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突围与观念的回归是这部著作的突出特点。而在具体行文中，本书体现出来的方法论特色主要有：第一，有意识地运用比较诗学的方法。将加缪的文学思想置于20世纪文学史、政治史、思想史的视野中加以考察，在一个宏观的视野中审视加缪文学思想的来源、特质与局限，并且有限度地突出对加缪与基督教、加缪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加缪与萨特之间思想关系的评述。由此，在具体的比较过程中，不仅使加缪的文化意义得以明晰化，而且在他的思想参照下，也使消费时代里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得以明确化。从而为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确立新的思想平台，在一定程度上拓展审美现代性研究。
第二，落实具体的文本分析。拒绝“理论主义”的书写窠臼，强调对研究对象感同身受式的体验，努力驾驭一种人文主义的写作风格。这里所谓的“理论主义”，并不是对某种思想体系的命名，也不是对特有艺术流派的发现，而是对当下学术研究中存在之问题的把握，其基本特征是：膜拜逻辑而非生活，依赖理论而非经验。毋庸讳言的是，这一运作模式已显出了明显的弊端——不仅制造了太多的学术泡沫，而且正在危害我们感官系统的健康。而借助对加缪一系列作品的体贴式阅读，我的潜在目的正在于，挑战这一流俗的学术路径，提供一种面向个体经验的研究个案，致力于把握新的思维范式，借以审视文学理论与生活经验的关系、文学研究与文化语境的关系，突出文学研究的实践性品格。
第三，尽最大可能吸收相关的中外文献，在消化的基础上批判地继承，将厚实的文本考证与缜密的抽象思辨结合起来，力求对这一重要的学术问题作出有理有据的分析、定位与结论。众所周知，理性对这个世界而言意义重大。人类根深蒂固的好奇心无一不是通过对“是什么”与“为什么”的追问加以解决的，人类无可名状的理解冲动无一不是借助对“从何处来”与“到何处去”的追问得到回答的。因此，必须珍惜以追求智慧为方式、以认识世界为目标的理性。简言之，理性是人的本质特性之一，是能够体现人之尊严与价值的最内在标志。如果漠视了理性的声音，关于文学艺术的思考不仅只能在话语符号之间飘荡，而且还会失去人之所以为人的存在根据。在这个意义上，关于加缪的研究不仅要从方法论上遵循理性的要求，而且在思想目标上也要强调理性的重要。最终，通过对加缪写作旨趣的考量，回归生活世界，弘扬文学写作中值得珍视的关怀生命的优良传统。
三
关于主题与方法的表达到此为止，它们会在接下来的篇幅里得到更为具体的呈现。为了阅读方便，这里先叙述一下本书的基本线索：
加缪的思想世界第一章以“自杀，或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为题指出，作为一个关注现代人生存处境的思想家，加缪对于自杀问题有自己的见解。他拒绝把这一沉重而严峻的问题简单地归结为一种社会学或精神医学的关怀对象，而是毫不含糊地从哲学层面加以分析与考量，从而显出一种不为俗见所囿的理智与清醒。通过对其分析逻辑、主要观点以及思想源泉等三个方面的分析，笔者认为，加缪关于自杀的思考是一个从荒诞出发的旅程，自由、反抗与激情是他所认为的荒诞的三个结果，而承受荒诞、拒绝自杀和反抗绝望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必然选择。而在加缪的思考过程中，希腊悲剧精神、基督教救赎信仰以及变幻的时代风云共同构成了其思想底色。
加缪的思想世界第二章延续前文对《西西弗神话》的深层解读，除了进一步指出这部散文经典的核心是对“荒诞感”的体验与把握，是对另一种较为真实的存在的忧思之外，还重点分析了加缪笔下的三种“荒诞的人”：唐璜、演员与西西弗。依照加缪的细致诠释，如果说“唐璜”是爱欲的象征，而“演员”的荣耀令人心碎的话，那么“西西弗”留给世界的背影却苍凉而执著。在此基础上，加缪得出了一个令人振奋的结论：从荒诞感出发的现代人，不必选择自杀这一穷途末路，亦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对于这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的结论，无论我们是否能够接受，笔者相信，有一点是肯定会被认同的：作家所直觉到的荒诞人与现代人的本质关联，是其哲思的主要贡献。
加缪的思想世界第三章同样是本书的核心内容之一。通过对加缪著名小说《局外人》的分析，笔者发现，在加缪的文学世界里，“人”常常呈现出一种与“现实”格格不入的状态。比如，无论是在他所着力塑造的默尔索等人物形象身上，还是在他始终念念不忘的爱琴海上的耀眼阳光之中，我们都可以毫不费力地感受到一种人与世界之间的顽固而恒久的陌生与疏离。这显然与他的文学观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在加缪看来，文学存在的目标是为了纠正现实的“行动”。而所谓的“纠正”不仅指借助沉思生存真相来肯定、赞扬和完善生命，而且还需要一种“转回身说‘不’”的勇气与力量。换言之，加缪以诗学的方式举起的，其实是一面“反抗”的旗帜。在一个严峻的时代里如何“做人”，是他的一系列作品的共同主题。它们以现实为题材、以“我反抗，故我们在”为旗帜，在反思唯美主义与现实主义美学的基础上，将作家的文学写作与对生命意义的追问紧紧联系在一起，不仅回应了“荒诞之后”的价值选择问题，而且鲜明地张扬着一种“反抗的诗学”。
加缪的思想世界第四章的内容如其题目所示，是以加缪的戏剧代表作《卡利古拉》为例，分析现代人的自我边界与自由困境。笔者认为，在《卡利古拉》中，加缪借助对现代启蒙的反思，讲述了一个由自我发现、自我膨胀到自我毁灭的故事，既鲜明地展示出现代自由的困境，又深入地探讨了生命的可能性、必然性与现实性问题。在这部分里，为实现作品对观的目的，笔者还具体阐释了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陀氏借助小说主人公伊万的悲剧表明，当理性不再只是一种特定的认知手段，而被当成全能的精神法则与尺度，甚至被当作生存目的本身时，“理性”的崇拜者可能会失去正常的理智而走向心灵的虚妄。由此出发，陀思妥耶夫斯基拒绝任何被理性化了的道德、历史或政治的救世方案，而执意选择能体现出自由、至爱与和谐的“上帝”。显然，这个结论与加缪的价值选择呈现出大相径庭的趣味差异。笔者以比较诗学的方式入思，在着重对比“卡利古拉”与“伊万”两位主人公的精神困境的基础上，不仅着力于揭示两部相互发明的作品的内在涵义，而且再次强调了现代人应该具有的边界意识。
加缪的思想世界第五章注重的依然是文本分析的功夫。在这里，笔者将小说《鼠疫》中的精神信念判定为在荒诞与反抗之间的抉择，认为作家生动地刻画了那个恐怖时代里人们所经历的从肉体到精神的折磨，以及对幸福和安宁的渴望。小说取材于现实生活，又注入作家一贯的对生命、死亡与存在的思考，不仅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推到了极致，而且构造了一种荒诞与反抗之间的张力，肯定了力所能及的行动的力量，提示无神时代的现代人在爱中寻找信仰之源。这部分的特色是力图借助对表层文本的叙事学解释与对深层意蕴的哲理性挖掘，从双重维度把握小说中细腻丰富的肌理。
加缪的思想世界第六章无论是篇幅还是论述对象都堪称本书的核心内容之一。由加缪《反抗者》的发表引发的所谓“加缪事件”，是20世纪思想史上的核心事件之一。它围绕如何评价历史主义以及如何看待道德相对主义这两个问题展开，反映了萨特阵营的虚妄，折射出20世纪思想界歧异、纷争的历史事实。本章围绕这一核心事件从四个方面展开论析：第一部分介绍了“加缪事件”的缘起与结局，指出其背后所涉及的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二部分着重分析了历史主义的理论困境，批判性地观照了加缪—萨特之争的内在理路；第三部分围绕关于“共通人性”的争论展开，附带论及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姿态问题；第四部分是作为本章附件而存在的，评述了波普尔论马克思时的思想发现，目的是进一步从历史主义批判角度为20世纪的思想纷争提供一份理论旁证。
加缪的思想世界第七章论述的是悲剧美学的现代转型。在这部分里，笔者分别从加缪的戏剧创作、理论思考与悲剧意识等三个方面切入论题，具体指出，作为一个富于悲情气质的现代作家，加缪不仅在自己的戏剧创作里，而且在积极的理论思考中，都致力于建构一种现代悲剧美学。这种悲剧美学，以现代人的命运为关注重心，以人生的荒诞性为原初判断，以生命的悲剧意识为思想基点，以复兴现代悲剧为理论旗帜，称得上是对亚里士多德以降的古典悲剧理论的补充与完善，为现代人探究“生活的可能性”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参照。此外，这部分还强调，加缪的思考的独特意义在于，以作家的艺术创作与生活经验为源，为贫乏时代的生命个体提供了一份美的见证。
加缪的思想世界第八章延续的依然是对加缪美学思想的思考。在详尽的资料爬梳基础上，笔者指出，作为精神家园的希腊，是加缪的梦幻之都，是他珍藏在内心深处的一方净土。在他的思想世界里，中道、平衡与节制是希腊人的精神内核，通过审美达成自由是希腊人的人生目标，热爱生活与彻悟存在是希腊人的生命状态。而所有这一切，在毕生追求两极平衡的加缪看来，恰恰是能够疗治现代人精神病痛的一剂良药，足以为弥合“荒诞的人”与无意义世界之间的沟壑提供一种可能性。在这部分的最后，笔者指出，加缪的希腊想象令人神往，也让我们感受到一个现代的“审美的人”。
加缪的思想世界第九章选择了一个有趣的角度切入：故事。作为一个现代小说家，有人说加缪不再编织故事了，而加缪本人也曾表示过小说与哲学的联姻关系。但笔者经过一系列分析认为，加缪并非是一个“反故事”的作家，他只不过使得小说有了更多的哲理意蕴。换言之，加缪依然坚持文学作品中单调的哲理诠释没有太大意义，只有故事里天然蕴涵的“感性的表象”才是最核心的因素。由此笔者认为，不能将加缪的话简单理解成“哲理”对“故事”的征服，或“哲学”对“文学”的征服，而必须深入现代小说的内在机理来看待故事的意义。
加缪的思想世界第十章是本书的尾声，带有一定的结语性质。笔者在此指出，存在、记忆与见证是加缪美学思想中的三个关键词。但在具体论证中，加缪却拒绝把“存在”抽象化，拒绝将“人”工具化，甚至不急于给出问题的答案，而是致力于实现人对自身“人性”的回归。在他看来，“存在”的真正使命在于对意义世界的追寻，任何对人的符号化都是彻头彻尾的背叛。“道德之美”是加缪其人其作的突出特性，是20世纪极少数作家所能拥有的可贵品格。在宗教信仰被怀疑为虚妄的今天，回到审美体验，在艺术世界里感受生命的伟力，或许是最有价值的伦理学，是加缪留给世界的最真实记忆。加缪所身体力行的“见证式写作”并非对现实的简单复原或摹写，而是一个通向真理的中介，是洞察现实苦难之后的再创造。此外，它还是塑造个体的桥梁与实现自由的前提，能协助我们恢复人的尊严与伟大。做一个“自由射手”，这是加缪的力量之源，也是他最可铭记的意义。
总之，加缪从存在主义哲学与希腊悲剧精神中汲取营养，接续法国哲人作家传统，由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出发，倾全部心力于“个体生存的边界性”这一20世纪的严峻问题，显示了一个异端思想者的姿态。他的全部作品都来自一个共同的精神源泉：荒诞之思。也就是说，人类对理性、和谐、永恒的渴求和向往与生存有限性之间的“断裂”，人类的奋斗作为与徒劳无功这一后果之间的“断裂”，这种被称之为“荒诞”的思想，是加缪所有作品的出发点与归宿。继承康德启蒙思想的加缪，不愿意任何人为了明天牺牲现在。他鲜明地主张，人是自身的目的，而且是唯一的目的。一个人想成为什么，必须在人生中进行。加缪对“荒诞”展开的殊死搏斗，是要在一个虚无的世界里实现意义；或者说，他对“荒诞的人”的刻画是要通过“审美”完成对可能世界的探究。在这个意义上，加缪通过聚焦于“荒诞的人”的写作，思考了荒诞与反抗之间的辩证关系，探讨了现代悲剧诞生的可能性，在故事的维度中尝试诗与思的统一，力图用希腊艺术精神照亮现代人的虚无之旅，从而拓展了生命的可能性，提示了由“荒诞的人”走向“审美的人”的精神路径，值得我们恒久珍视。