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另一个角度看，“传播爱心”的任务和功能，也内在地决定了义工（志愿者）的本质本性：它的一切都必须从“爱心”出发，每一个义工都是出于发自内心的“爱”——对社会，对他人，对被救助者的爱，来参加救助活动的。这样的“爱心”是内发的，不是强加的，也不是因为受了诱惑；是不求偿报，不带任何功利目的的：这样才会是真正“自愿”的。离开了这样的内发的、无功利的爱心，义工的公益活动，就会走样。这正是许多义工所警惕的：“掺杂了太多的功利的东西，‘公益+文化’的理念就会变质”。范英梅（北京）：《个人心理感受与事后思考》。一位义工在谈到“看到身边不少同学参加公益活动只是为了争名夺利”时，更是无法掩饰他内心的担忧。林清洁（福州）：《活动纪实》。而且这样的担忧是有道理的，我在一篇文章里，就说过，当志愿者成为一种力量，一种时尚时，就会有被控制，被利用，被掺假而变形变质的危险。因此，越是在发展条件比较好的时候，越要坚守自己的本性：自愿性，民间性，而这样的自愿性、民间性的基础，就是每一个义工的“爱心”。参看钱理群：《我的两个提醒》，文收《致青年朋友》。
（四）新一代的理想主义者
义工都是理想主义者：这也是我们必须坚守的志愿者的本质与本性。
我多次说过，自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老理想主义者，我和一耽学堂和其他志愿者组织的年轻朋友的交往，也包括正在写的这篇文章，都是新、老理想主义者之间的对话。而且我总是在思考新、老理想主义者的相同与相异。这也是我在读这本《汇编》时的一个特别关注点。于是，我注意到了参加这次救助活动的义工们的如下自白——“要永远保持这样一种底层关怀、平民视角，保有这样一种行动的勇气和韧性”。
“相信并敢于自己去行动，去面对这个社会，并着重这种点滴的力量”。以上两段话都见于刘晨（昆明）：《谁是最需要帮助的人？》
“从身边小事做起，从心源出发，从生活中得到锻炼，自我升华，体味生命”。孙丽烨（石家庄）：《活动纪实》。
这里所说的“面对现实”，“底层关怀”，“平民视角”，“行动勇气和韧性”，大概是新、老理想主义者的共同点，这里或许存在着某种精神的传承，人们比较容易注意，这里就不再多说。
我要讨论的是，尽管“从身边小事做起”，“着重点滴的力量”，追求“自我升华”，也同样是新、老理想主义的共同点，如我多次说过的，鲁迅（在我心目中，他是最大的理想主义者）就最重视“从小事做起”。但像我这样的老理想主义者，还受过革命的教育，就有着另外一些也应该说是理想主义的（或者说是乌托邦主义）的信念与追求。这是和今天的新理想主义者大不相同的。主要有三点。
首先，我们相信并追求“彻底地，一劳永逸地”消除社会弊端。因此，我们期待革命，而且是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旧政权，相信在一个新政权下，可以通过“不断革命”来“消灭”一切不符合我们理想的“旧事物”（实际上也要同时“消灭”一切“旧人物”），以建立一个绝对理想的，纯净的，无弊端，无缺陷的“新社会”。总之，我们追求“彻底”，就拒绝一切“点滴”的改良；追求“一劳永逸”，就拒绝逐步的，“渐进”的改革。历史已经证明，这样的“彻底革命”的“理想”之路，不仅是一个不可能真正变为现实的乌托邦，而且它的现实实现却是新的屠戮，新的专制。这样的由“理想主义”向“专制主义”的转化的历史教训，是新一代的理想主义者必须吸取的。
其次，我们把一切希望都放在“未来”，“明天”的“理想世界”，并且信奉这样的“革命伦理”：为了美好的明天，我们必须无条件地牺牲今天。
其三，我们还相信，为了美好的理想，必须无条件地牺牲自己。而历史却证明，这样的“牺牲观”最容易受骗，被利用，并且常常被引导在“革命理想”旗号作出许多违心的事情。这样的教训，也是不能忘记的。
历史的进步，已经使新一代的理想主义者，在继承前辈理想主义者的传统的同时，还能吸取我们的教训，作出新的选择：坚持和平、渐进的改革，“着重点滴的力量”，“从小事做起”；从改变现在做起，不仅追求美好的明天，更追求美好的今天；把关爱他人和发展自己结合起来，救人与救己结合起来，在参与公益事业中“自我升华，体味生命”，实现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我想，这大概就是这次春节临时救助活动，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
2009年4月11日—12日
奥运会后的思考
（2008年9月24日在北师大的演讲）
今天是我今年第二次来北师大演讲，上一次是6月7日，讲《震灾中的思考》。——讲稿已经整理出来，收在我今天带来的新书《致青年朋友》里，没有听过而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奥运会后的思考》。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正是2008年中国，以至世界的两件大事。我已经说过，2008年在中国，以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史上都将留下印记。而其中最大的亮点，有两个：一是志愿者的表现，二是80年后、90年后的年轻人的表现。甚至可以说，正是通过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中国的志愿者与年青一代，为国人和世界所瞩目，从此登上了历史舞台。
我自己也在这一过程中，受到了许多的启示，从志愿者和年青一代的表现中吸取了许多力量。同时，我也在紧张地思考——这是我的习惯，也是责任。今天就是来和诸位交流这些思考。许多想法都是不成熟的，有些问题我自己也没有想清楚，可以讨论，也欢迎质疑。还是我在《致青年朋友》这本书里多次说过的：我姑妄说之，诸位姑妄听之，然后，自己思考，自己发言。
奥运后所提出的问题
我还是从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的关系说起。这两大事件有相似之处，也有区别。
汶川地震是突如其来的大灾难中又爆发出人性的力量，国民精神的力量。在这里，灾难的沉重、可怖和人性的美好并置，同时呈现在国人和世人面前。而灾难所呈现的，如一位作者所说，是“中国发展滞后地区的贫弱”，但就在这极度贫弱中爆发出了极其丰厚的精神力量，这就更让人们感到震惊。
而北京奥运，则是用大量的金钱投入、现代科技和高效率的管理机制，以及志愿者的参与所合力打造出的“盛典仪式”，是一次“豪华中国”的集中展示，它所展现的，实际是“中国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它和汶川地震所展示的“发展滞后地区的贫弱”，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正是反映了当今中国的真实。也就是说，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都从不同的层面反映了中国的真实。
奥运会所集中展现的，是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成就，科学技术成就，并且通过运动员、志愿者的出色表现，展示了中国国民，特别是年青一代精神面貌的积极方面。而奥运会的三大口号：“人文奥运，绿色奥运，科技奥运”，则展现了未来中国发展的某种可能性，即成为一个经济发展，科技发达，同时又注重人文精神与生态平衡，注重继承传统又向世界开放的现代国家。当然，这还是可能性，是我们要努力实现的目标，某种程度上又可以看作是执政者对国民的一个承诺，要真正和完全变成现实，还有许多的路要走。——以上四个方面，应该说都是反映了当今之中国的真实的。
但是，奥运会似乎还有另外一面。于是，我注意到了《南风窗》2008年16期的一篇文章：《奥运三章》（作者：庄礼伟），作者有一个分析，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他提出了一个“电视屏幕中的奥运会”的概念，提醒我们注意：大多数人，也包括我在内，都是通过电视屏幕来了解、体认奥运会的。这就有许多可琢磨之处。首先，现场中许多不完美、不方便之处，比如那么多安全措施，喇叭指令，拥挤，暑热和长时期的等待，等等，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优美的画面行云流水般滑过，喜庆或者激昂的音乐强化着视觉的冲击，民众的笑脸和泪水澎湃着观众的心情，屏幕上的一切都那么美好和有说服力，让观众幸福并且信服”：这就是所谓“盛大公共仪式”的效应。不能否认它的真实性，但已经是经过艺术选择的真实，是有别于生活原生态的真实，有所突显，又有所遮蔽。
或许还有更大的遮蔽。文章作者又引入传媒理论中的“仿像世界”的概念。所谓“仿像世界”，就是“通过科技手段构建并经由受众意念活动所产生的一种可能替代现实世界的‘现实世界’”。它有三个特点：第一，尽管是“仿像”，它还是反映了部分的真实；第二，它是一个“人工的世界”画面，是通过艺术和技术的手段来达到某种意识形态的灌输，和现实世界是有差距，有遮蔽的，它有可能减弱受众与现实世界的联系；第三，它又是受众、观众所愿意的，因为他们也期待这样的既真实又梦幻的世界，以获得情绪的发泄，精神的按摩和抚慰。在生活中越是受压抑的人越是期待于此。这是政治需要（凝聚人心，制造“想象共同体”）和民众精神需要的一个巧妙结合。
作者还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分析：“愤青就是沉浸于仿像世界里的一种生物”，“例如他们的战争观念主要来源于电视屏幕中战争电视剧的熏陶。场面的宏大快意，梦想成真且不说，悬殊的敌我损伤比例也让愤青们会觉得战争是一种很值得一试的对外关系的手段，对战争真实记忆的缺乏，使得对战争及其结果的浪漫想象得以建立”。——我现在所担心的是，对于一些在城市里长大，不太了解中国底层社会的青年，如果他们凭借“电视屏幕里的奥运”，以及某些媒体意识形态宣传去想象中国，把“仿像世界”看作是“现实世界”，真的以为中国已经是“太平盛世”，不仅是“奥运强国”，而且是无敌天下的“世界强国”，要去主宰、拯救世界，未来的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陷入这样的“盛世仿像幻觉”、“大国仿像幻觉”，是会妨碍我们正视中国的问题的。在这个意义上，将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联系思考是很有必要的：欣赏北京奥运，不要忘了汶川地震；瞩目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的豪华，不要忽视发展滞后的农村和落后地区的贫弱。
事实上，在奥运、残奥会期间和之后，中国仍然发生了许多灾难：攀枝花地区的地震，始终没有停止过的矿难，还有最近的所谓“泥石流”灾难，三鹿毒奶粉事件（据报道，三鹿董事局去年12月即得知奶粉有毒，8月2日才上报所在地区领导，又压到残奥之后才向社会公布），这都说明中国并不“太平”，所谓“盛世”底下，有着无尽的灾难和苦难，有着巨大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以及社会和体制的腐败，所谓“大国崛起”还只是一些人的愿望。当然，我们也不会因此否认奥运会所集中展现的已经取得的成就。中国有进步，但问题多多，距离奥运会所激发起来的“中国梦想”，还很远很远。其实，我在汶川地震以后，就说过，不能把2008年所发生的一系列灾难，突发事件，看作偶然，而应该将其视为“常态”：“我们从现在起，应该有一个新的觉醒，要在思想上做好准备，中国，以及世界，将进入一个自然灾难不断，骚乱不断，冲突不断，突发事件不断的多灾多难的时代”，而这样的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将主要由中国的年青一代，80年后、90年后的诸位直接去面对，直接去参与，直接去承担。
同时，大家不要忘了，我们这些北京的大学生、志愿者都是幸运者，得以在奥运会上向国人与世界展现我们的风采。有一篇文章将在座的诸位，称作“青年中的精英”，并且提醒说：“当聚光灯照射着这些青年精英的时候，另一部分生活在灯影背后的青年，此时此刻，或许正在为生存而挣扎努力，没有机会参与奥运会，他们同样是真实的中国的一部分。奥运的宗旨是实现没有任何形式的歧视，如何让这些灯影背后的青年也能不受歧视地，公平地分享奥运精神和这个社会的成长，是有机会参与奥运的青年精英们和这个国家的使命”（朱学东：《青年与奥运》，载《南风窗》2008年16期）。
汶川地震是一次突发的自然灾难，是一个“非常态”；在汶川地震后，我提出的问题是：“能不能把这次灾难的非常态中爆发出来的人性之美、人情之美，变成一种稳固的社会与精神的常态？”奥运会也是一种“非常态”，与汶川地震是大自然的主宰不同，奥运会的非常态是我们主观创造的全民狂欢节，是对日常生活节奏的有意打破，让我们在日常生活的平庸中享受一次“豪华筵”，视觉、听觉，情感、心理的豪华筵，在日常生活的压抑中得到一次发泄与释放。但奥运之后，一切都要恢复常态，回到日常生活中。这里，就有了三个问题。
第一，如何使在这次举世瞩目的狂欢中，我们所爆发出来的内在的最美好的人性、人情，所内蓄的力量，我们青年精神、国民精神积极健康的一面，成为一种精神常态？这里的关键是要作理性的提升，提升为新的价值观，伦理观，生活观，同时对我们原有的观念进行反思。
第二，由于奥运会是一次自觉的动员和组织，我们甚至是采用了一种“战时体制”，进行大规模的动员和组织。“一切为了奥运，一切为奥运让路”，不计一切代价，不惜一切牺牲，甚至限制一些人的自由，创造了非常时期，非常态的“奇迹”，比如，控制交通的奇迹，控制气候的奇迹，社会治安的奇迹，等等。问题是，在从“战时体制”回复到“日常体制”以后，这样的奇迹，其实是健全社会必须达到的目标，怎样才得以延续下来，成为生活的常态？事实上，两个奥运刚刚结束，北京就面临着交通拥挤的问题，还有北京的污染，就更令人担忧。这就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如何不用采取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而用正常手段来达到北京奥运向全世界，更是向中国老百姓承诺的目标，比如作为“绿色奥运”重要内容的降低空气污染的指标，“人文奥运”的保障公民权利的指标？有些奥运特别的规定与指标，比如划分一定的游行示威区域，新闻报道、采访的一定程度的开放透明，能不能也成为常态？在这些方面，都存在理念、宣言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为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有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必须加快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体制改革的步伐，这也是奥运以后所提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