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皮皮的长篇小说《爱情句号》，我总想起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其实我知道，这二者之间并没有多少共同点。前者是小说，后者是散文体的学术著作。让我产生这种联想的原因是，对爱情这个千古难题，人类就像探索宇宙奥秘一样充满了不懈的努力，结果，事情不是被说得更加清楚，而常常是会陷入更多的谜团当中，所谓“斩不断，理还乱”。批评家巴特把恋爱进程切割成种种碎片式的场景，把恋爱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可能景象，当做一个个的鲜活文本来对待和处理，作了一系列既生动精彩又充满智性的描述。皮皮的《爱情句号》也有这样一种努力的迹象。不过，生活在当下中国的女作家皮皮，不可能选择巴特式的路径来处理这件神秘的事情。她要通过形象和故事，而且是中国式的形象和故事来表达。是的，整部《爱情句号》与其说是完整故事的叙述过程，不如说是一个婚恋絮语的倾诉过程。
你可以从小说里读出一种疲惫，这种疲惫感还没有让一个人的神经崩溃，但叙述者已经是一副曾经沧海的基调。尽管对“爱情”本身仍然充满不可把握的悬疑，但为爱情这团乱麻画上句号的决心，却从小说的叙述中时时让人能够感觉得到。小说在情感伦理上属于“很中国”的那种。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只关涉恋爱本身，而且没有明确的性别与身份意识，更与恋爱可能追求或产生的婚姻结果无关。然而在《爱情句号》里，婚姻是爱情或真或假、或酸或甜的重要砝码。小说写了十几个人物，从书前“人物表”短语注释即可推测作家的关注点所在。看看作家是如何概述几位女性人物的：“丁欣羊，一个离异的女人”；“大丫，一个不结婚的女人”；“丁冰，一个在婚姻中绝望的女人”；“马副经理，一个爱别人而不得的女人”；“于水波，一个牺牲了别人也牺牲了自己的女人”。“离异”、“不结婚”、“在婚姻中绝望”，婚姻中的不美妙情形都有“形象代言人”了。“爱而不得”、在爱中“牺牲了自己”，跨入情爱与婚姻的门槛到处都是令人却步的警语。
小说执著于对这几位当代女性的描写。在描述她们各自的婚姻状态的过程中，又把笔触放到对她们爱情得失的判断上。小说主题取向因此趋于明朗，爱情和婚姻在互成因果的过程中，又成为互相纠缠、互相分裂的剧烈矛盾。这个主题并不是多么新鲜，但仔细想想，当代中国小说中的情爱与婚姻从历史的、政治的强力下慢慢挣脱出来之后，又掉入到物质的强大挤压中，如果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小说里的爱情是一个不断寻找真义的过程的话，近年来我们读到的大多是这种神圣的感情又如何在物欲和金钱的洪流中泥沙俱下，变得面目全非。在小说里，纯粹的爱情比所谓的“纯文学”还更加难求。现在，皮皮要做一回真实的努力了，她写的并非是那种让人产生纯美的幻觉的爱情，但有一点很重要，她既不想为她思考的爱情带上过多的社会的负累，也无意制造一个爱情乌托邦，她让这情恋生根于人间，生存于当下，却又努力抽取单纯的主体部分，执著于情爱与婚姻本身的沉浮与悲喜。
这正是《爱情句号》提供给读者的一种特殊的阅读效果。在充满故事叙述的过程中，让人时时感觉到一种深刻的幽怨与哀伤。小说里的爱情实际上是婚姻的前提和要素，剥离了婚姻这个现实的成果或苦果，爱情就无从依附了。所以才有丁欣羊这样的典型女性，离异了，却又“走在希望再爱，希望再婚的希望之路上”。年轻如于水波这样的女性，也是既有年轻女性的稚嫩，又不乏中年人的世故。她同老板谭定鱼的关系，也逐步从欲望的互相利用，上升到婚姻层面的纠葛，所以才有他们二者最后同为失败者的结局。
也许是写作者的性别和性别意识决定的吧，小说里的女性都是爱情遭遇的种种“代表”，且复杂多变。有趣的是，小说里的几位男性人物定位相对单纯，而且更具空灵和意念成分。比如那个有点神秘有点执著的朱大者、“为痛苦而生的男人”大牛，或者丁欣羊的前夫刘岸，甚至既在“控制”又在“失去”的谭定鱼，这些男人们没有被塑造成卑鄙者的角色，也不是或不完全是女性不幸经历与命运的制造者。他们同书中的几位女性一起努力创造，又有意无意地拆解、质疑，从而共同陷入感情与生活的漩涡中。女性写作者容易出现的通过对男性人物“妖魔化”处理以发泄愤懑的做法，在皮皮的笔下并没有出现。所以这部有点悲观情调的小说，在性别伦理上是端正、健康的，而且也有一种超然和达观的态度在其中。
无论如何，皮皮触及的是一个绝对的难题，尽管这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但每一个人为此所做的十分有限。把小说定名为“爱情句号”，那也是想从这团纠缠不清的乱麻中逃离的愿望表达，而不是一种认为自己可以令爱情“观止”的张扬。即使作家有过一种写作“爱情宝典”的冲动，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既然永恒，必定无穷。为这样一个主题作自己的努力，不管成果多大，也是值得的。这也是一个信号，我们的作家想静下来，好好思考一下生命中最深刻、最本质、最诱人、最无穷的东西究竟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