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失望、绝望，寻找、逃离、放逐；永恒的爱意和执著的信念，过客的寻觅和失意的逃离，这个从俄狄浦斯以来就无从结束又不断寻求的历程，是文学艺术不变的主题，这种努力的趋向悠久而强劲，是文学里最令人感动的存在理由。自然，我们每一个具体的人，在有限的时间和更有限的心智的条件下得到的结果细小而微弱。努力的迹象和过程或许更为重要和宝贵。
无望的爱与恨
《螃蟹》的作者周建新在小说开头写了一则寓言，读过小说方知，作者是要用这样一则寓言来比附小说中的人物二黑，一个并不伟岸的人物，以旁人并不理会的方式，努力在“清理”着他所生存的“池塘”。这倒让我想起了另一则寓言，一位哲人看到一个疯子手持渔竿朝着浴缸钓鱼，他觉得十分可笑，便逗乐地问那疯子是否钓到了鱼，疯子答道：“当然没有，傻瓜，这是浴缸。”周建新的寓言是想回答他笔下的二黑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我想到的寓言则在回答另外一个问题，像二黑这样明知无望仍然要去爱，明知没用依然要来抗争的性格，可能是最适合小说家来关注和表现的题材。
《螃蟹》是一篇“问题小说”，它要反映的是在财富欲望急速膨胀的今天，人与人之间展开的厮杀与较量。二黑似乎就是那只“螃蟹”，他努力想要“清理”放生自己的“池塘”，然而问题在于，他的“清理”经历同时也是一个同流合污的过程。二黑与周围人物不管是“镇长”还是“大款”的斗争，无形中变成了你死我活的轮回替代拼争。
在这一过程中，小说又加进另一条线索，即二黑对小雪的执著爱情。这条线索本来是小说里不可多得的亮色，而且这种亮色也的确保持到了故事结尾。然而，执著爱情变成了二黑斗争的最后动力，而且它本身也成为人际争斗的一部分，这就使这点“亮色”发出的是一种怪异的光泽。当二黑在小说结尾处毅然走向大海，去寻找“干净世界”的时刻，所有的拼争意义瞬间消解。
但这并不是一部解构之书，作者的努力是回到人间，让黑幕在光天化日下表演，再让爱情带上世俗的成规。二黑在执著爱情引领下进行的一系列斗争，成了作者关注与追踪的根本，其他人物就难以给予充分、从容的笔墨。无论是孙炳乾的升迁，温有顺的沉浮，以及潘大天、胡兵等人的起落喜忧，都成了吸附在二黑身上的“附着物”，并没有独立的性格逻辑和命运展现。甚至连小雪的情感世界本身，也更多的是二黑情绪涨落的筹码，情爱本身并没成为可以自由成长的花朵。此消彼长中，二黑的抗争实力不断增强，他的人格魅力却并没有因此得到扩展。他的实力增强了，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妻子，但最后他发现，财富本身带来的是无法平安度日的惊恐，亿万资产也征服不了爱人的心。这部情节节奏较为匆忙的小说时有粗疏之感，在顾及了塑造一个核心人物的同时，其他人物的性格缺少立体的特征。就此而言，这还是一篇写法上较为传统的小说，不过小说试图传达的价值理念和流溢出来的意绪，倒不无现代感。这正是这篇小说值得珍视之处。
小说写作可能就是如此，质感的保留和复杂性的表现有时候是通过不那么自觉甚至还有一点笨的感觉来实现的。比如这篇《螃蟹》，从小说标题到引言，看上去很有一种渲染寓言色彩的倾向。但可以说，这仍然是一部执著于“问题”的小说，至于小说人物身上发散出的命运感及其现代色彩，那是专业读者刻意为之、见仁见智的事，小说还是小说。这很难得。在这个意义上，我还想说一句，这篇小说的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的发展，可能与作者的初衷并不完全吻合。因为，二黑本人没有担当像螃蟹一样的“清道夫”职责，他也是“病鱼”中的一员，甚至更加疯狂。这种错位使“螃蟹”成了无以附着的悬置，一个一相情愿的理想。而我并不把这一点看成是小说的缺陷，反而看作是一种特殊的意味。
怎一个“拙”字了得
《一个冬天的童话》（刘云生）是一则“童话”，但如果说它是关于爱情的童话，则有一点变形；如果说它是关于生活的童话，又有一点辛酸。小说在整体上给人非常“写实”的印象。我读了之后首先想到的不是童话，而是五四新文学早期出现的“问题小说”（不是时下的“底层写作”）。那些小说尽写人间之苦，生活之难，把一大堆社会问题呈现出来，但除了表现苦难没有别的。还有一点，就是这些小说在形式技巧上不大讲究，往往在较短的篇幅内列数一个人一生中遭遇的不幸。眼前的这则“童话”与此十分相似。
这篇小说显然出自一位业余作者之手，我这样说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出于对作者名字的印象深度以及小说语言的质朴无华。作者结构故事的方式和对所涉及的主题的态度即是明证。一个不幸的女人，她从道义上没有抛弃高位瘫痪的丈夫，但人生愿望的强烈却使她必须作出冲破眼前生活的抉择。我认为作者在主题表达上无意中达到一种独特，即秀兰要找一个男人的欲求非常简单，她不是要去寻找爱情，也不是要满足生理欲望，她就是要生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她的这个愿望得到了丈夫的认同。这就使这则故事没有成为“查太莱夫人”的“中国式缩写”。秀兰外出追寻男人不但不是个人隐秘，反而成了她和丈夫共同的人生目标。这中间作者还不忘加进另外一个元素，即塞外高原的乡村女子秀兰，决意要生一个“上海人”的孩子。
秀兰寻找到“理想”中的男人这一点并不是小说的悬念，小说的转折来自秀兰怀上“上海司机”的孩子之后。一旦确定自己已经怀孕，她便毅然决然地拒绝“上海司机”的上门要求。小说从此进入梗概式的跨越叙述。故事时间很快拖长到二十年后，秀兰带着自己的儿子到上海寻找“帮助”她生了儿子的男人，她居然在茫然中找到了。这个离奇的写法肯定会让任何成熟的读者不以为然，的确，作者的笔力不足以把一乡村女子对大上海的感受写得到位。但这个离奇的描写却达到另外一个效果，即它揭示了秀兰和“上海司机”共同存在的绵延未绝的爱情。“童话”的味道由此生发出来了。如果小说就从秀兰不辞而别之处收手，这篇小说还是很有些让人回味的地方。可是，别忘了我们的作者并不在意“爱情至上”之类的情调，他又回到了“问题小说”的格局中。儿子下井当了工人，并不幸死于矿难。刚刚看到的那点温暖情调很快就消失了，换之而来的是秀兰无法承受的痛苦。作者的这一点“拙”，让人怜惜，也让人觉得很可爱。他或许没有职业写手的渲染和控制能力，但他却有一种不藏拙的淳朴，一个小说写手淳朴到如此地步，直让人觉得好奇。而且还不要忘记，作者还在小说中加进了一个叫“大汉”的男人，这个人物的出现，使小说的道德感陡然增强。“大汉”又成了“道德童话”的主角。
小说就这样无意地、庞杂地、直白地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人间童话，这个童话并不美好，处处充满了悲剧的味道。但无论是秀兰的专意生子愿望，二十年后的爱情表达，还是上海司机的热情不减，再加上“大汉”无怨无悔的介入和秀兰丈夫万念俱灰后的宽容，都让这个故事不失童话色彩。生活悲剧的后面，蕴藏着情感与道德的童话。这个梗概式叙述的故事，竟然为我们呈现出多重的主题、丰富的意味。小说的遗憾之处，是作者的笔力不足以让故事升华；它的可贵之处又在于，正是这种拙到毫无圆滑之处的写法，让很多难得的情感与道德元素挽留其间。
让灵魂呈现出复杂
《人民文学》近期分别在头条位置发表两部中篇小说，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和迟子建的《草地上的云朵》。在我看来，这两部同样带有血腥场面的小说，有一点是共同的，都在叩问灵魂的复杂。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里，两个山里的挑夫一口气将七名寻找金矿的勘探队员置于死地，因为他们受到了灵魂冷漠的屈辱，所以决定用残忍的手段加以报复。据作家讲述，这宗可怕的血案是曾经发生的真实。血案之所以超出“谁是凶手”类的涉案传奇而成为小说，是因为作家的笔触直接在追问灵魂的冷漠与隔膜。不过，冷漠可能造成的后果是残忍的报复和无畏的死亡这个主题，仍然有一点“实用”的味道，情绪的愤怒、手段的残忍和“忠告”的主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小说可能达到的深度。人物社会身份与现实地位的两极对峙得到凸显，对灵魂的追问由此止步于冷漠和隔膜。
迟子建的《草地上的云朵》里也有两种灵魂，它们的对立性并不那么强烈，却在色彩上反差巨大。当“杨局长”和“冯乡长”们就着“杀猪菜”酩酊大醉的时候，他们的孙子们正陶醉于欣赏“草地上的云朵”；当天真烂漫的丑妞被一枚封尘多年的炸弹炸得无影无踪，“冯乡长”从狂欢的巅峰跌入惨痛的低谷时，我们看到的，是“杨局长”们为此颇感扫兴且略带烦躁的表情；在两个儿童的眼中幻化出纯洁的白鹤时，醉眼蒙眬的人们正发出令人惊心的丑恶鼾声。仍然是冷漠的灵魂，但儿童视角的加入使灵魂的色彩更加复杂，冷漠背后的麻木不仁让我们读出了一种更加深重的悲凉。我们在读到麻木灵魂的同时也读出了希望，因为仍然有人能够看到草地上洁白的云朵；我们对灵魂的成长又充满了担忧，担忧那些童稚的眼神会不会最终也变得昏庸黯淡。
小说应当是揭示灵魂秘密的艺术，无论灵魂的外表涂以何种包装或以哪一扇窗户让我们窥视其中的深奥——感情、道德、政治以及价值立场——它都应当以一种深不可测的复杂性显示出诱人的张力。类型化的性格处理以及对人类灵魂作概念式的评判，都会对小说的复杂性、多样性造成损伤。当下小说界，无论是转向身体后的狂欢放纵，也或者在现实批判方面的严肃紧张，都有可能造成创作上的一个共同疏漏，即对灵魂复杂性的漠视，因此造成小说在冲击力和深度上的先天不足。
现实里的灵魂问题已经比小说里的表现更加复杂，即如马加爵这样的变异人格，他的学历既能够让他成为一名“寻找金矿的勘探队员”，他的出身又决定了他还有着“挑夫”般的敏感与欲火；他的视线刚刚才从“草地上的云朵”移开，他的灵魂却又朝着可怕黑暗深处延伸。当一个人的灵魂出现如此分裂的纠葛、冲突与难以摆脱的厮咬时，悲剧就更加令人心惊。既然现实里有拿父亲卖血换来的钱去网吧玩命的青年，小说场景里那些坐在酒吧一角扮酷的人，就有可能正在心头升腾着严重的自卑。去表现出这种分裂、复杂和多样，是小说家最基本的任务。能不能在其中把握一种尺度，确立一种价值标准，指出一种可能的前景，那又是需要小说家们去严肃对待的命题。
现在的情形是，不少写作者有兴趣去解构传统的文学经典，让已有的人物性格“多重”，关系复杂，却无力去表现现实的复杂，无力揭示当代人跃动的灵魂与多重人格。这无论如何是一种创作力苍白、想象力贫乏、认知力下降的表现。无法回答当下现实的紧迫命题，情节处理比现实故事还要简单，不能够引发人们对灵魂、道义、人格的思考，文学的力量又从何谈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