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双方既确认以和平商谈解决国是为全国人民之要求，则双方所应商谈者，端在国家元气之如何保存，人民痛苦之如何解除，国家政策之如何拟订，及政治制度之如何建立，以谋长治久安，是以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不应再提。
二、同意重订新宪法，此新宪法之起草，我方应有相当比例之人数参加。
三、关于法统问题，与前项有连带关系，可合并商讨。
四、双方军队应分期分年各就驻在区域自行整编，并应树立健全的军事制度，俾达成军队国家化之目的，至分期整编时双方应保留之军队数字，另作商讨。
五、“没收官僚资本”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订施行条例办理。
六、“改革土地制度”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订施行条例办理。
七、关于“废除卖国条约”一事，将来由政府根据国家独立自主之精神、平等互惠之原则，就过去对外签订条约加以审查，如有损害国家领土主权者，应予修改或废止。
八、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由该会产生联合政府，唯在该会议与联合政府中，我方与共方应以同等名额参加，其属于第三方面人士之名额，亦于双方区域中各占其半。
九、代表团抵平后，即向中共提出双方应于正式商谈开始之前，就地停战，并参酌国防部所拟停战意见（附后）进行商谈。
以上九项，仅系商谈之预定腹案，并不书面提出。又其内容亦仅为我方可能让步之原则性的限度，商谈时仍应逐条力争，不得已时方渐次让步，如共方要求超过以上各项限度，应由代表团随时电报中央请示核夺。
国防部对于国共停战协定最低限度之要求：
一、青岛及长江流域连接鄂西、陕西、绥远地区双方第一线部队，应即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各守原防，停止前进，并不得向空隙发展。
二、共军立即解除对新乡、安阳、太原、大同、榆林之包围封锁，准许国军采购粮食及生活必需品。
三、国家海空军立即停止海上与空中之攻击行动，但空军之侦察及空中输送补给，海军之江海巡逻对各海港之输送补给，不受限制。又国军为防卫长江及海上之袭击，如发现共军集结渡江材料及运兵船队时，得采取自卫行动。
四、双方立即停止一切敌意宣传。
五、双方对于间谍之防范及维持后方秩序之一切行动，不受限制。
六、为免除误会与冲突，除另有协议者外，双方第一线交通通信之恢复，应俟另行协议，在停战期间暂不开放。
七、关于双方俘虏之交换，另行协议。
李宗仁、何应钦等经过反复研究所拟定的“和谈腹案”，实质上拒绝了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他们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过江，实现其“隔长江而分治”的梦想。“腹案”的两个关键点：（一）就地停战；（二）隔江而治，是蒋介石、李宗仁、何应钦的共同点，蒋介石是同意的。
李宗仁谋和背后的长江防守
蒋介石把李宗仁推出前台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用他与共产党进行和谈，以争取喘息的时间，准备凭借长江天险，重整军备，加强防务，待机反扑；而李宗仁在大唱“和平、和谈”高调的同时，也在暗中积极进行军事部署和准备。
3月31日晚，李宗仁在总统府设宴欢送以张治中为首的和谈代表团，宴会刚一结束，他就连夜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如何加强长江防线的守备力量。当时参加这一重要军事会议的宋希濂揭露说：
……宴会后，李宗仁在办公室召开了一个为时仅两小时的重要军事会议。参加者有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张治中、林蔚、萧毅肃（林、萧两人当时都是国防部参谋次长）、汤恩伯、王叔铭（空军副总司令）、刘士毅（总统府军务局长）、关麟征、宋希濂等共12人。会议讨论了下列三个重要问题：
第一，加强长江防务部署。由萧毅肃报告长江沿岸兵力部署概况后，会议责成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及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命令各部队严密防范共军南渡，并就海军沿江巡逻、空军分区侦察以及交通补给等问题，作了必要的决定。
第二，将驻新疆部队东调。国防部提出，认为战线过长，兵力不敷分配，新疆驻兵将近10万，在目前形势下，似无必要，建议将驻新疆部队的大部分东调。李宗仁、何应钦都表示同意，询张治中意见（张那时是西北军政长官）。张巧妙地答复说：“将驻新部队东调，我不反对，但路程遥远，无论是步行或车运，均不简单。最好由国防部电召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来京研商后，再作决定。”李宗仁接受张的意见，嘱国防部照办。
第三，10个美械师的分配。1948年蒋介石计划在长江以南地区重新编组起150万至200万军队，在各地设立了许多新兵编练司令部。当三大战役的序幕刚揭开时，蒋介石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多方面拼命作垂死挣扎。他于是年10月密派郑介民（国防部次长兼保密局局长）赴华盛顿接洽美援。郑介民在美国活动了一个多月，得到魏德迈等人的帮助，获得了10个师的美械装备（这是郑介民于12月从美国回来后当面告诉我的）。这些装备，于2、3月间陆续运到了上海及台湾等地。
这次会议上，白崇禧提出要求分配给他4个师的装备，说他在广西有几个新兵训练处，在武汉有2个新兵训练处，兵员已大部征足，亟待配备武器，进行训练。顾祝同则说现时全国设立的新兵训练处甚多，大家都要求领发武器，此事必须由国防部按照实际情况，统筹配发。白崇禧借此大发牢骚，说：“过去许多好武器，能打仗的部队不发，不能打仗的部队倒发了，结果都送给了共产党。现在局面弄到这个地步，你还想操纵把持吗？”顾祝同也不甘示弱，立刻进行反驳。一个坚持要4个师的装备，一个坚持不肯，相互间顶起嘴来，声音越来越大，意气愈来愈盛，弄得脸红脖子粗，大有互相辱骂甚至动武之势。……最后，李宗仁说了几句勉励的话，就散会了。从这个为时仅两小时的会议里，可以看出李宗仁高唱和平的假面具以及反动派内部狗咬狗的丑态。
北平第一次和谈
4月1日下午2时，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乘“空中行宫”号专机飞抵北平。成员有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刘斐、李蒸，顾问有屈武、刘仲容、李俊龙、金山和其他工作人员共20余人。秘书长卢郁文先一天到达。
这天，李宗仁、何应钦和立法委员们都到机场送行了。这些欢送者在心里希望和谈能够成功，能够得到一个“划江而治”的局面，这样就可以保住他们的利益不受到损害。
“天王号”专机在云海中穿行，张治中闭目坐在椅子上，他在心里想着李宗仁的一句话：“死马当做活马医。”
当飞机飞临北平上空时，黄绍竑提议：“在地面上游北平城不知有多少次了，但总没有从空中看得全面。我建议飞机在城上空绕一两个圈子让大家仔细看看。”
飞机在北平上空兜了一圈后，在西苑机场着陆了。一下飞机，只见迎接他们的人寥寥无几，经过介绍，才知道仅有中共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北平市副市长徐冰、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显然规格比较低。
张治中和代表们心里非常纳闷：“为什么周恩来没有来？”周是中共的首席代表，又与张治中的关系甚好，代表们在飞机上就认为周恩来一定会到机场来迎接的。
南京政府代表团被接到六国饭店（后改为国际饭店）下榻。
晚上，中共代表团代表周恩来、林伯渠、叶剑英、林彪、李维汉和聂荣臻，设便宴款待南京政府代表团全体人员。
饭后，周恩来与张治中进行了一次单独的谈话。
1949年4月1日，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前左三）、邵力子（前左五）等，乘飞机抵达北平，我党代表程子华、齐燕铭、薛子正等到西苑机场迎接周恩来一开始的态度就十分严肃，质问张治中：“你为什么在离开南京前到溪口去见蒋介石？”
张治中在周恩来的逼视之下，面对突如其来的一问，蓦然一惊，正想加以解释。
周恩来没等张治中多考虑，接着又说：“你这样做法，完全是为了加强蒋介石的地位，起了混淆视听、破坏和谈的作用，同时也充分证明了蒋介石所谓下野是假的，而实际上他还在幕后操纵控制。”
张治中没料到周恩来对他去溪口的反应如此强烈，仓促间反复解释：“我不能不去溪口，是我自己想要去的，既不是蒋叫我去，也不是李要我去。我所以想起要去，一则想到蒋虽然下野，实力还是掌握在他手上，我们虽然接受以毛先生所提出八条为和谈基础，但蒋究竟同意到何等程度，我不能不摸个底，才好进行商谈。二则蒋虽然不当总统，但还是国民党的总裁，我们6位代表除了章士钊，其余都是国民党员，也有义务去看望他，也不好全都去。我是首席代表嘛，只好我去了。三则近来京、沪间一些人纷纷发表言论，提出许多主张，给和谈制造障碍，我去溪口并且在回京后马上发表新闻，对这些人起到威慑作用。”
周恩来对张治中的解释并不满意，他说：“不管你怎么说，只能说明蒋还在操纵指挥，说明你们不要真和平，这种由蒋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周先生未免也太挑剔了吧，我去看蒋，这是我们国民党自己的事。”
“但这是影响国共和谈的事。这不能不使我们怀疑，你们要的是假和平。”周反驳说。
“我受李宗仁先生委托到北平来谈判，当然是为了国家民族实现真正的和平，而不是你们所说的假和平。”张治中说。
“今天在南京发生的流血惨案，就是证明。学生要求南京当局接受我们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何罪之有？……文白先生，在率领代表团来北平即将开始谈判时，发生这件惨案，不能不令我们怀疑南京当局和谈的诚意。”周的这番话使张治中无法回答，他表示要用电话联系，查明究竟。
双方情绪缓和下来，谈判进入正题时，南京代表拿不出正式方案。对此，中共早有所料，于是中共方面提议，用个别对话形式，听对方意见，5天内提出成熟的方案。
双方代表经过广泛、具体地交换意见，基本上摸清了对方的底，而中共方面起草的“和平协定”草案也基本就绪，并认为按前方的军情，谈判应加快步伐。
张治中同意如此安排。
此后，双方代表从2日至7日，继续个别谈话，交换意见。在此基础上，从4月8日开始，毛泽东分别会见国民党和谈代表。第一天张治中，第二天邵力子、章士钊，第三天黄绍竑、刘斐，第四天李蒸、卢郁文。
毛泽东接见张治中等人
4月8日，毛泽东在双清别墅会见张治中。
毛泽东一见到张治中，就满面笑容地同他握手说：“谢谢你，1945年到重庆时，承蒙你的热情接待。”
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张治中来去接送，举行欢迎欢送会，还把全家暂迁他处，将自己“桂园”和服务人员让给毛泽东使用。
双清别墅
这一天，毛泽东同张治中讨论了许多问题。
张治中问道：“如果组建联合政府，国民政府当将权力交给新政府吗？”
毛泽东说：“联合政府还不知何时成立，或许两三个月、三四个月都说不定。在这段时间，南京政府当照常行使职权。不要散掉了，不要大家都跑了，南京就散了。”
张治中说：“我们没有遵循孙中山先生的遗教进行建设，我们愧对国家，愧对人民。今后你们执政，你们怎么做，责任是重大的。”
毛泽东说：“今后，我们大家来做，是大家合作做的。当前最重要的是共同一致地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伟大的生产建设，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
4月10日，毛泽东会见了黄绍竑、刘斐。
当黄、刘乘坐的汽车来到双清别墅门前，毛泽东已站在屋门外的院子里等候。汽车一到，毛泽东便亲自来到汽车跟前，迎上来同两人握手。黄、刘二人见毛泽东如此诚挚热忱，以礼待人，不禁想起了昨天晚饭时，张治中对他们说的一席话：“跟毛泽东在一起，你就会懂得国民党的失败是应该的，共产党的成功并非偶然。”
毛泽东很亲切地问他们：“北平风沙大，气候干燥，你们两个都是南方人吧？过得惯不惯？听说季宽（黄绍竑号）先生心脏病犯了，要好好休息，莫累着了。”
黄、刘感谢毛泽东对他们的关心。
毛泽东又问：“季宽先生是广西哪里人？”
黄绍竑答：“广西容县。”
毛泽东说：“容者，宽纳博大之谓也。前天与文白先生谈，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可以不在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的名字。李德邻先生虽不是容县人，也不必计较个人的得失。”
毛泽东又转问刘斐：“为章先生，你是湖南人吧？”
刘斐说：“我是醴陵人，与主席是邻县，是老乡。”
毛泽东很高兴地说：“啊，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黄绍竑
黄、刘二人见毛泽东的态度很亲切、随和，顿释紧张。刘斐说：“蒋介石打不下去了，让李宗仁出来搞和谈。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和平是大势所趋。”
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是不愿意打内战的，发动内战的是蒋介石嘛。只要李宗仁这次诚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
黄绍竑说：“李德邻现在搞和谈，有许多阻力。背后有个蒋介石，德公什么事也做不了主。国民党的事都坏在蒋介石这个不学无术的人身上。”
毛泽东连连摆手，说：“不，不，蒋介石是不学有术哩，不过这个‘术’是权术的‘术’！”
毛泽东接着说：“不过，李宗仁确有难处，他现在是六亲无靠。”
黄绍竑和刘斐听毛泽东这样说，都来了兴趣，问道：“哪六亲无靠？”
毛泽东扳着手指对他俩说：“第一，蒋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帝国主义靠不住；第三，蒋介石那些被打得残破不全的军队靠不住；第四，桂系军队虽然还没有残破，但那点力量也靠不住；第五，现在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为了和谈，他不搞和谈，这些人士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诚心和谈，共产党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哩！”
毛泽东说到这里，起身在房中踱了几步，走到黄、刘二人面前说：“我看六亲中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只要你们真心和谈，我们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是守信用的。”
毛泽东与二人无拘无束地交谈着，一直谈到午饭开始。
在饭桌上，刘斐就自己疑虑的一个问题巧妙地问毛泽东：“主席，您会打麻将吗？”
毛泽东不明白刘的话中意思，如实地说：“晓得些，晓得些。”
刘斐接着又问：“您爱打清一色呢，还是爱打平和？”
毛泽东立即笑了，连忙说：“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
周恩来接见李宗仁
联络官黄启汉及黄的宁汉之行
4月3日上午，周恩来在六国饭店接见黄启汉。
周恩来对黄启汉说：“我们希望你回一趟南京，把我们的几点具体意见转告德邻和健生两位先生。”
黄启汉立即答应。接着周恩来说：“请转告他们：第一，在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暂不渡过长江；但和谈后，谈成，解放军要渡江，谈不成，解放军也要渡江；第二，白崇禧在武汉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应先撤退到花园（在汉口北）以南一线；第三，希望白在安徽让出安庆；第四，希望李宗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能够争取更多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留在南京更好。考虑到李的安全，他可以调桂系部队1个师进驻南京保护，万一受到蒋军攻击，只要守住一天，解放军就可以来支援了。”
周恩来的一席话，使黄启汉很感动。他于当天下午就乘飞机飞回南京。下午6时住进了傅厚岗69号李宗仁官邸。
李宗仁见到他后，问道：“北平的和谈情况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