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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章 他们的散文和我的评说(1)

1《春天的十二条河流》:弥漫与尖锐

《春天的十二条河流》(贵州人民出版社《夜郎自大丛书》)弥漫着不失真切、真挚的感情,熊育群的心境保持着对世间万物的敏感体察,这样的敏感在今天已经被冲击得七零八落,不用说是在文章里弥漫四散了,即使是有心情捡拾碎片也很难得。书里,我们还可以时时读到一些尖锐的思想和追问,这是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一个把自己当作有思想担当的“文化人”的心理自觉。这种感情的弥漫与追问的尖锐,构成了他散文作品的一种基本结构形式,形成了具有个人特征的写作追求。这一点,《生命打开的窗口》很有代表性。这篇怀念母亲的散文既有情真意切的感伤,这种感伤就是一种人间真情的弥漫。但同时,文章的基调又同常见的亲情散文有着很大差异。这就是作者明确地、坦诚地把自己在追忆母亲时的心路历程坦露出来。怀念之情如此浓烈,而眼泪却不能适时奔涌而出。这不是因为冷漠,也不是因为忘恩,这很可能是一个现代人,特别是奔波于功名之中的城市知识分子的一种“正常”反应,一种对人类基本感情反应的迟钝与遗忘。熊育群抓住了这种感觉,并把它尖锐地表达出来,在不断地自我追问中完成了对母亲的怀念。让人想到加缪,但无疑又是一种具有独特个人感情与发现力的表达。熊育群是一个可以把任何事物都“精神化”的写作者,这比拟人化的技巧性处理在难度上要高很多。放在篇首的《春天的十二条河流》,是一篇颇具楚湘风格的散文,句法烂漫,气氛浓烈,行文还不失一点古怪和感觉。巫师与白鹭在故乡这个水乡泽国里原本就是互相可以沟通、充满灵性地存在。在《悲情白色鸟》中,“我”深情而又执著地要去听懂鸟的语言,通过对想象的描述,借以表达一种悲悯的感情。

熊育群是一个孤独的行者,他需要、寻找、保持着这样一种状态。这是一个诗人的生命情状,但熊育群把这种行者无疆的状态用于散文写作中,由此可以逃脱世俗的烦扰、事务的重压,保持心灵世界的本真。《复活的词语》里的荷泽,《客都》里的客家人聚集地,《桃映的舞者》里的原住民生活,等等,熊育群紧紧抓住眼前所见到的日常事物和奇特景观,他对它们的描述从来都不是客观而全面的介绍,他总是寻找那些与灵魂有关的因素,在自然、历史、文化、人情的氛围弥漫中,再一次拿起灵魂追问的尖刀,写下自己强烈而独特的感受。我很感佩他能有这样一双独特的眼睛,用灵魂的色彩过滤世间万物,正是这样一双眼睛,再加上他的表达能力,使他的散文具有了独立的存在价值。

2《走读浙江》:文化浙江的图谱

我对王旭峰的《走读浙江》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认同,因为一直以来,我都认为我们学习历史的观念有一个先天的问题,总是由远及近,由大到小地学,历史无非就是两门课,即世界史和中国史,而我们生活其中、最为亲近的区域历史,如社区历史、城市历史和省区历史,常常被忽略和省略。应该看到,当下文化界,地域文化研究渐成热点。在文化建设渐成社会经济发展的热点、旅游产业日益兴隆的今天,地域文化的挖掘、整理和阐释引起了文化界人士的热情关注。走进大中城市的书店里,以省为界的文化读物常常被放置到抢眼的位置。

王旭峰的《走读浙江》是一部历史书籍,写作的框架是严格的中国历史发展线索。但这部历史书自成特点,一是作者专注于“文化浙江”的主题,二是以浙江历史上的文化名人为主要叙述对象,三是文化散文的笔法。总体上看,作者借助于大量的历史资料,得力于对文化人物,特别是对文人墨客天然的理解和亲近感,使《走读浙江》连串成一幅“文化浙江”的历史图谱。从自有人文足迹的原始社会开始追溯。到辛亥革命前后,上下五千年的浙江人文历史在书中尽显。在每一个篇章相对独立的前提下,按历史学的分期进行归类,一条浙江文化历史的长河,波光闪耀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自古就是人文荟萃的浙江,为作家的写作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资源。这是一个写作者的幸运,也是对写作者综合能力的挑战。讲普适的世道人心容易,谈身边的是非纷纭很难。

作为一位小说家,王旭峰力避历史叙述可能出现的呆板和拘谨,以灵动的笔法,将驳杂的史料从人文与地域的角度进行从容叙述。史料在作者笔下灵活调用,每个篇幅都不长,但基本上全面地勾勒出了历史人物的生命轨迹、历史贡献和久远的影响。更为可取的是,作品既满怀对历史人物的情感认同,又能保持冷静的历史眼光,浙江历史文化的宝藏娓娓道来。王旭峰没有套用大文化散文的写作笔法,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过度释义的解读。因此,《走读浙江》给人阅读印象,是史料应用较为可信,篇幅比例较为均衡,没有无谓突破。细致、真情、熟稔、客观、冷静,是《走读浙江》给人最集中的阅读印象。

地域文化从来都是作家创作的重要背景和可靠资源,作家的创作越深入,地域文化的背景在作品里就越会得到彰显。鲁迅的浙江农村、老舍的北京民间,都是他们为人津津乐道的创作特征。莫言的高密、贾平凹的商州,都是他们各自创作历程中最不可缺少的根基和策源地。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其中的含义,应该包括对生活的历史以及这种历史所散发出的文化气息的认同与提升。作为一位小说家,王旭峰已经在她的一系列小说和散文作品中,体现出对于地域历史的浓厚兴趣以及题材开掘上的自觉。《走读浙江》是她这种研究与创作成果的一次集中体现。如此丰富、深厚的文化背景,一定会为她今后的创作,包括小说创作,带来丰厚的回报,迈向新的境界。

3《暗处的花朵》:不必怒放的心灵之花

在我眼里,程青是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小说家,读过她的一些小说,觉得她既不主流,也不另类,是一个把写作当作生活方式来对待的人。所以她不那么急促地想要说话,也和文坛保持着适度的距离,她的写作可能不那么发力,但说出来的话,可听,可近。任何急巴巴地想要推销自己的思想,表演自己技巧的写作,总是让人可疑。

《暗处的花朵》是程青的散文集。小说家的散文,是没有说完的话,属于意犹未尽的产物。当然,可能也是换一种姿势来说话的方式,就像一个演说家也同时擅长聊天一样。从这些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到日常生活的点滴,那是一些没办法直接进入小说的内容,但又常常让人产生倾诉的冲动。其中有记忆中的童年,也有当下的天伦之乐,有感情片断的意绪表达,也有生活情景的舒缓描述,有居家的情趣,也有远行的感慨,有内心的隐秘涌动,也有读书与写作的思考。这是一种心性的写作,是一种健康的表达。可以看得出,程青以女性视角观察社会和生活,以女性的矜持口吻描述世相的时候,传达出的是一种个性与成熟相匹配的语调和节奏。直观、感性的东西始终是其中的主调,适度的思考和并不气势逼人的评述又给人特殊的感受。

一个人会面对一个寻常的事物发呆,结果却引出一大堆感想。这些思绪难免都会在我们的心头发起,但只有写作者可以捕捉到它,成为心迹中的一次真切的印痕。一个对象能否承载那么多想法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人还没有这样去想的精力或“闲情逸志”。比如《古代的爱人》这篇散文里,一尊摆放在客厅的陶制小人,作者没有从“出土文物”的角度去描述,而是把它当作一个可以依赖的“爱人”来遐想。借着这点遐思,把自己的情爱观作了一回倾诉式的表达。这也可是一个女作家的擅长吧,她避开了思想锋芒,绕过了“文化”的丛林,直接把那些富有质感的幻想、意念、情感传达出来。在《泡吧》里,作者又把“泡吧”这种行为臆想为“爱人”,可以“钟情”、可以“迷恋”却不可以“依赖”。有时候,她会面对自然发出自己的感慨,如《南方,南方》、《草原上的醉与醒》等篇什;也有时,又如一个平凡如常的人努力把世俗的生活说得津津有味,如《天天童年小事记》、《搬家记》、《我家的另类青少年》等等,伦理亲情淡淡道来,透着心气的平和。当然,我们也能从作者的笔下读到她对文学的思考和看法,对小说的态度和感情。如此,就合成了一个在生活和创作方面都拥有充分积累的创作者较为完整的心灵轨迹。这些文章不那么宏大,也不突显“文化”,所以不具备振聋发聩的冲击力,但它们的平和、从容和安静,又是一种没有矫饰、作态的自然状态,读来让人可近且可信。

网络时代的写作在概念上已经发生新变。作家对写作的垄断地位渐拆解。“写手”可是一个比作家更多庞大的队伍。但总有一些人的写作注定是要坚持的,这种坚持就在于,他们的笔触总是指向心灵,表现生活,耐心地说出自己心中的喜悦与隐忧,这种写作也更多的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写作。它发生了一些变异,但一定不会被时尚替代。程青的写作应该就是在这一基础上的坚持和努力。

4《乡村记忆》:复活乡村风景

乡村,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可能完全脱离的根,乡村也是中国文学,特别是现当代文学里最重要的题材根据地。自鲁迅以来,乡村景象在中国小说里就是最重要的风景线。但近年来,中国文学里的乡村景象有很大变化,农民仍然是文学里最集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形象,但乡村景象却不那么明晰了。劳动的场景,乡情的流淌,饭场的景象,这些略带田园风光的乡村景象从追求深刻、内涵、寓言的文学里消失了。留给我们的更多的是乡村里的那点被知识分子“象征化”了的“精神”。在这种时侯,读者仍然有读到“朝花夕拾”般温暖的乡村风景的阅读要求。前几年,新疆的刘亮程,用他的散文把一个叫“沙湾”的地方写活了。他那些散文果真得到了许多人的共鸣。然而,偌大的中国,千万种姿态的乡村景象,刘亮程一个人是无法承载和完成的。人们还在寻找着,在这一寻找过程中,我们读到了刘家科的散文集《乡村记忆》。

很明显,《乡村记忆》是一部回忆之书,但这种回忆不是对浓得化不开的亲情、乡情的追念,也不是对童年、乡土的一味抒情。这是一部透着感情、含着意味的理智之书。之所以用“理智”这个词,是因为我认为作者追求的根本,是要通过自己的散文,复活乡村里的传统风景。刘家科几乎是把乡村生活的“关键词”一一列出,然后逐一进行条分理绪的描摹。他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出发点,这就是平铺在平原之上、运河之畔的“小码头村”。二十几户的人家,和文学有什么关系呢?刘家科把它带到了自己的天地里,他曾经属于这里,现在,他用笔做镜头,把小码头村拉到书桌旁,进行了一回既含着情意,又不无理念色彩的描写。作者用“记录的理念”这个词阐释自己创作的心态,是有道理的。

小码头的生活在刘家科这里被拆分了,他按照自己的要求把它们一一抽取,然后以乡村风景的系列描写方法进行艺术处理。比如第一辑里的文章,“骂街”、“吹牛”、“闹洞房”、“出殡”、“抓阄儿”,等等,无不是乡村风景里的一个个侧面。这些景象在一个北方农村里派生出多少人情世理,才是作者紧紧抓住不放的。而第二辑里的那些文章,又多是乡村里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场景、道具。“收麦”、“看青”、“砍草”、“卖茶”、“年味”、“龙须面”,等等,一看标题就知道意象所指。而第三辑“旋风”、“听雪”、“连绵雨”等等自然景观,第四辑里各色乡村人物的叙述描写,又透出作者要对乡村风景作全景化、立体化描述的追求。

一个小小的不起眼儿的北方小村落,被刘家科纷纷然写成一部“大书”。这当中,有几个问题可能是需要我们和作者一起回答的。即在纪实与虚构之间,作者是如何处理的;在怀念与分析之间,是如何把握的;在“小码头”的小世界与中国乡村的大世界之间,作者是如何游走的。那些人物是真实的吗?是先有主题想法然后虚拟人物呢,还是先有人物故事接着才往一个主题上靠拢呢?这点区别看上去不大,但还是很致命的。因为以上这些二分法设问,归结到一点,就是一个问题,即《乡村记忆》是一种怀旧的乡土写作还是一种借寓式的文人写作。作者更主要的是要在念旧中抒情,还是在理性分析的同时留下感情的伏笔。我们知道,在今天的文坛上,以表达情感为主体的散文正被边缘化,“文化散文”、“学者散文”正成主流的散文创作走向。刘家科不可能不受其影响。

读过《乡村记忆》,我认为刘家科最成功也是最恰当的一点,是他的这些散文大多带着“文化人”的反观眼光,但作为叙述人,他始终不是站在现场之外的冷眼旁观者,尽管他不是参与者,但无疑他把自己摆到了这些场景之中,没有刻意要去超越的要求。这保证了全书数十个篇什难得的、统一的朴素风格和亲切笔调。他似乎没有想对这些场景、人物、事件做“文化剖析”,选材本身和组合形式决定了作品的风格。但这些散文仍然流露出知识分子写作的痕迹,究其原因,可能就是刘家科对“乡村记忆”的理性整合和拆分所致,他也有意识地突出其中一些场景、故事里包含的整体特征,让人觉得这些静态的生活场景并不是“小码头村”独有,而属于中国传统乡村生活。

刘家科这些散文很好地处理了大与小、新与旧、情与理的关系,就作者表现出的才分而言,这种写作方法也是分寸得当,恰如其分的,这显示出作者创作的聪明之处。当然,我觉得他还可以在散文中多尝试一些方法,在艺术上,主题开掘上多用心力,以使自己的创作能迈上一个新的层面,打开乡村生活更为广阔、深厚的天地。

5《最后,眼睛总是湿的》:不为人知的幸福都说生活五彩缤纷,人们的追求却总是趋同。共同的幸福目标已经被文学家和艺术家描述得诱人难解。可总有一些人,想创造“不合时宜”的思想,表达独属于自己的感悟,传达孤独中的幸福感。读赵奇的《最后,眼睛总是湿的——一个画家的自语》,让我产生如是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