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之中国青年和时代精神
——震灾中的思考
（2008年5月24日在一耽学堂的讲话）
将灾难转化为育人、治国的精神资源
“当今之中国青年和时代精神”是学堂主持人逄飞给我出的题目；而“震灾中的思考”是我主动要讲的。原因也很简单：这些日子，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一样，整个心都扑在“震灾”上了，我们所有的言说，所有的思考，都集中在这一点上了。这是此刻我们唯一愿意、甚至渴望彼此交流的话题。而且，正是震灾使我们对什么是“当今之中国”，什么是“当今之中国青年”，什么是当今的“时代精神”，以及“当今之中国青年”和“时代精神”应该建立起什么样的关系，承担什么责任，都有了新的认识。正像震灾中的幸存者，北川中学的高一学生贾国伟在他的日记里所说：“世界变了，原来的一切都变了”（见2008年5月20日《北京青年报》）。我们也都是幸存者，我们都有这样的“一切都变了”的感觉：世界变了，中国变了，我们彼此的关系变了，我们自己也变了，都要刮目相看了。在此之前，我们对世界，中国，中国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自己，都有过许多悲观的，甚至绝望的看法；现在，因为灾难，我们原来看不到的，忽略了的世界、中国，以及我们自己，人性中最美好的方面，突然呈现出来，我们开始目瞪口呆，继而被深深地感动了。
我们应该感谢的，首先是灾区里的受难者，是他们承受了这一切生命的苦难，正是他们在危难中表现出来的坚韧的生命力量，对生活的渴望，友爱与互助，奉献与牺牲，才激发了，点燃了全民族，全人类，以及我们每一个人，内心同样具有的爱与力量。一位网友说得好：真正的“英雄”是这些承受、“经历了磨难的人”，“他们绝不是等待别人怜悯的难民”，最终解救者是他们自己，而且也是他们拯救了我们这些早已麻木的，沉沦了的灵魂。一切“感恩和歌颂”只能归于这些受难者和“抗震救灾”的真正承担者。（何帆：《每一共同经历了磨难的人都是英雄》）
我自己在整个抗震过程中一直处于焦虑不安之中，我感到了自己的无力，甚至因此有愧疚之感。在这许许多多的人，都投入救灾行动中时，我特别感到了思想的无力；但我又不能放弃思想，这可能是我唯一能够做的，而且是应该做的。而因为思考，又带来了新的焦虑。昨天，我在报上看到了一篇《北京志愿者说》，说他“好害怕一件事情发生”：当“灾难过去”，“大家都回复正常作息”，会不会就忘记了这些受难的孩子呢？“我害怕他们已经被抛弃过一次了，他们不能承受再被忽略抛弃一次的二度伤害！”（2008年5月21日《北京青年报》）
我也有这样的恐惧，即灾难过去“以后”的恐惧。灾难毕竟是一个非常态的状况，人们最终还要回到常态之中；我的忧虑正在于，回到原来固有的生活里，我们会不会故态复萌，又恢复了那个自私的，颓废的自我，那种冷漠的，互不信任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样一种僵硬的，官僚化的，非人性，反人道的权力运作？……我相信这绝不是杞人忧天，因为我们体制的弊端依然存在，我们国民性的弱点依然存在。
这里，我想特别谈谈国民性的问题。是的，这一次抗灾，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国民性极其可贵的一面。这个民族有着一种难得的生命的坚韧力量。平时，看起来惰性很强，但凡有一条退路，就绝不思变革和前进，宁愿妥协，迁就，得过且过；但一旦到了危难时刻，就能突然爆发出一种自救的力量，即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或者叫“绝路逢生”。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经历了一次次民族危亡，而又始终不亡不倒，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个基本原因。这一次抗灾就是这样的民族精神的大爆发，是一次民族自救。但起之也速，退之也快，这一次抗灾，并不能自然地将我们的民族惰性消除，而这样的惰性发作起来，又会将我们国家，以及我们自己置于一个不死不活的状态。我常说，中国人可以共患难，却难以同富贵；别看现在全民同心同德，日子太平了，又会是窝里斗。然后再等待下一次危难中的爆发，再来团结自救。正是这样的循环，使我们这个民族，既不会垮，总在前进，但又极其缓慢，令人心焦，我们也就永远在“绝望与希望”的交织之中煎熬。
现在，我要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可能打破这样的循环，能不能把这次灾难的“非常态”中爆发出来的人性之美，人情之美，变成一种稳固的社会与精神的“常态”？我以为，这就需要作两方面的工作。首先是要作理念的提升，即把在抗灾中从人的生命本能中爆发出来的人性美、人情美，提升为一种新的价值观，新的伦理观，同时对我们原有的价值观、伦理观进行反思。但仅有理念还不行，必须要有制度的保证。也就是说，我们还需要将抗灾中所展现的政府和人民的新关系，提升为一种新的治国理念，并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同时也必须正视这次救灾所暴露的制度缺陷，为我们正在进行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四大改革提供新的推动力。这就是这十多天来，我一直在紧张地思考，并且想在今天和年轻的朋友们一起讨论的问题——
如何将灾难转化为育人、治国的精神资源？
这首先是我们这些幸存者的责任。大家不要忘了，我们这里所说的抗灾中所爆发出的所有的美好的东西，都是以数万人的死亡和数十万人的受伤为代价的，这是浸透了死难者的鲜血的。如果我们不珍惜，不把它转化为精神资源，将其遗忘，甚至成为自我炫耀的资本，那就是犯罪。
我还想强调的是，这样的讨论，也是我们“当今之中国”所急需的。记得我今年4月27日北大110周年民间纪念会上，就讨论过这样的“当今之中国最需要什么？”的问题。我提出了一个分析：当今中国，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进入小康社会，这是一个来之不易的巨大的成绩；但也就同时面临着这样一个摆脱了贫困，开始富裕了的中国，将向何处发展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当今之中国，正走在十字路口。我认为，在这样的转折关头，需要提出“四大重建”，即“制度重建”，“文化重建”，“价值重建”（它是文化重建的核心），“生活重建”。当时，我提出这个问题，许多同学都觉得过于宏观，并不能引起共鸣。但是，现在，经过这次地震的洗礼，我们再回过头来讨论这四大重建，就有了血肉的内容：在我看来，我们要将灾难转化为育人、治国的精神资源，其核心就是一个“价值重建”与“制度重建”的问题。
下面，我就按照这样的思路，来展开我的讨论。这是名副其实的抛砖引玉：我十分真诚和迫切地希望和年轻的朋友一起来思考和讨论；我以为，这是最初的激动过去以后，我们最应该做的工作。而且我所提出的一己之见，是不成熟的，有些问题我自己也没有完全想清楚，没有把握，需要讨论，欢迎质疑，我所期待的是一个集体的智慧，共同来思考和解决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讨论。
敬畏生命，一切为了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健全发展
这次抗灾，最为响亮，最激动人心，也最具有凝聚力的口号，大概就是“人的生命重于一切”。这里，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生命至上”的理念，强调的是人的生命价值的至高性与普世性。
所谓“至高性”，就是认定人的生命的价值具有绝对性，它高于一切价值，它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一切与之相违背的价值，都应该受到质疑。而我们这里，长期以来，却奉行着“为了某个崇高的目的，可以无条件地牺牲人的生命”的理念，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当然，人可以为了自己的信仰而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次抗灾中就有这样的牺牲，献身者应该为我们所崇敬。但是，这必须是发自内心的自主选择，其内在动因正是自我精神发展和完善的需要。这和外力的强制侵害与剥夺是不能混为一谈的。而且即使是这样，也是应该尽量地减少，不能轻言，更不能鼓励牺牲。我们必须将伤害人，特别是无辜的平民的生命的外加的战争，和对人实行肉体摧残和精神迫害的独裁专制，同时置于审判台上，就是这个道理，这是一个不能让步的底线。所谓“为了崇高的目的”的“牺牲论”之所以不能接受，还因为这样的“牺牲论”的背后，常常隐含着巨大的欺骗，因为所谓“崇高的目的”的解释者、宣扬者是那些自命“真理的掌握者，垄断者”的政客，或某个利益集团的代表；所谓“为崇高目的”而“牺牲”，其实是为这些政客，代表卖命。这样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年轻人对那些动不动就鼓动你们去牺牲的蛊惑，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人的生命至上，同时是一个“普世性”的观念。我们知道，人是分为群体的，不同地位，出身，经历，不同文化、教育背景，不同信仰，不同国家、民族，不同利益的人的群体，共在同一块土地，同一个地球，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冲突，是必然的；而要真正和谐相处，就必须有一个“最大公约数”，取得公认共通的价值。这次震灾中的全国、全世界的同一条心，启示我们，这样的普世价值，就是人的生命至上性。这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体会和体验：救助每一个遇难者的生命，在这一目标面前，原来存在的所有的分歧，论争，利害冲突，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因此，通过这次救灾，我们应该毫不含糊地将“敬畏和尊重生命”（也包括大自然的生命）作为一个基本的价值，普适性的价值确立下来，如一位作者所说，它应该成为我们共同的“信仰”（浙江会计师舒圣祥：《活下去，是有种信念》，载2008年5月17日《中国青年报》），并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生命是美丽的，活着真好”，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基本的，稳定的，不可怀疑，不能动摇的信念：前一段时间曾经出现的年轻人厌世、轻生的悲剧，再也不能发生了。
“生命至上”，这是一个总概念。它其实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需要作更深入的讨论和分析。根据在这次救灾中的观察，体验和思考，我觉得它至少有八个层面的意思。
第一，我们讲的“生命”，是有明确的指向的，就是具体的，一个一个的“生命个体”。到我写作本文时为止，我们从废墟里救出的六千条生命，是一个一个地救出的；我们说：“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指的也是一个一个的具体的生命；我们说“为人的生命负责”，其含义也是明确的，就是为“每一个个体生命负责”。这在救灾中好像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常识，但却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因为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是很少强调“个体的人”的，我们更重视的是家庭的人，社会的人，国家的人，这当然自有它的意义和价值；但它也容易造成对个体生命的意义、价值和权利的忽视和压抑。因此，鲁迅等先驱者在上一世纪初提出“个”的概念，在五四时期提出个性解放的观念，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权利，从此得到了确认。但在以后的中国历史发展中，却不断发生用抽象的群体价值、利益否认个体价值、利益的观念和行为的偏差。比如，“为人民服务”，至今也是我们的基本治国理念，这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对它的理解，在一些人那里，“人民”成了一个抽象的群体概念，就出现了“我是为人民服务，又不是为你服务”这样的误解。问题更在于这样的抽象的“为人民服务”，就很可能变成为自称“人民代表，公仆”的官员服务，那就变质了。而这一次，在救灾中，“为人民服务”，就成了实实在在地为每一个具体的生命个体，他们的生存、温饱、发展负责，这正是“为人民服务”的治国理念的正本清源。所谓“敬畏生命，关爱和尊重生命”，就是“敬畏个体生命”，它是必须落实为对每一个个体生命，每一个公民的尊重，关爱，具体服务的。不仅治国如此，我们每一个人对人的爱也必须落实为对一个个具体的人的具体帮助。
其二，关爱每一个生命，同时就意味着承认每一个生命都是“平等”的。这一次救灾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完全打破了原来的等级观念，即所谓“在灾难面前人人平等”。不分贵贱，贫富，不分职务高低，不分官员平民，我们一起受难，互助互救，共度艰难，共同承担生命的艰险，也共享生命的意义和欢乐。如论者所说，“生命的宝贵不因包含身份、地位在内的一切差异而区分，所有的生命都同等宝贵”（舒圣祥：《活下去，是一种信念》）。这样的“生命平等”的意识也应该成为一个基本价值理念，并成为我们追求社会公正与平等的基本依据。
其三，给最危急、最困难的，也就是最需要帮助的人以最及时的救助，这是这次救灾不言而喻的基本原则，它其实也是有着普遍意义的，就是我们关爱生命，首先是关爱弱者的生命，这也是五四时期的先驱者所提出的“弱者、幼者本位”的观念。有朋友提出“生命至上的理念首先要充分体现在孩子身上”（江苏市民尹卫国：《把教室建成庇护生命的坚固屏障》，载2008年5月18日《北京青年报》），这大概已经成为经历救灾以后的中国人的一个共识。因为孩子们在救灾中的表现，深深感动了每一个成年人。更因为这次灾难以血的事实昭示我们：社会体制的每一个弊端，我们成年人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都会以孩子的生命为代价。这是这次灾难给我们带来的“永远的痛”：震灾中，中、小学校舍房屋倒塌最多，孩子的牺牲最为惨重。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这些成年人，应该为此感到难堪和羞愧。人们有理由追问，并要求依法追查：这背后有没有腐败？人们也因此对这次震灾中的奇迹感兴趣：“刘汉希望小学”的教学楼居然屹立不垮，一查原因，就因为投资与建筑者十年前就确立并实行了这样的原则：“亏什么不能亏教育，一定要把好质量关，要是楼修不好出事了，就走人”。问题是，能不能把“亏什么不能亏教育”作为治国的基本理念，把“谁在教育上出了问题，就罢官，走人”成为一个制度，真正把教育置于今后中国整个国家、社会发展首要的，绝对“不能亏”的地位，不仅在理念上，更在制度上得到保证，这是我们在救灾以后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在座的诸位义工、志愿者也需要重新来认识我们已经作、还要继续作的支教工作的意义。在我看来，“关爱孩子的生命”应该成为义工、志愿者的一个基本理念。
其四，在救灾中人们关心和考虑的，不仅是孩子现实的生命存亡和温饱问题，还有他们今后一生的长远发展。这也有普遍的意义。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生命”不只是生理意义上的肉体生命，更是一种精神生命。这次救灾，不仅医治伤病，也注重心理的治疗，就表现了这样的对人的生命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关怀。这背后的理念，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是人的生命的健全的发展，即鲁迅所说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我们所说的人权，生存权、温饱权和发展权，是缺一不可的。这次震灾所突现的，就是这三大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