在大白天，布莱克也会把事情搁在一边去“会见来访者”，一如今天人们约见律师或医生。据斯特威女士回忆，布莱克为人“神神怪怪的”，但她相信，正因为如此，这个人才进发出光华。布莱克在一首诗中写下提请人们谨防“指望牛顿一个人来看视世界，而他偏又在打盹”这样一句话时，他对牛顿力学和文艺复兴时期的透视原理对人类精神施下的催眠术提出的批评真是一言中的。
布莱克与康德正好相反，是理性主义的最义无反顾的反对者。他在1793年发表的《天堂与地狱里的婚姻》里，宣称“丰饶的路通向智慧之宫”，“激怒的老虎要比受过训练的马儿聪明”。
他还主张说：“与其哺育只想不做的娃娃，不如把他们弄死在摇篮里。”他相信“反基督的科学”败坏了艺术和宗教的灵魂——
“艺术是生命之树”，而“科学是死亡之树”。他写下“理性属于能量的范围，或只是其外围”这句话，目的是为了使人性回复理性和直觉间更均衡的状态。布莱克警告说：推理力是附在人身上的幽灵。它一旦与想象力分离、自囿于记忆中的比例与尺度的铁窗内，就会败坏法律和道德，摧毁想象力。……
布莱克相信，人是神圣的存在，而上帝通过人的想象力普照，亦即“凭借艺术作品显现（永生中的一切皆为幻象）”。
他清楚地看出，西方已沉溺于自身的创造成果之中难以自拔。《旧约全书》的作者早已在《诗篇》第115首中，发出不得凿刻石制神像的劝诫，理由是“造它的要和它一样，凡靠它的也要如此”。布莱克则就此劝诫说，写实的艺术和科学的因果论就是新打造的石头神像，西方人也正在面临当年打造神像者的同样命运：“盯住什么，变成什么。”
诗人又兼为艺术家的为数不多，但布莱克是其中之一。在透视原理长治的美术领域，布莱克不肯按照精确的透视比例作画是出了名的。直到现代社会来临之前，大多数艺术评论家都视布莱克的绘画和版画为童稚之作，在技术上也很粗糙。据一位曾对布莱克的个人作品展（是他本人自己张罗开办的）作过惟一评论的艺术评论家说，布莱克……不幸是个心智不全者。只是由于他不属于暴力型，这才免遭囚禁的下场，但因此也就不受公众注意。……由于这种鼓励，这个可怜人便把自己想象成大师，也就涂抹了几幅画布。……他把这些结果叫做美展，还搞出了一个目录——其实毋宁说是一锅稀粥、烂酱，一派胡抹乱涂，一味追求虚荣。这是出自一个不正常大脑的狂乱进溅。……
布莱克有一幅作品是以牛顿为主题的。他在作品里让这位著名科学家全身赤裸，蜷缩在海底，为自己的空间和时间的大海淹没。在布莱克看来，牛顿沉溺于一味浓缩，要把整个世界还原为用直尺和圆规进行的一堆计算。显而易见，布莱克对空间与时间的概念是与牛顿或康德大相径庭的。后两人将空间视为欧几里得式的，时间为系列式的，而布莱克则在《天真的预兆》一诗中说：从一颗砂砾里看到世界，在一朵野花中望见天堂，方寸之手握住无限地域，区区一个时辰包容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