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问题，我们对就业问题的看法，应该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我们常说未来社会是一个知识社会，信息社会，这个社会有什么特点呢？就是职业转换很快，很少有固定一个职业的人，因为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知识的发展，不断有一些新的专业、新的课题、新的职业出现。这使得每个人必须不断变换自己的职业、自己的社会角色，这是现代知识、信息社会的一个很大的特点。这和我们那时候不一样，我们那个时代分配到哪里，就永远不动了，一辈子做这个事儿。现在不行，它是不断变换的。你们可以问问蔡恒平这些师兄，他们从北大毕业以后换了多少职业。他们现在的职业所需要的知识、技能，都不是在北大学的，但北大训练了他的基本观念，能力，他们就能不断地变换自己，适应社会发展和自我发展的变化着的需要。这就是说，未来的知识社会、信息社会对人才是有自己的要求的，简单地说，它要求两种能力，一方面，应变能力要强，一方面创新能力要强，这是新的人才观。如果你过早的只顾及某一个职业，某一方面的训练、过分狭窄的训练，就不能适应未来的竞争。未来社会的竞争，是一个素质的竞争，一个学养的竞争，一个创新能力和应变能力的竞争。因此仅仅从就业的角度来考虑，也应该为自己设计一个全面的发展的规划。在我看来，大学里，除了我刚才说到的一些精神层面的问题、要成为现代公民之外，至少应该具备三大能力。一个是终身学习的能力，这里包括中外语言的听说读写能力，还有利用文献、工具书等能力。第二，研究能力，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实验、计算的基本方法和能力。第三是思维能力，具有开阔性、广泛性、创造性、批判性和想象力的思维能力。具备了这三大能力，你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就强了，可以不断变化自己的工作和社会角色，这才是未来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如果大家放弃这一点，只一味追求眼下的市场需求，把自己的视野、知识面、能力训练弄得非常狭窄，那么即使取得了一时之效，可能找到了一个工作，但是底气不足，在持久竞争中迟早要被淘汰。所以我要提醒在座的诸位，你们已经吃够了应试教育的苦了，在应试教育之下，你们的学养、素质已经非常的狭窄了，如果在大学里再浪费大好时光，再只关注一些眼前的利益，而忽略对自己长远发展的培养，那你是目光短浅，你要抱恨终生。第四个方面，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具体技能培养的问题，但我觉得只要在工作之前进行训练就行了，大家必须建立终身学习，终身进行职业技能培训的理念。具体的培训是可以通过训练班来解决的，不是在大学里来解决的。大学适当开一点这种课我也不反对，但大学主要的，我想还是我刚才所提到的两方面的发展，一个是作为人的现代公民的全面发展，一个是基本能力的培养。否则的话，眼光狭窄地把我们的大学办成一个职业培训班，那可能再度耽误大家，而且可能整个地耽误我们国家民族的发展。这是我去年感到沉痛的第一条新闻。
大学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人才尖子？
第二条新闻也让我吃了一惊。说新生未入学，家长和学生就忙成一团，通过一切途径，找各种关系以求打点，照应。据说很多大学生，还没上大学，就开始打听，大学英语课，是某某老师教的？哪个给分数高？团委和学生会哪一个比较有前途？评奖学金是不是只看成绩还要在学生会混得很好？还没进学校就开始打听这些消息。据说有一个没有正式报到的新生，把学校里主要领导、团委书记、班主任都摸得清清楚楚。这真让我目瞪口呆。公关思维、搞关系思维，已经渗透到大学一年级学生中，这是不能不引起警戒的。
因为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和我们北大是有关系的，人们经常说北大是全国的尖子的集中地，北大要培养尖子，要培养精英。我自己并不一般地反对精英，但是就我个人来说，我更重视非精英，更重视普通的学生。正像鲁迅所说，可能有天才，但是没有泥土就没有天才；而且，“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但是像北大这样的学校，培养精英是无可厚非的。我们现在需要讨论的是，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精英，或者我们每个同学要把自己培养成为什么样的尖子？这个问题是更加重大，也许是更加严峻的。
我现在恰好对这些尖子学生非常担心——当然不是全体——但是相当一部分尖子学生，也包括北大的尖子，让我感到忧虑。在我看来，真正的精英应该有独立自由创造精神，也是上次我在北大中文系演讲时所提出的，要有自我的承担，要有对自己职业的承担，要有对国家、民族、社会、人类的承担。这是我所理解和期待的精英。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教育，特别是我刚才说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出一批我所概括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谓“绝对”，是指一己利益成为他们言行的唯一的绝对的直接驱动力，为他人做事，全部是一种投资。所谓“精致”指什么呢？他们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养，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他们惊人地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体制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坦白地说，我接触了很多这样的学生，甚至觉得这都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典型，是可以作为一种文学的典型来加以概括的。下面就是我的文学概括，并不具体指某一个人。比如说吧，一天我去上课，看到一个学生坐在第一排，他对我点头微笑很有礼貌，然后我开始讲课。在一个老师讲课的时候，他对教学效果是有一些期待的，讲到哪里学生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等等。因此，我很快就注意到，这个学生总能够及时地作出反应，点头，微笑，等等，就是说他听懂我的课了，我很高兴，我就注意到这个学生了。下课后他就迫不及待地跑到我的面前来，说“钱老师，今天的课讲得真好啊！”对这样的话，我是有警惕的，我也遇到很多人对我的课大加赞扬，但我总是有些怀疑，他是否真懂了，不过是吹捧而已。但是，这个学生不同，他把我讲得好在哪里，说得头头是道，讲得全在点子上，说明他都听懂了，自然也就放心，不再警惕了。而且老实说，老师讲的东西被学生听懂了，这是多大的快乐！于是我对这个学生有了一个好感。如此一次，两次，三次，我对他的好感与日俱增。到第四次他来了：“钱先生，我要到美国去留学，请你给我写推荐书。”你说我怎么办？欣然同意！但是，写完之后，这个学生不见了，再也不出现了。于是我就明白了，他以前那些点头微笑等等，全是投资！这就是鲁迅说的“精神的资本家”，投资收获了我的推荐信，然后就“拜拜”了，因为你对他已经没用了。这是一个绝对的利己主义者，他的一切行为，都从利益出发，而且是精心设计，但是他是高智商，高水平，他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我能批评他吗？我能发脾气吗？我发脾气显得我小气，一个学生请你帮忙有什么不可以？这个学生有这个水平啊。但是，我确实有上当受骗之感，我有苦难言。这就是今天的北大培养出来的一部分尖子学生。问题是，这样的学生，这样的“人才”，是我们的体制所欢迎的，因为他很能迎合体制的需要，而且他是高效率，高智商，可怕就在这里。那些笨拙的、只会吹牛拍马的人其实体制并不需要，对不对？就这种精致的、高水平的利己主义者，体制才需要。这样的人，正在被我们培养成接班人。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我最担心的问题。我讲这番话的意思，也不是要责备他们，这也不是这些学生本身的问题，是我们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所培养出来的，这是我们弊端重重的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结出的恶果，这是“罂粟花”，美丽而有毒，不能不引起警觉。
我今天讲这番话是希望在座的同学，你们应引以为戒，并且认真思考，自己究竟要追求什么，要把自己塑造成什么样的人才？不要只注意提高自己的智力水平，而忽略了人格的塑造。这样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的问题的要害，就在于没有信仰。没有超越一己私利的大关怀，大悲悯，责任感和承担意识，就必然将个人的私欲作为唯一的追求，目标。这些人自以为很聪明，却恰恰“聪明反被聪明误”，从个人来说，其实是将自己套在“名缰利锁”之中，是自我的庸俗化，而这样的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其对国家、民族的损害，是大大超过那些昏官的。而我们的大学教育，我们北大的教育，培养出这样的“尖子人才”，就不仅是失职，那是会对未来国家、民族的发展带来不可预计的危害，从根本上说，是犯罪的。问题是，我们的教育者对此毫无警戒，而我们的评价、选才机制，又恰恰最容易将这样的“有毒的罂粟花”选作接班人。在我看来，这构成了中国大学教育，特别是北大这样的重点大学至今未引起注意的重大危机。我个人，退休以后，在一旁冷眼观察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北大的教育，最感忧虑的就是这个问题，但我一直没有机会提出来。因此，我要感谢今天的座谈会能让我说出自己郁结已久的焦虑。
好像我说得实在太长了，这一番又是梦话，又是忧患之词，就此打住吧。谢谢大家！
（2008年5月19日在《我们社》同学的录音稿基础上整理，略有发挥。
学术研究的承担
（2008年4月1日在北大中文系研究生班上的讲话）
去年我也是在中文系做了个演讲，讲《民国那些人》那本书，讲了“承担，独立，自由，创造”八个字。现在我把其中的一些讨论再作一点发挥，集中讲一讲“学术研究的承担”问题，副题是“我所理解的学院派研究”。
我所理解的学院派，应该有三承担。
首先是自我承担。费孝通先生曾将他和他的老师潘光旦先生做了一个比较，并说了一句很好的话：“我们（费孝通）这一代，比较看重别人怎么评价自己，而老师看重的是对不对得起自己”。搞学术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自己要对得起自己，你的自我生命能不能在学术研究中得到创造、更新，是否有意义、有价值。不要太在乎别人怎么评价自己，更应该不断追问的，是学术研究跟我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它是外在于我的生命的还是内在于我的生命的？能不能在学术中得到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这是更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今天提出来，是有着它的特殊意义的。我们不必回避，学术也可以是一种谋生手段，毕竟像鲁迅所说，第一是生存，第二是温饱，第三才是发展。在我们的现行体制下，在你成为副教授之前，谋生是主要的。我要提的问题，是在生存、温饱基本解决“以后”，用我们通常的说法，就是达到小康，做到了衣食无虞“以后”，我们应该做怎样的选择？
这是当下中国大学里大多数教师、学者都面临的选择，因为经过这些年的改革开放，大学教师、学者的生活状态，也包括研究生的生活，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善，已经不是我们读研究生时的八十年代初、中期那样，“搞导弹的不如买鸡蛋的”，而是完全倒过来，而且二者的距离越来越大了。也就是说，我们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现在，我们已经具备了基本的，甚至是高于国民平均水平的生活和研究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进一步追求什么？你的学术研究对于你意味着什么？
应该说，现在依然有许多大学教师、学者将学术研究作为谋生的手段，不过，现在的“谋生”要求就更高了，已经不是“一间屋，一本书，一杯茶”（这是我们八十年代的奋斗目标），而是几套房子，豪华享受了。在为数不少的人那里，学术是一个谋取更大更高更多的名和利的工具。这就是我经常所说的，这些人开始的时候，下了一点苦功夫作学术研究，因此也获得了一些学术成绩与相应的学术地位，于是就利用这些学术“老本”，最大限度地获取最大的利益：政治、经济、学术的利益。这样的学术研究的最大利益化，学者自身也利益化，功利化了，整天混迹于官场，商场，娱乐场与名利场，不仅成了鲁迅说的“无文的文人”，更成了“无学的学者”。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些“学者”这样的选择，是得到现行体制支持，甚至是鼓励的：只要你听话，一切都向你开放，要名有名，要利有利，而且已经制度化了。这就是我在好多场合下，都谈到的“新的科举制度”。总之，就是“请君入瓮”，或者叫“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就有了被体制收编的危险。本来，名利之心，人皆有之，只要是以诚实的劳动（包括学术劳动）去获取名和利，追求生活的享受，这都无可厚非。问题是，这背后有一个陷阱，体制设置的陷阱，当你将获取名和利，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唯一动力，最高目标，而且这样的追逐名、利的欲望不加节制，你就必然地被体制收编，最后，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你就是“学官”、“学商”、“学霸”（学术权力的垄断者），而不是“学者”了。这时候，你什么都有了：名有了（数不清的头衔），钱有了（数不清的灰色收入），更有了势力（数不清的门徒，哥儿们），但就是没有自己了：完全走到自己当初追求的反面了。这时候，你看重的，就是“别人（官员，“学术界”）怎么看你”，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你的地位，利益，而不再考虑是不是“对得起自己”了。前不久曾引起轰动的那位人大教授，因为别人对自己的学术提出批评而失态，其潜在心理，就是太看重“别人怎么看自己”，于是就作出了“对不起自己”的蠢事。这其实是当下大学教育界，学术界追名逐利，以至竞相被收编之风的一个变态表现。
我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学术研究对我们自身生命的意义”的问题。这是另一种选择，当我们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就应该淡泊名利，追求简单的物质生活，丰盈的精神生活，回到人的本性上来——人在本质上还是精神的动物。作为学者，就要回到学术本来的意义上来。学术研究，本质上是一种精神劳动，它的意义与价值——无论是社会意义和价值，还是对学者自身的意义和价值，都是精神层面的。关于社会意义和价值，我在下面还要谈，这里要说的，是我们自己能不能从学术研究中得到生命的快乐、意义和价值？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关于劳动的说法：这个劳动是外在于你的，还是内在于你的？是否定你自己，还是肯定你自己？是使你感到不幸，还是幸福？你的精神力量是不能发挥的，还是自由自在的？马克思把前一种劳动称为“异化劳动”，后一种是“自由劳动”。在我看来，在我们具有了基本的生存和学术研究的条件以后，就应该从“名缰利锁”中解脱出来，使我们的学术劳动成为一种“自由劳动”，成为我们内在生命，精神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